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有的學者又發展出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推演出來的新的解釋。他們把武則天視為新興地主階級和商人，武則天的上臺，是反對貴族的運動。然而，這樣整齊劃一的歷史解釋，往往經不起檢驗。實際上武則天自己非常驕傲於自己出身關隴集團的身份。而李勣這些支援武則天當皇后的大臣，最後證明其實不過是支援自己以前的舊主高宗李治。

693年，武則天用幾年前自己編寫的《臣軌》“經”以代替舉子的必修課程《道德經》。這個文獻以太宗的《帝範》為模式。它體現了武后的政治哲學，主要包括從儒家和道教經籍中精選的引語，分列於“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標題之下。在高宗和武則天統治的五十五年中，每年錄取的進士也不過二十人。武則天上臺的確從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社會流動，但是這種社會流動並非由科舉制度推進，而是通過用政治力量打壓既定的皇室和貴族來實現的。

武則天重修的《姓氏錄》將武氏列入第一等級。不過這並不新鮮，早在太宗時代，就通過《氏族志》拔高李唐皇族的地位。實際上，這種編制譜系的做法，打擊的往往是山東的一些高門大族。比如659年，高宗下詔禁止這些高門大族內部通婚。而科舉選拔的官員，只佔到官員比例非常小的部分，難以改變原有的官員結構，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科舉真正成為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機制，恐怕還要到唐中後期。武則天上臺的重要支持者可能還包括文人和佛、道僧侶，以及胡人集團。

武則天時代的對外政策並不算特別成功，由於忙於內政，所以在她統治期間，在帝國的各個方向都出現了退卻。尤其是突厥帝國又得以復興，併成為唐朝的威脅。對契丹的戰爭也遭到了慘敗。對內的恐怖統治在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武則天還在洛陽修造明堂、天堂，鑄造天樞，規模都極巨集壯，她還到處大修佛寺、佛像，使百姓勞弊，財政出現問題。

從萬歲通天二年（697）開始，武則天寵幸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圍繞在他們周圍，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集團，這個集團的權威來自於武則天，但是跟武三思等武家勢力、李旦等李家勢力都有區別。武家的武承嗣、武三思急於獲得太子地位，試圖真正取代李唐皇室的神聖地位。但是這一企圖在狄仁傑等人的反對下沒能實現。皇位傳承始終穩固在李唐子孫手中。武則天年事已高，不再信任李唐宗室和武家兩大集團，試圖建立一個直接對自己負責的小團體，這就是二張集團的權力來源。但是跟狄仁傑、姚崇等體制內官僚相比，二張等人沒有政治根基和政治歷練，無法應對複雜的政治局面。在武則天晚期，狄仁傑、姚崇等人經過精心安排，把忠於李唐皇室的官員，比如張柬之等，安排到關鍵位置上，為稍後的李唐復辟奠定了基礎。

武則天上臺，打斷了李唐皇室的權力傳承，也因此在政治意識形態、官員選拔標準、思想信仰政策方面都有自己鮮明的特色。比如她使用一套佛教政治理論、符號、修辭為自己的統治辯護，把自己打扮成佛教的理想君主轉輪王——金輪神聖皇帝；又比如她將帝國的首都從長安遷到了洛陽，將洛陽作為統治的中心。但是在699年之後，她依然面臨著權力傳承問題，最後的決定，是“復子明辟”——也就是將權力交回給自己的兒子，那麼權力也就會再次回到李唐家族手中。之後她放棄了武周原先的正朔——以子月也就是現在農曆的十一月為一年之首；放棄了“金輪聖神皇帝”的頭銜；並且比以前更頻繁地回到長安。這一切，都為她下臺之後的政治走向奠定了一個基調。

690年九月，武則天稱帝建周，將原先李唐的皇帝睿宗李旦降封為皇嗣，改名“武輪”；同時拔擢武家子弟，武承嗣、武三思等紛紛躋身親王行列。忠於李唐的勢力，團結在皇嗣的旗幟下。李氏和武家的衝突和對抗，基本刻畫了此後十年間的政治史圖景。李旦的王府舊僚，比如裴炎、王德真、劉禕之在此之前已被剪除，然而雙方的對抗並沒有停止。親唐派大臣比如尚方監裴匪躬、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白澗府果毅薛大信、右玉吟衛大將軍張虔勖、監門衛大將軍範雲仙等都因私自拜謁皇嗣被殺。來俊臣等酷吏屢屢危及皇嗣，甚至後者要有賴於身邊的樂人安金藏剖腹以證明皇嗣不反。武則天試圖糅合李、武集團的努力到699年已經因為雙方的劍拔弩張徹底破產，此時需要引進新的政治角色。

699年，被流放在房州十五年的中宗李顯被召回洛陽，取代了李旦的儲君位置。以前的史家對中宗和睿宗的矛盾估計過低，其實在相當長時間裡，中央一直存在著一個龐大的相王集團。中宗，680年為太子，683年為帝，次年廢，當年安置房州，698年返回京師，他作為儲君和皇帝的時間僅有四年；而睿宗，684年為帝，690年降為皇嗣，698年降為王，前後作為皇帝和儲君十五年，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南朝宰相和大臣們都是以在京的睿宗為旗幟對抗武氏的。武則天將中宗召回長安，不管主觀上是如何考慮的，在實際上她成功地分化了李唐集團。

