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西南軍區和中共重慶市委在重慶勝利大廈舉行宴會，歡迎去北京參加國慶一週年慶祝活動的西南各民族代表團圓滿歸來。鄧小平致歡迎辭。後來，據代表團成員、原世襲雲南車裡宣慰使刀世勳回憶：“小平同志來了之後，給大家講幾句話，給代表團問好。”代表們“個個都想見小平同志，但是他個子矮，在人群中看不見。有個代表端個椅子來，請他站在椅子上。大家熱烈地鼓掌，表示歡呼”。

毛澤東曾向外賓介紹鄧小平：“你看他人這麼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統率的。”鄧小平雖是小個子，卻是一個充滿了智慧的小個子。他高瞻遠矚地看問題與解決問題，就是充滿了大智慧的突出表現。因為鄧小平看問題站得高望得遠，所以他能繼承、發展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是一位毛澤東親近的、喜歡的人。毛澤東曾在一次會議上指著鄧小平說：“我是喜歡你這個人的。”

毛澤東熟悉鄧小平並留下難忘印象，是從20世紀30年代初在江西中央蘇區開始的。1931年10月，鄧小平擔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時，曾在縣城組織召開五萬人大會，熱烈慶祝中央紅軍第三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大會設四五個分會場，在鄧小平陪同下，毛澤東到各個分會場講話。半年後，鄧小平調任中共會昌臨時縣委書記。此後，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因貫徹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抵制“左”傾教條主義，反對“城市中心論”、軍事冒險主義等錯誤做法，受到了無情打擊。鄧小平也從此受到毛澤東的格外注意。“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在鄧小平來信的批示中寫道：“他在中央蘇區是捱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

抗日戰爭中的1938年1月5日，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軍委電告朱德、彭德懷、任弼時：“決定以鄧小平同志為一二九師政委。”這是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器重、信任鄧小平的一個重大決定。一二九師是八路軍的三大主力之一，即後來的劉鄧大軍、第二野戰軍的前身，鄧小平於1938年1月18日到職。這是他從師政委到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歷史起點。

解放戰爭中，在大決戰前夕，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軍委決定讓鄧小平擔任統一指揮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的總前委書記。由此，鄧小平領導了三大戰役中規模最大的淮海戰役，領導了渡江戰役，並解放了南京、上海及東南各省，宣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後來，毛澤東稱讚鄧小平是一個懂軍事的人，打仗得力，有戰功。毛澤東說，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在黨的軍事史上，受到毛澤東器重並立下赫赫戰功的，林彪和鄧小平兩人最為顯著。林彪擔任東北局書記時以中央委員的身份領導了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高崗、陳雲、張聞天）。林彪指揮了三大戰役中的兩個戰役（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林彪指揮的部隊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這是唯一的。鄧小平在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領導了兩個野戰軍。鄧小平指揮了三大戰役中規模最大的淮海戰役。他指揮的部隊從東南一直打到西南包括西藏。這也是唯一的。

毛澤東向外賓介紹鄧小平時說：打南京是兩個野戰軍，差不多100萬軍隊。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後他們第二野戰軍向西佔領四川、雲南、貴州。

從東南到西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將主政西南的工作重擔放到他的肩上。鄧小平在西南工作了兩年零八個月，在領導改造90萬起義、投誠、被俘的國民黨軍官兵，消滅90萬土匪，發動6000萬群眾，提高解放軍部隊60萬幹部戰士的素質，以擔當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務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績。其間，毛澤東一直密切關注著鄧小平主政西南的工作。他多次肯定鄧小平對情況的分析和處理計劃“是很好的”，工作的部署和採取的步驟“是正確的”；多次讚揚鄧小平的工作“方針正確，成績很大”，“路線正確，方法適當”；多次對鄧小平的工作感到“甚慰”“甚好”，“成績極大，甚為欣慰”。毛澤東還多次轉發鄧小平的報告，將西南局剿匪、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土地改革，以及整風、城市工作的做法推薦給其他大區，並指出“一切尚未做到這一步的地方，都應這樣做”，“所有這些都是正確的，各地都應這樣做”，“請你們考慮可否仿照西南辦法”。

