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脈維繫，千年輝煌

公元581年隋建立，結束了中國長期分裂的局面，國家復歸統一。其時，黃河下游河道經今河南滎陽、原陽、新鄉、衛輝、滑縣、濮陽，山東鄄城、莘縣、陽谷、聊城、惠民、博興等地，東注渤海。為加強京師長安與各地的聯絡，充分利用黃河的水源優勢，進一步開鑿運河，大力發展水上交通，把江南地區的糧食和生活用品運輸至京師，成為隋王朝的一項急迫任務。在滅南陳前的開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楊堅下詔徵發山西、河南十三州兵丁，專門負責徵運糧食事務，並沿黃河設定了黎陽倉、河陽倉、常平倉、廣通倉等轉運糧食的倉庫，為開發水運做好了前期準備。

隋初，政治中心仍在長安。由於渭河水量無常，泥沙淤積，時常阻塞漕運，開皇四年，楊堅命建築專家宇文愷率領水工另開一條漕渠，自長安城西北引渭水，沿漢代漕渠故道向東，至潼關入黃河，長150多千米，名為廣通渠。開皇七年，又相繼在今河南滎陽西北的河陰增築了汴口堰，在揚州開鑿了古運河山陽瀆（亦稱邗溝）。滅南陳之後，開皇十五年六月，隋文帝下詔“鑿砥柱”，對黃河三門峽險段進行整治。通過一系列工程建設，漕運體系已現雛形。

與此同時，楊堅進行了行政體制改革，撤郡500多個，裁減了大批官員。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恢復、發展，國力迅速增強。到楊堅晚年，全國呈現出“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的局面，積累起強大的物質基礎，為此後大規模開發運河打下了基礎。

隋煬帝楊廣即位後，政治中心由長安移至洛陽，為發展南糧北運，加強對東南地區的控制，迫切需要改善黃河、淮河、長江之間的水上交通。於是，楊廣登基不久，即於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動工開鑿了通濟渠。

當時黃河南岸的漕運路線是：沿江南運河到今鎮江過長江，再順山陽瀆北上轉入通濟渠，沿黃河、渭河逆流而上，最後抵達長安。

通濟渠是聯絡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的重要紐帶，分東西兩段。西段在東漢陽渠的基礎上，經過疏浚整治擴充套件而成，它西起洛陽西，以洛水為水源，穿過洛陽城南，到偃師東南，再順洛水入黃河。東段的“引河通淮”工程十分艱鉅，先是在黃河岸邊的滎陽板渚與開封之間，對漢魏汴渠故道進行疏浚、擴寬、改建，引黃河水向東至開封，與原汴渠上游合流。開封以下與原汴渠分流，另開新渠，直趨東南，經今河南杞縣、睢縣、寧陵、商丘、夏邑、永城，安徽宿縣、泗縣，江蘇泗洪，至盱眙注入淮河。兩段全長近1000千米，河渠寬50多米。運河兩岸築有寬闊的御道，種植成行的柳樹，工程規模巨集偉而浩繁。

也是在這年，楊廣又徵發淮南民工10餘萬人，疏浚擴建了山陽瀆，北起江蘇淮安，南到揚州，溝通了長江與淮河的水上聯絡。至此，加之此前通航的江南運河，黃河南岸的大運河全部溝通。工程完工後，隋煬帝多次乘坐高大龍舟，率領龐大船隊，往返於洛陽和揚州之間。

黃河南岸的運河安頓好之後，大業四年，隋煬帝又詔發河北諸郡百餘萬名勞力，在黃河以北開鑿了永濟渠。這條運渠主要是在曹魏舊渠基礎上，利用黃河支流沁河、淇河、衛河以及永定河等天然河道建成。具體路線是：向南引沁河與黃河連通，向北分出一部分沁河水與清河、白溝相接，經今汲縣、浚縣、內黃、大名、館陶、德州、南皮、滄縣等地，至天津附近折向西北，最後到達今北京市薊城，全長約1000千米。