李旦的相王府的政治勢力經過長期的培植，非常強大。面臨著強大的相王集團和與相王關係密切的宰相功臣集團的威脅，被長期流放的中宗在都城並沒有多少政治力量可以依靠，為了加強自己的政治力量，中宗與自己的妻族韋氏和殘存的武氏勢力相結合，形成了一個韋武集團，和真正代表李唐皇室利益的相王集團相對抗。

唐中宗很注意搞好與武姓家人的關係，希望通過裙帶關係穩固確立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在迫使武則天下臺的政變之後，面臨強大的相王及宰相功臣集團，只有殘餘的諸武勢力和自己太太韋后的家族勢力可以依靠。中宗便扶持武氏殘餘勢力，同時提高皇后韋氏的地位，並促使韋武合流，組成忠於自己的政治集團。這一點從中宗女兒的婚姻就可以看得出來。中宗有八個女兒，其中有六人嫁給武家或者韋氏，包括新都公主嫁武延暉、定安公主嫁韋濯、永泰公主嫁武延基、安樂公主先嫁武崇訓再嫁武延秀、成安公主嫁韋捷、永壽公主嫁韋鐬。跟中宗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相王李旦的十一個女兒，沒有一個是嫁給武家或者韋家的，而且在後來即位之初，就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諡，斫棺暴屍，平其墳墓。武則天晚年親近張易之兄弟，後者導致了李重潤、武延基、永泰公主等李武家族重要成員的死亡，因此被視為兩個家族的敵人。

神龍元年（705）正月，洛陽發生了政變，直接導致了武則天的下臺和中宗的復辟。這次政變是李氏家族的一致行動，武家勢力也平靜地對待這一政治變動。一切進展順利，北門禁軍除了千騎部分全部參加了政變，護送中宗進入宮城，相王李旦則率兵控制了宰相辦公的南衙。這一次政變針對的是在位的武則天和威脅儲君安危的張易之兄弟，而不是諸武勢力。

這次政變，使南朝宰相集團和李氏諸王公主（特別是相王和太平公主）的實力大增，並形成一個功臣宰相階層，代表人物是張柬之、崔玄暐、桓彥範、敬暉、袁恕己、李多祚、王同皎、楊元琰等。這些使在外流放多年，而在朝廷並無根基的中宗心懷疑忌。中宗上臺之後開始聯合武家勢力，形成支援自己的集團。以五王為代表的功臣集團被流放誅殺。相王李旦也多次涉險，屢屢遭到猜忌，甚至因為李旦諸子（李成器、李成義、李隆基、李隆範、李隆業）所居之地有龍氣，中宗泛舟戲象以厭勝之（《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

與依靠參與武家勢力和拔擢韋氏家人並行的舉措，是中宗繼續延續武則天的崇佛政策。一般認為，中宗復辟之後似乎應該改變武則天的崇佛政策，但是實際上並非如此。唐中宗復辟後面臨的政治形勢對自己非常不利，他繼續推行崇佛政策的重要動機，就是要利用佛教宣傳自己上臺的合法性。同時，唐中宗也有可以利用佛教的資本，他與佛教有相當的因緣。李顯出生時，曾得到高僧玄奘法師的庇佑，高宗曾答應玄奘，李顯出生後要出家為僧，並賜號“佛光王”，這些都為中宗復辟以後利用佛教宣揚自己提供了資本。

中宗復辟以後，對薦福寺格外重視，大加修飾，重大的宗教活動、著名的大德高僧大都被安排在該寺。整個中宗朝，薦福寺實際上成為整個長安乃至唐帝國的佛教中心。中宗在流放房州的十餘年間，潛心於佛典，以尋求精神的慰藉。同時由於房州與荊州距離很近，所以他對於荊州僧人團體比較熟悉，在復辟以後，中宗便邀請了大量荊州的僧人到京城，為自己的宗教活動服務。中宗也因此被認為是李唐最為崇佛的君主。

中宗時代，女人蔘政比武則天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宗皇后韋氏似乎有武則天一樣的政治野心，至少從一些事實可以印證這一點，比如她製造為自己歌功頌德的符瑞、歌謠，建造紀念性的建築，在中宗死後（官方史書認為是她和安樂公主下毒），她垂簾聽政；中宗和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政治經歷豐富，在其周圍也圍繞著一個政治集團，不過整個中宗時代，太平公主在政治立場上似乎是傾向睿宗的，也是她促成了睿宗取代中宗的幼子繼承皇位；中宗的女兒安樂公主野心勃勃，甚至試圖取代男性太子做皇太女，成為皇位的繼承人；從武則天時代就參與政治決策的上官婉兒，此時也在政治舞臺崛起，在較長的時間裡掌握了詔敕的書寫權。最初，上官婉兒往往親近武韋勢力而排斥壓抑李唐子弟，後來出於政治投機轉換門庭，開始傾向太平公主和相王一系。其他如長寧公主、韋后的妹妹鄴國夫人、上官婉兒的母親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及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等等，都登上政治舞臺。女性的政治熱情高漲，一方面是武則天時代遺留下來的政治傳統和文化氛圍仍然具有號召力，另一方面也是貴族政治發展到某種極致程度的表現——女性背後往往是強大的家族勢力。圍繞皇位繼承，最為強大的貴族家族比如李、武、韋等競逐其間，同時，幾乎所有處於政治中心的世家大族成員都難免“選邊站”，這從北朝以來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