1952年8月7日，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8月13日，在鄧小平主持召開的政務院第148次政務會議上，周恩來宣佈：“在我奉毛澤東主席之命赴蘇聯訪問期間，由鄧小平代理總理職務。”鄧小平進京後，不僅擔任政務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總理，在總理離京時代理總理職務，而且毛澤東還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即由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管理政府方面的事。1953年2月19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關於加強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分工問題的座談會規定：“今後各委、部直接提請政務院批示或辦理的事項，除例行事務外，凡屬涉及方針、政策、計劃的事項，應限於在中央政治局已經討論過決定了的問題，或是在中央已經批准的計劃或批准的原則範圍之內的問題，此類事項，原則上一般由鄧小平同志處理，其中屬於仍須經過周恩來同志處理者，亦由鄧小平同志提出。在處理過程中，如周恩來、鄧小平兩同志發現有必須向中央請示報告的，即再直接提向中央。”高饒事件之後，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祕書長兼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雖然這時的鄧小平還只是一名中央委員，但實際上已開始進入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這又是唯一的。1955年4月4日，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和林彪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新中國成立初期，六個大區的第一書記都是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層的重要人選，後來被選進中央最高決策層的只有鄧小平和林彪。

在中共八大籌備過程中，毛澤東推舉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表態說：“一不行，二不順。”毛澤東強調：“設總書記完全有必要。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臺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麼一個作用。”毛澤東評價鄧小平時說：“這個人比較公道”，“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毛澤東還多次講到“他跟我一樣”。這種比較，毛澤東只在評價鄧小平時才講過。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之一。

中共八大將七大時的中央書記處改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並另設了一個書記處。對於這個書記處的職能，毛澤東說：“很多事情要在那裡處理，在那裡提出議案。”毛澤東在談到中央領導機構的設定時曾說：“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第一次會議確定：中央書記處在自己的工作中，既要能夠盡到“擋風”的責任，又要不犯越權的錯誤，並且必須儘可能做到使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各同志，能夠及時了解各方面的工作情況。可以說，中共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站在中央日常工作第一線的，是站在第一道“防風林”的位置上的，也是站在作為接班人培養的位置上的。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在講到“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時，毛澤東說：權力當然不只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但是總要有一個核心機關，經常注意問題。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薦為元帥。書記處的總書記就是鄧小平，你就當個副元帥。行不行？毛澤東為元帥，鄧小平為副元帥。這裡，毛澤東強調了總書記的職責，而副元帥所處的正是接班人的位置。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鄧小平成為被批判的黨內第二號人物，林彪實際上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但是，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把鄧小平同劉少奇區別開來。林彪垮臺後，王洪文一度處在接班人的位置上。然而，毛澤東從林彪垮臺到疑慮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搞“四人幫”，眼光又不斷投到鄧小平身上。在毛澤東提議下，鄧小平先是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後來又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主持黨、政、軍的日常工作。毛澤東評價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寓剛，綿裡藏針。1974年12月，毛澤東甚至稱讚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在毛澤東最後的日子裡，鄧小平在黨、政、軍中無人替代的人氣，除了他的主觀因素外，還與毛澤東對他的長期器重和培養密不可分。

鄧小平同毛澤東一起走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曲折道路。他深切地感受到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他深情地說：“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談話時指出：“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鄧小平認為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必須把二者區別開來。“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他在一生的後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

鄧小平向來重視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毛澤東思想，反對教條主義地對待毛澤東思想。尤其是對實事求是路線、獨立自主路線、群眾路線這些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他有著比其他人更深刻的認識。

關於實事求是，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就要在每一時期，處理各種方針政策問題時，都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鄧小平多次講他是“實事求是派”。

鄧小平不僅在黨和國家方針的決策方面注重實事求是，而且在個人風格方面也是注重實際，不慕虛名。這後一方面，鄧小平也與毛澤東一樣是最重視從實際出發、最講實際的人。鄧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時，無論從這個職務，還是從西南黨、政、軍實際負責的情況看，他都是西南大區的一號首長。然而，鄧小平看重多做實際工作，從不爭名分高低，他提議報紙上公佈首長姓名的次序為劉（伯承）、賀（龍）、鄧（小平）、張（際春），把自己擺在劉、賀之下。鄧小平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兼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委，排序為三號首長，這是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六個大區中唯一的例外。

