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外名流口中的優雅君子,
大國風度與和藹可親,
在他身上完美地統一,
讓全世界都為他的風采所折服。
1954年他代表中國,
第一次出席日內瓦國際會議,
霸氣,大步流星地步入會場,
引來在場所有人的矚目。
英語水平高,
會俄、法、德、日四門外語,
活躍於政治外交領域,
文武雙全,雄才韜略,
戲劇表演,琴棋書畫樣樣精通,
愛情專一,顏!值!高!
他,就是一個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近乎,
“完美”的中國偉人周恩來。
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
望子成龍的父母給他,
取名“大鸞”,字翔宇,
希望他可以像大鳥一樣翱翔天空。
讀私塾的時候,
周大鑾改名為周恩來。
從父輩開始,周恩來家道中落。
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
父親常外出,
他10歲即開始當家。
周恩來在故鄉度過了12個春秋。
1910年,12歲的周恩來離開淮安,
赴東北伯父處讀書。
從此,他再沒有回去過。
少年周恩來曾就讀於奉天東關模範學堂,
在這裡度過了高小讀書生活。
在一次修身課上,
老師向同學們提出了“為什麼而讀書”的問題,
13歲的周恩來清晰而堅定地回答道: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1912年,在瀋陽東關模範學校讀書時的周恩來
1913年,
15歲的周恩來就讀於天津南開,
學習勤奮,成績優異,人緣好,
在同學中享有很高聲望,
關心國家大事,
組織同學進行革命活動,
是個十足的熱血青年。
他是傳說中的民國四大美男,
氣質周正,濃眉俊朗,
軍人特有的硬朗腰板兒,
銳利熾熱的眼神,
絕對一位朝氣蓬勃的帥氣青年。
擅長表演,讀書期間,
參演及編寫過眾多話劇。
他主張戲劇要改革,要普及,
要有助於“開民智,進民德”。
周恩來在《仇大娘》中的女裝扮相(左二)
1916年,南開學校時期的周恩來
1917年,以優異的成績從南開畢業,
該校畢業同學錄上的周恩來小傳
周恩來還寫得一手好書法,
也許是被他卓著的政績所掩,
一如魯迅的書法被文所掩一樣。
那沉著凝重、雄俊偉茂的行書,
點畫沉著,筆力遒勁,
輕轉重按,一氣呵成,
或伸或縮,或濃或淡,
或正或欹,
章法似亂石鋪街,
若飛花散雪,道法自然。
與毛澤東瀟灑險峻,
奇逸開張的草書相應,
堪稱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
書法藝術中的兩枝奇葩!
周恩來書法欣賞
上馬殺賊,下馬學佛
1913年周恩來為郭思寧題詞
周恩來東渡日本求學時所作詠懷詩
為林卓午題詞(1940年5月9日)
為紀念抗戰兩週年給《新華日報》題詞(1939年)
為《民族畫報》題字
為《世界知識》雜誌題字
典型的溫文爾雅白面書生,
如同諸葛亮“羽扇綸巾”,
運籌帷幄,
是絕對的文職官員。
但令你想不到的驚人祕密卻是,
周恩來在黨內長期擔任的是,
中央軍事部長,軍委書記,
甚至建立並親自領導“中央特科”,
專門懲奸除霸,
這些可都是赫赫武夫才能乾的事。
因為他武功高強,
曾是聞名遐邇的“武林高手”。
在南開就讀時,
曾拜天津開設武館的韓纂俠為師,
習學“形意八卦”,
後來在任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時,
韓纂俠則被聘為黃埔軍校首席國術教官。
周恩來既是課堂上的武術教師,
又扮演實踐中的“武林高手”角色,
常常奮不顧身地親自指揮紅隊,
搶救被捕同志,鎮壓叛徒特務,
虎口除奸,先後處決了罪大惡極的叛徒:
何家興、戴冰石、白鑫和
國民黨特務頭子王斌、馬紹武等人。
當時周恩來化名“伍豪”,