在短短6年間，隋煬帝相繼改建、開鑿了通濟渠、永濟渠、山陽瀆與江南運河，連通長江、淮河、黃河、海河水系，形成了以洛陽為中心，西通長安、南至餘杭、北抵涿郡的龐大水運交通線。這條大運河總長達2700多千米，水面寬30米至70米，史稱隋唐大運河。

大業七年，隋煬帝自揚州乘龍舟進入永濟渠，率大軍赴涿郡攻高麗。出動戰船5萬多艘，水陸兵士7萬人，徵發江淮民夫及船隻運送軍糧，船隊前後長達千餘里。由此可見，當時永濟渠通航能力之大。

在這條大運河中，黃河兩岸的通濟渠和永濟渠，是最重要的兩段。兩渠有豐富的黃河水作通航水源，工程佈局以洛陽為起點，呈扇形向東南和東北張開，充分利用東低西高的特點，既節省開鑿人力、物力，又便利通航暢達，說明當時已有很高的水利科學技術水平。

隋唐大運河形勢圖隋唐大運河歷經隋、唐、五代、宋、遼、西夏、金、元8個朝代，通航長達720年。在很長曆史時期內，大運河上商旅往返，舟船不絕，對於促進中國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維護全國統一和中央集權制，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

但是沉重的勞役也引發了尖銳的社會矛盾。隨著農民起義烽火連綿，隋王朝宣告滅亡。主持開通大運河的隋煬帝沒能回到洛陽，最終崩於揚州。

到了唐代，運河漕運更成為維護唐王朝統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生命線。唐玄宗開元（公元713年~公元741年）年間，隨著京師長安人口急劇增長，關中平原的糧食與物品不足以支撐京師的日益繁華，對漕運的要求越發迫切，對隋唐大運河這條大動脈的依賴更加強烈。

唐時通濟渠已改稱汴渠，仍是連線黃河與淮河的鎖鑰。由於汴渠渠首連著黃河，靠近渠首的河道經常淤塞，為保持漕運通暢，唐代初期，每年都要徵發附近州縣的民工對渠口進行清淤疏浚。唐玄宗開元十五年，朝廷徵發河南府、懷州、鄭州、汴州、滑州、衛州等地3萬多人，由建築專家範安主持，對鄭州附近的板渚口舊河道進行了大規模疏浚、維護和開鑿，運河漕運能力大為提高。

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在黃河三門峽谷開鑿了一條人工渠道，即開元新河。水陸運使韋堅又主持修建了關中漕渠，自今咸陽西南引渭水，沿著隋代漕渠故道向東，在永豐倉與渭水匯合。從此，江淮漕船可直抵長安，開創了隋唐大運河全程通運的新局面。據記載，天寶二年（公元743年），通過黃河、運河輸送至關中的糧食達400萬石，創造了唐代年漕運量的最高記錄。

唐代的漕運輝煌局面持續了100多年。安史之亂爆發後，汴渠疏浚陷入停滯狀態。由於漕運廢弛，關中缺糧，饑荒四伏。唐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年），劉晏奉旨接辦漕運，一方面組織人力疏浚汴渠，打造了2000艘堅固的大型漕船，一方面改革漕運體制，設立貯糧倉、中轉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黃河，黃河船隻不入渭水，大大提高了運糧效率。商賈往來，百貨雜集，又呈現出一段繁盛局面。

唐末，黃河、汴河漕運多次因戰亂而中斷，汴渠廢棄，江淮漕運斷絕，不久唐王朝滅亡。

進入北宋，京城定於東京（今開封）。這是一個以水路交通為中心的城市，城內人口眾多、商業密佈。城內城外數十萬人駐軍、數百萬戶居民，需要保證糧食和物資供應。大力發展南北水運，成為當務之急。

