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後期陸續來華的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往往會被這樣一個事實所震驚：那就是疆域遼闊的中華帝國，擁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精密的內河體系，其中最核心的是一條綿延數千華里的雄偉運河。數不清的物資財富在這些河道上轉運川流，它們就彷彿這個古老國度的大小血管一樣。但其實在蒙古人創建的元朝，大運河曾一度荒廢，維繫北方中樞的江南財賦、更多的是通過海運輸送到大都的。這種廢漕改海的舉措，在效率和運量上似乎都超過了以往各代，明初北伐時的軍需輸送也多有沿襲，表明它已經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程度。

奇怪的是，永樂帝朱棣靖難成功後，不僅將都城遷到了蒙元故都所在，而且逐漸終止了南北海運，京師的物資供給完全改行運河漕運。要知道正是朱棣本人，曾發起了華夏曆史上空前絕後的國家級遠航行動——“鄭和下西洋”，讓從南洋列島到東非沿岸的千城百邦，都籠罩在大明天威之下。鄭和的船隊無論從總體規模上、造船工藝上和航海技術上，都遠遠超過大航海時代初期的西、葡兩國，如果將之用於南北海運上可謂毫無困難。

但朱棣偏偏在這華夏海權大張之時，花大力氣整修好運河河道，然後廢海歸漕，從此南北間的大規模海運成為了歷史，明清兩代五百多年間“漕運即國運”的格局就此奠定。獨一無二的中國古代內河水系，雖然優點眾多，但缺點也不少：特別是日益煩冗僵化的漕運官僚體系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所謂“百萬漕工衣食所繫”的憂慮、這表明了在漕運血管上吸血的人群多到了什麼程度。到了明朝後期，一石米糧從江南運到京師的費用已經是其自身價值的好多倍。

那麼以朱棣的聰明，為何會放棄效率明顯高得多的海運呢？其實主要原因有兩點：其一是漕運雖然對江南士民是個沉重的負擔，但對於沿途的北方州縣來說，卻是一條不可或缺的生命線。特別是山東和整個華北平原，在明初天下太平之後逐漸恢復了元氣，擺脫了從金、元以來極度凋敝的狀態。而在缺乏南方那樣密集水網的北中國，是大運河讓各地保持了人員和物資的往來暢通。漕運對於維持大一統局面、降低南北之間的經濟差距和各種分歧，是能起到海運所無法替代的作用的。

其二則是吳淞口以南密佈著眾多天然良港、而向北走則恰恰相反，港口異常稀疏，而且海濱淺灘沼澤眾多。這對於需要緊靠海岸線航行的古代海船來說很不友好，讓其很難靠岸得到補給。從吳淞口到煙臺以北這段海岸線，在宋元時就被船工們視為畏途。當然海運的這些困難並非不可克服，但隨著漕運成為習慣，海路中斷已久後，人們對海洋日漸陌生了起來，不願意再去探索更安全穩定的航路，直到被海路洶湧而來的西方殖民者，用堅船利炮震碎了虛幻的天朝迷夢後、才悔之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