所以他的特科行動被稱為“伍豪之劍”,
他的特科比國民黨特務頭子,
戴笠的部隊厲害百倍,
蔣介石曾對戴笠說:
“如果我們抓住了周恩來,
整個共產黨就會垮臺”。
1917年,
19歲的周恩來留學日本,
尋求革命真理。
臨行前,他寫下了這首詩: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在日本,
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思潮,
開始向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轉變。
1919年,周恩來毅然決定,
不再滯留日本,而“返國圖他興”。
他回國後進入天津南開大學學習,
投身於五四運動。
在五四運動中,周恩來結識了,
當時在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
讀書的鄧穎超(原名鄧文淑),
那一年,鄧穎超只有15歲。
穿著白衣黑裙、梳著S 髻,
在南開大學的禮堂裡,
滿懷激情的進行演講,
此時在會場的一個角落裡,
周恩來就坐在那裡,目睹了這一場面,
並被她的氣質所感染,
拿出筆記本不時地記錄,
此時的鄧穎超更不知道,
當時21歲的周恩來在筆記本上,
認真地記錄下的是她的名字——鄧文淑。
集會結束後,
鄧穎超和同學們正要離開會場,
周恩來快步走上前,
讚賞地說道:“你們講得真動人啊”。
她抬頭一瞧,
看見一位英俊的青年站在自己的面前,
濃眉下那一雙又黑又亮的眼睛,
正含著笑容注視著自己,
鄧穎超大大方方地答道:
“講得不好,請多指教。”
兩人惺惺相惜。
鄧穎超曾這樣回憶這段感情,
“我與他是萍水相逢,
不是一見傾心,
更不是戀愛至上。”
他們之間並沒有像預設中一般兩情相悅,
那時的鄧穎超只聽說,
周恩來主張獨身主義,
卻不知道那個勇敢站在講臺上的自己,
已經讓周恩來一見鍾情。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愛情,
都產生在第一眼剎那間的,
電光火石便海誓山盟,
他們的愛情在時間中慢慢培養起來,
就如涓涓細流匯成大海一般。
1920年11月11日,
從日本歸國不久的周恩來,
再次登上法國郵輪“波爾多”號,
踏上去法國勤工儉學的旅途。
周恩來在巴黎的住所門前留影
正是在法國,
他參加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
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人之一。
當時,在他的身邊聚集著,
一批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幹,
包括蔡和森、李維漢、向警予,
還有後來新中國的四位副總理:
陳毅、李富春、聶榮臻和鄧小平。
1924年,周恩來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的部分成員在巴黎的合影。前排左四為周恩來,左六為李富春,左一為聶榮臻,後排右三為鄧小平。
而就在周恩來旅法的第三年,
鄧穎超突然收到周恩來,
從法國寄來的一張明信片,
在這張印有,
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
周恩來寫道:
“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
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
一同上斷頭臺。”
這份感情對所有人來說都來得太突然。
鄧穎超在與人閒聊時說:
“我們也沒有計較誰的長相,
恩來長得比我漂亮,
我長得並不漂亮,
連我自己都有些納悶他的追求。”
周恩來說:
“還記得當年在天津開大會嗎?