當時，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同時是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他唯恐任何一個職務落在別人後面。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同時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華東軍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林彪，同時是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區司令員。但林因病休養，中南黨、政、軍工作實際由第二書記鄧子恢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同時是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西北軍區司令員。但不久彭德懷擔任中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去北韓前線，西北黨、政、軍工作實際由第二書記習仲勳主持。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同時是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兼財政部長，其主要工作在後一方面；華北局機關駐北京市，華北大區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政務院華北事務部負責，這是當時華北與其他五個大區不同之處。六個大區的情況各不相同，但在五個有政府機構的大區中，只有鄧小平這個第一書記不是一號首長，也只有鄧小平這個第一書記是在政府機構中任副職的。新時期，鄧小平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總決策者，卻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或總書記，這既有培養接班人和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考慮，也與他重實際不爭名分的風格緊密相關。

獨立自主，就是不依附任何國家、任何外部勢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自己的道路。鄧小平說：“中國革命為什麼能取得勝利？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鄧小平認為，“中國革命的成功，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現在中國搞建設，也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

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他莊嚴宣告：“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中國利益的苦果。”

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本來是個窮國，為什麼有中美蘇‘大三角’的說法？就是因為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為什麼說我們是獨立自主的？就是因為我們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否則，只能看著美中國人的臉色行事，看著發達國家的臉色行事，或者看著蘇聯人的臉色行事，那還有什麼獨立性啊！”

關於群眾路線，鄧小平說：“我認為，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培養好的風氣，最主要的是走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寶。”“只要我們信任群眾，走群眾路線，把情況和問題向群眾講明白，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任何障礙都可以排除。”

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鄧小平總是著眼於“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上，支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生動的例證之一。當安徽鳳陽小崗村和肥西縣一些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受到種種非議和指責時，他發表了《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講話，旗幟鮮明地支援了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的責任制。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個別地方的興起到全國範圍的推廣，充分顯示了鄧小平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為了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倡導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巨大威力。

鄧小平說：“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和整個國家的面貌發生的巨大變化，都是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

鄧小平特別重視結合不斷變化的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徵不斷髮展毛澤東思想。這是鄧小平在繼承和維護毛澤東思想這個基礎的同時，又能發展和超越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因。鄧小平說：“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集中到一點，就是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鄧小平能成為一代偉人，還有一個條件，就是與他“三落三起”的非凡經歷有著密切的聯絡。

在籌備中共八大時，毛澤東評價鄧小平時說：“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當時，王首道發言：“我同意這個看法，受過打擊的人，他對於另外一方面的問題考慮得比較周到。”在老一輩革命家眼裡，有沒有在黨內經過鬥爭的經歷，其見識和智慧是不一樣的。

鄧小平的第一次“落”與“起”，是同中央蘇區“左”傾教條主義的禍害與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相聯絡的。鄧小平的第二次“落”與“起”，是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林彪垮臺和周恩來病重相聯絡的。鄧小平的第三次“落”與“起”，是同“四人幫”橫行霸道，與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臺，全黨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相聯絡的。

在第一次“落”與“起”中，鄧小平看到了教條主義對根據地和紅軍造成的巨大損失，感受到了毛澤東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地走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的正確性和極端重要性。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落”與“起”中，鄧小平看到了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對國家發展造成的嚴重危害；看到了毛澤東既批評“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又堅持“文化大革命”路線的深刻矛盾；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的事業造成的重大損失。新時期，鄧小平是在恢復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的光榮傳統下，吸取“文革”的慘痛教訓，領導中中國人民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康莊大道的。

鄧小平一生“三落三起”，意志由此磨鍊，智慧由此凝聚。他能成為深受全中國人民愛戴和世界矚目的領導者，能以高瞻遠矚的眼光看問題與解決問題，是與他艱難困苦、跌宕起伏、不屈不撓的經歷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