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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地處長城以北的蒙古瓦剌部兵分四路進犯大同、宣府等明朝要塞,大同右參將吳浩戰死,宣府總督楊洪上奏明英宗:“達賊圍馬營己三日,將河水斷絕,營中無水”。

面對明軍的多路敗報,年輕的明英宗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決定御駕親征,重現明成祖當年威震草原的榮光。

然而,明朝的此次出兵十分倉促,在糧草軍械還未準備齊全的情況下,數十萬明軍沿北京昌平、居庸關、宣府一線向大同行進。

然而,大軍剛剛抵達大同,忽臨大雨,加之明軍慘敗的訊息再次傳來,人心慌亂,大同副總兵郭登建議明英宗從紫荊關向京師撤退,以保鑾駕平安。這本是一條十分穩妥的撤退路線,但從大同退往紫荊關要途徑蔚州,太監王振是蔚州人,擔心大軍經過家鄉會破壞農田莊稼,於是慫恿英宗向東沿宣府行進。

正是這條錯誤的行軍路線,導致明軍沿途數次遭遇瓦剌伏擊,行軍緩慢。眾大臣建議退保懷來憑城據守,但太監王振以輜重車未到為由,再次干擾明軍的軍事部署,慫恿大軍就地在河北懷來東南的土木堡安營紮寨。

結果,明軍土木堡一役遭遇慘敗,據清朝谷應泰修撰的《明史紀事本末》(比《明史》修撰還要早)記載:官軍損失五十萬,就連明英宗本人都成了瓦剌的俘虜,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土木堡的大敗,不僅讓明朝損失了大批文官武將,也導致京城門戶開啟,明朝差點成了第二個南宋。

後世在總結明朝土木堡慘敗原因時,無非歸結於太監王振的弄權、指揮的失當以及明英宗的昏庸。但俄羅斯境內出土的文物,卻為我們揭開了明朝土木堡之變的一個冷門原因。

俄羅斯西伯利亞的米努辛斯克市在城市施工時,意外發現了一處儲存完好的古代建築遺址,並從中出土了刻有漢字的銅製腰牌,正面篆刻“駕牌”二字,左側刻有“出京不用”,右側則刻著“調字八百玖拾壹號”,背面共有28字:“御馬監隨駕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與借予者罪同。”

米努辛斯克在歷史上曾先後是匈奴、瓦剌等遊牧政權統治的核心區域,而御馬監則是明朝宦官官署名,為什麼明朝腰牌會在俄羅斯出現呢?

上文提到,明英宗時期曾發生了對瓦剌的御駕親征事件,作為統領禁軍的御馬監必然隨侍。不過,按照大明制度,御馬監腰牌僅限出入宮禁使用,一旦丟失或出借他人是要問罪的。所以,這塊“調”字號腰牌的所有者,是需要隨時出入宮禁的宦官,而絕非普通禁軍士兵,所以才需要在長途跋涉的情況下依然隨身攜帶。

而隨明英宗親征的御馬監宦官分別是太監喜寧和少監跛兒幹(王振屬於司禮監)。這兩個人在土木堡之變時都叛變投敵,具備了腰牌留在米努辛斯克的條件。

另據《明英宗實錄》記載:跛兒幹“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顯然,跛兒幹是在瓦剌大軍圍攻明軍過程中從內部發動叛亂的,而非戰敗被俘才投敵。

由於御馬監統領扈衛皇帝的勇士營,所以,勇士營的倒戈直接引發了明軍的大亂,這也是明英宗被俘的關鍵所在。明朝的《北使錄》也曾提到:“也先人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

如果按照清朝史書的說法,明英宗所帶50萬大軍損失殆盡,那麼既然大軍全軍覆沒了,無人護衛的明英宗被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實際上,土木堡親歷者李賢曾明確記載過:“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分之一”,也就是說,明朝總兵力只有20餘萬,傷亡十餘萬,遠沒有50萬這麼誇張,明朝的損失顯然是被清朝有意誇大了。

明英宗的意外被俘,也與明軍的內亂有關,數年後楊善出使瓦剌時,瓦剌人還詢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這一奇怪舉動正是明軍內亂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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