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地處長城以北的蒙古瓦剌部兵分四路進犯大同、宣府等明朝要塞，大同右參將吳浩戰死，宣府總督楊洪上奏明英宗：“達賊圍馬營己三日，將河水斷絕，營中無水”。

面對明軍的多路敗報，年輕的明英宗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決定御駕親征，重現明成祖當年威震草原的榮光。

然而，明朝的此次出兵十分倉促，在糧草軍械還未準備齊全的情況下，數十萬明軍沿北京昌平、居庸關、宣府一線向大同行進。

然而，大軍剛剛抵達大同，忽臨大雨，加之明軍慘敗的訊息再次傳來，人心慌亂，大同副總兵郭登建議明英宗從紫荊關向京師撤退，以保鑾駕平安。這本是一條十分穩妥的撤退路線，但從大同退往紫荊關要途徑蔚州，太監王振是蔚州人，擔心大軍經過家鄉會破壞農田莊稼，於是慫恿英宗向東沿宣府行進。

正是這條錯誤的行軍路線，導致明軍沿途數次遭遇瓦剌伏擊，行軍緩慢。眾大臣建議退保懷來憑城據守，但太監王振以輜重車未到為由，再次干擾明軍的軍事部署，慫恿大軍就地在河北懷來東南的土木堡安營紮寨。

結果，明軍土木堡一役遭遇慘敗，據清朝谷應泰修撰的《明史紀事本末》（比《明史》修撰還要早）記載：官軍損失五十萬，就連明英宗本人都成了瓦剌的俘虜，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土木堡的大敗，不僅讓明朝損失了大批文官武將，也導致京城門戶開啟，明朝差點成了第二個南宋。

後世在總結明朝土木堡慘敗原因時，無非歸結於太監王振的弄權、指揮的失當以及明英宗的昏庸。但俄羅斯境內出土的文物，卻為我們揭開了明朝土木堡之變的一個冷門原因。

俄羅斯西伯利亞的米努辛斯克市在城市施工時，意外發現了一處儲存完好的古代建築遺址，並從中出土了刻有漢字的銅製腰牌，正面篆刻“駕牌”二字，左側刻有“出京不用”，右側則刻著“調字八百玖拾壹號”，背面共有28字：“御馬監隨駕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與借予者罪同。”

米努辛斯克在歷史上曾先後是匈奴、瓦剌等遊牧政權統治的核心區域，而御馬監則是明朝宦官官署名，為什麼明朝腰牌會在俄羅斯出現呢？

上文提到，明英宗時期曾發生了對瓦剌的御駕親征事件，作為統領禁軍的御馬監必然隨侍。不過，按照大明制度，御馬監腰牌僅限出入宮禁使用，一旦丟失或出借他人是要問罪的。所以，這塊“調”字號腰牌的所有者，是需要隨時出入宮禁的宦官，而絕非普通禁軍士兵，所以才需要在長途跋涉的情況下依然隨身攜帶。

而隨明英宗親征的御馬監宦官分別是太監喜寧和少監跛兒幹（王振屬於司禮監）。這兩個人在土木堡之變時都叛變投敵，具備了腰牌留在米努辛斯克的條件。

另據《明英宗實錄》記載：跛兒幹“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顯然，跛兒幹是在瓦剌大軍圍攻明軍過程中從內部發動叛亂的，而非戰敗被俘才投敵。

由於御馬監統領扈衛皇帝的勇士營，所以，勇士營的倒戈直接引發了明軍的大亂，這也是明英宗被俘的關鍵所在。明朝的《北使錄》也曾提到：“也先人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

如果按照清朝史書的說法，明英宗所帶50萬大軍損失殆盡，那麼既然大軍全軍覆沒了，無人護衛的明英宗被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實際上，土木堡親歷者李賢曾明確記載過：“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分之一”，也就是說，明朝總兵力只有20餘萬，傷亡十餘萬，遠沒有50萬這麼誇張，明朝的損失顯然是被清朝有意誇大了。

明英宗的意外被俘，也與明軍的內亂有關，數年後楊善出使瓦剌時，瓦剌人還詢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這一奇怪舉動正是明軍內亂的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