北宋朝廷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礎上，先後開鑿、疏浚汴河、惠民河、廣濟渠，連同黃河，並稱“漕運四渠”，形成了以東京為中心向四圍輻射的人工水運交通網。

宋時的汴河被視為立國之本和京城命脈。它的流路與隋唐時基本相同，自今河南孟州引黃河水東流，至開封分為兩股，經開封、杞縣、民權、曹縣、虞城、夏邑、永城、蕭縣，至江蘇徐州匯入泗水。東南富庶地區的漕糧百貨，均由該渠運往京城。

據《宋史》載，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朝廷規定“漕運四渠”的年運糧量，包括稻米、豆類、黃米、小米，共計550萬石，其中汴河的年運糧量佔到近七成；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汴河的年運糧量更猛增到700萬石。汴河的開發利用，為溝通當時全國政治中心與江南經濟重心的聯絡，促進物資交流、文化融合以及沿岸社會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汴河作為黃河的一個分支，不可避免地受到泥沙多、善淤積以及主槽擺動不定的嚴重影響。熙寧年間，開封以東的汴河淤積加劇，河床高出堤外地面4米多，嚴重影響了漕運引水。為保證汴河水量，北宋王朝下大功夫對引黃入汴口門進行疏浚治理。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為避開黃河濁流，堵塞引黃舊汴口，在鞏縣任村沙谷口至河陰縣之間的黃河灘地另開新渠25千米，引伊河、洛河清水入汴河，一度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因水源不足，後來又恢復引黃河水為水源，汴河依舊淤積擱淺。

北宋末年，因戰禍連綿，汴河堤岸多處決口毀壞，漕運渠系被廢棄，隋堤煙柳盛景不再。“隋堤望遠人煙少，汴水流乾轍跡深”，南宋詩人洪邁的詩句，就是對當時運河衰敗景象的真實寫照。

聚散離合，休慼與共

13世紀末，元建立，定都大都(今北京)。此時，黃河下游，流路經鄭州、開封、尉氏、鄢陵、扶溝、陳州等地，沿潁河、渦河及徐州故道匯淮河入海。自宋末以來，歷經宋、金、蒙長期戰亂，加之黃河河道變遷劇烈，洪水災害頻仍。華北一帶經濟蕭條，糧食物資貧乏，元京都百萬人口和京畿大量駐軍的生活供給，都須從南方運來，重整南北運河已勢在必行。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元尚未正式立國，就命漢族水利專家郭守敬掌管諸路河渠，著手運河重建。之後，又命郭守敬查勘汶河、泗水相通河段，以備重開運河。

當時，由於黃河南泛，開封、鄭州一帶原來的隋唐通濟渠已經全線淤塞，疏浚恢復十分困難。大運河南端從杭州到淮安的原隋唐運河基本完好。而淮安以上原泗水運道，可“借黃行運”到徐州，再逆古泗水運道至魯橋，沿汶河水道至濟寧。在北方，新鄉以下的永濟渠河段一直暢通。剩下的問題，只須新開一條濟寧至永濟渠約200千米長的運道，即可實現從北京到杭州全線貫通。鑑於此，朝廷決計將運河改走山東，這樣從江南至北京的距離將比隋唐大運河縮短三四百千米。

為此，從1283年至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花了10年時間，徵發大批民工和軍士對大運河進行了規模浩大的整修和新建。先後在山東、河北地區開鑿了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形成了由通惠河、御河、會通河、濟州河、舊運河、淮揚運河、江南運河連線的南北大運河，流經今北京、河北、天津、山東、江蘇、浙江6省市，全長1790千米，把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聯結在一起，成為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水運大動脈，史稱“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線路示意圖

這時的黃河，由於南下奪淮後長期分流，淤塞嚴重，決溢更加頻繁。從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至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的95年間，史書記載黃河決溢的年份達42年。有時，一年之中就決口十幾處甚至幾十處，數十州縣受淹，洪災之嚴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黃河先後在曹縣白茅堤、金堤決口，淹沒河南、安徽、山東等地18個州縣，氾濫多年未能得到治理，泛區百姓苦不堪言。同時，水勢北侵，延伸至會通河，嚴重威脅著大運河的正常通行。