你第一個登臺發言,
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你那兩隻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1924年,
26歲的周恩來從法國回到國內。
當時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在蓬勃興起,
他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黃埔軍校的校長是蔣介石。
1924年,周恩來奉命從歐洲回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周恩來和蔣介石等,
領導進行了第一、二次東征,
為鞏固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
和進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貢獻。
同年8月,
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廣東結婚。
從此便有了他們之間,
流傳至今的唯美愛情,
周恩來終生對鄧穎超愛情的專一,
在那個時代的傑出男人中非常之少見。
1954年,
周恩來前往日內瓦參加會議,
鄧穎超留在北京,
海棠花盛開的時候,
她想到周恩來最愛海棠花,
卻不能親自來觀賞,
於是便剪下一枝海棠花,
做成標本壓在書中,
託人帶給了周恩來,
“羈客有家歸未得,對花無語兩含情”。
周恩來感動不已,
託人帶回一朵芍藥花送給鄧穎超。
周恩來回國時特意把那枝海棠花帶了回來,
鄧穎超就用一張紙作襯,
把海棠和芍藥放在一個鏡框裡掛了起來。
北京--日內瓦,海棠--芍藥花,
象徵著倆顆思念之心的信物。
他們是非常相似的兩夫妻,
工作永遠都是擺在自身的前面,
而正因為如此,
命運也讓這份美好不能圓滿。
孩子,
是鄧穎超和周恩來這份感情裡,
唯一的遺憾。
懷第一個孩子時,
為了革命工作,
鄧穎超放棄了這個孩子,
周恩來知道此事後,
發了很大的火,
說:“你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
孩子不是你一個人的,
是我們兩個人的後代。”
而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到了預產期,
鄧穎超在產房裡難產生了三天,
最後醫生不得不用產鉗,
這個孩子因為頭顱受傷,
生下來就夭折了,
此後,鄧穎超就再也沒有懷上過孩子。
但是他們又都非常喜歡孩子,
所以就有了後來的養女孫維世。
1940年周恩來鄧穎超在莫斯科看望烈士遺孤。前排左起為張芝明(張太雷之子)、趙令超、趙施格(趙世炎之長子和次子)、後排左二為郭志成(郭亮之子)。
鄧穎超、周恩來與毛岸英(右一)、毛岸青(右三)在國際兒童院的合影
在一生時局動盪的日子裡,
他們倆人在愛情裡相互扶持,
周恩來沒能給鄧穎超富足穩定的生活,
經常帶著她四處奔走,
然而鄧穎超卻不離不棄,
“和愛的人走到哪,哪裡都是家。”
長征路上的周恩來因為工作壓力大,
身體支撐不住險些病危,
行進中的隊伍醫療水平不夠,
不能開刀或穿刺,
鄧穎超就默默的守護在昏迷的周恩來旁邊,
哪裡都不去,
直到周恩來從昏迷中甦醒。
1940年9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在被日本飛機炸燬的八路軍 駐重慶辦事處前留影
1943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延安窯洞前合影
1950年8月8日,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拍攝的結婚25週年紀念照
“春天到了,百花競放,西花廳的海棠花又盛開了,看花的主人已經走了,走了十二年了,離開了我們,他不再回來了······到這個盛開著海棠花的院落來居住。你住了二十六年了,我比你住得還長,現在已經是三十八年了。”
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廳海棠盛開,鄧穎超睹花思人,寫了這樣一篇散文,懷念逝去12年的丈夫周恩來。
鄧穎超與周恩來之間的愛情,
就如海棠花一樣馥郁溫暖,
她不是美人,
卻讓周恩來一見鍾情,
愛了一輩子!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失敗後,
周恩來轉移到香港又返回上海,
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後任中央組織部長,
開始從事長達4年的地下工作。
1927年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的周恩來
1931年,
33歲的周恩來,
進入江西中央蘇區,
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長征到達陝北時的周恩來
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
周恩來堅決支援毛澤東的正確路線,
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2月,
周恩來任中共全權代表,
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談判,
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
此前,
周恩來曾在延安與張學良進行祕密會談。
西安事變期間的周恩來
1937年,周恩來、毛澤東和博古在延安。
周恩來在武漢廣泛地同國際友人交往,爭取他們對中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支援和幫助。圖為1938年周恩來和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左三)等國際友人在武漢
1938年,周恩來和郭沫若、葉劍英同彭德懷在武漢火車站留影
1939年,周恩來和愛國將領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在曾家巖
1940年,周恩來歸國回到延安後鍛鍊臂力時的情景
在八年抗戰和抗戰勝利後的一段時期內,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
連線外部世界的橋樑,
也是國內外各界人士,
了解共產黨的人格化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