為了儘快堵塞黃河決口，使會通河免遭破壞，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朝廷力排眾議，以賈魯為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徵發河南、山東15萬民工與2萬士兵，開始了浩大的治河工程。賈魯採取疏浚和堵塞並舉的方法，並首次採用沉船法，加強刺水大堤和截河大堤的挑流能力，最終堵住了決口，黃河洪水對會通河的威脅得以解除。

在這次治理黃河過程中，賈魯還從今鄭州新密開鑿了一條新的引水河道，經鄭州、中牟向南到開封，而後通過古運河，至周口入淮河，人們把這條運河稱為“賈魯河”。賈魯河開通後，使黃淮之間的漕運又迎來了一個繁榮高峰。

元統治不足百年，京杭大運河建成後尚未發揮很大作用，一代鐵騎王朝即告滅亡。

明代繼興，明成祖朱棣即位遷都北京後，採取多種措施大力發展經濟，興修水利，治理黃河，減輕稅負，開創了天下大治的新局面。面對黃河連年為患的形勢，為了保證南糧北調持續進行，明王朝廷決計對黃河與大運河進行統籌治理。

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明成祖昭發河南民工10萬，由工部尚書宋禮總負責，會同興安伯徐亨、刑部侍郎金純等，通過加固堤埽、疏浚河道、堵塞決口、消殺水勢等一系列措施，黃河自封丘金龍口，至魚臺、汶水，經徐州、呂二洪南入於淮河，基本恢復了明初的河道。

接著，朝廷徵調濟南、兗州、青州等地16萬餘民工，命宋禮等人組織大規模疏浚修治濟寧到臨清近200千米的會通河。由於汶上縣南旺地段的高程高出濟寧3米多，爬坡上行，水源不足，時常乾涸，加之河岸狹窄，難以通行過載船隻。宋禮在現場勘察中，幸遇“汶上老人”白英，這位民間治水專家提出“借水行舟、引汶濟運、挖諸泉、修水櫃”的治理方案，得到宋禮的採納。據此，破除了元代修建的罡城壩，在汶水下游東平縣戴村築起一座攔河壩，攔截汶水南流，使水流集中到濟寧以北地勢最高的南旺，在此三分南注，七分北流，創造了戴村壩“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觀，從而妥善解決了運河行水不暢的問題。同時，又在會通河沿線新建、改建了一些閘門。整個工程，歷時200余天，經過修建整治，蓄水深度滿足了通航要求。

京杭大運河按其穿越的地形和水域特徵，分為閘河段、湖區段、天然河段與河運交匯段。在徐州至清河的河運交匯段，利用的是黃河河道，黃河運河複雜交織，由於經常受黃河向北決口的干擾，漕運時通時塞。對此，明王朝既害怕黃河沖毀或淤塞運河，又想利用黃河之水補充運河水量。黃河與運河緊緊糾纏在一起，成為令人十分頭疼的事情。

為了破解這一嚴重困局，明代採取“遏黃保運、引黃濟運”的策略，在黃河北岸陸續修起了長堤，基本實現了防止黃河向北氾濫的目標，但如何保持徐州以下“借黃運道”暢通，仍是十分棘手的難題。特別是嘉靖年之後，黃河決口氾濫集中於徐州附近，運河不是被黃河決口沖毀，就是黃河脫離了運河。為此，歷任治河大員組織修築堤防，堵塞決口，疏浚河道，治河戰役一個接一個，忙得焦頭爛額，這一難題長期不得其解。

後來，明王朝決定另開新的河道，徹底避開黃河之險。先後在山東昭陽湖東至江蘇沛縣之間，實施了黃運分離的新運河與泇口運河工程。經過改建，大批漕船沿著新運河北上，漕運狀況有了明顯改善。每年通過京杭大運河北上的漕船12000艘，運送米糧400萬石、軍士12萬人。

明末年，開封守軍與李自成起義軍互相扒開黃河大堤，衝淹對方，致使開封城內34萬人死亡。黃河口門尚未堵合，明已亡。

進入清代，朝廷尤為重視黃河與漕運治理。清初，黃河決口堵塞後，大河迴歸故道，經河南開封、蘭考、商丘、虞城，山東曹縣、單縣，安徽碭山，江蘇徐州、豐縣、沛縣、蕭縣，睢寧、宿遷、桃源，東經淮陰與淮河匯合，在雲梯關入黃海。

清代漕運景象雕塑圖康熙年間，利用當時淮河高而黃河低的特點，採用“蓄清刷黃”的治河策略，堵塞黃河和高家堰決口60多處, 築徐州以下至雲梯關南北岸大堤800裡，在黃河、淮河、運河三河交匯處的清口，開挖引河，修築挑水壩，“飛挽迅利，而地方寧息”，解除了黃河淤積倒灌清口之憂。繼而新建張莊運河口，開鑿中河漕運工程，避開了近百千米黃河險峻河段，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黃河對運河的不利影響。雲梯關以下馬家港，實施了黃河河口段改道工程。至此，京杭大運河結束了“借黃行運”的歷史，漕運通行無阻。

在此期間，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巡視，其重要目的就在於，實地體察黃河災情，及時掌握漕運境況，徹查河政貪腐弊端，審視治河策略成效。他曾親題《閱河堤作》詩曰：“防河紆旰食，六御出深宮。緩轡求民隱，臨流嘆俗窮。何年樂稼檣，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勞意，安瀾早奏功。”表達對治理黃河與漕運，實現國泰民安的急迫心情。

乾隆年間，在前代基礎上，維護、增修十字河竹絡壩、劉老澗石壩、王營減壩、御壩木龍、楊莊運河口、駱馬湖閘壩等，進一步完善了漕運工程。

明至清中葉，是京杭大運河的鼎盛時期，依賴這條漕運大動脈，江浙地區的糧食與物資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北京。當時的年漕運量平均達400萬石，最高年份達到800萬石，幾乎是京城100萬人一年的全部需求，故有“運河一日不通，京城萬分驚恐”之說。

乾隆中期以後，伴隨朝廷腐敗、官吏貪腐，漕運由治而亂，衰像已現。至清末，國家內憂外患，黃河形勢日趨惡化，運河漕運基本中斷。1855年黃河銅瓦廂改道後，運河山東段逐漸被淤廢。隨著後來海運發展和鐵路的興起，至民國時期，京杭大運河曾經“百舸爭流，千帆競渡”的盛景，最終在歷史大潮中湮沒無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古老的大運河經過整修再現生機。部分河段經過拓寬疏浚與裁彎取直，並新建許多現代化碼頭和船閘，航運條件明顯改善，季節性通航里程達1100多千米，江蘇邳縣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可行駛500噸位的船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京杭大運河江南部分河段恢復航運的情景2002年，南水北調東線工程開工，京杭大運河成為從長江下游逐級提水北送至天津的重要通道。在山東位山，南水北調東線工程以地下隧洞方式穿過黃河，成為連線黃河兩岸輸水乾線的關鍵控制性工程。時隔數百年，黃河與大運河再次握手，為人民造福。

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在內的中國大運河，全長達2000千米，比蘇伊士運河長近10倍，比巴拿馬運河長20倍，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運河。它溝通了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為中國南北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條件，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充分體現了古代中中國人民的卓越智慧和傑出才能。

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以建造歷史最早、使用時間最久、空間跨度最大的人工運河，榮登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華民族的這份寶貴遺產，被莊重地推向了全世界。

文丨《黃河故事叢書》編寫組 侯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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