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稱陳獨秀給自己的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人”。他與陳獨秀的“神交”始於新文化運動，在往後的日子裡，毛澤東對這位青年時期的偶像由崇拜轉向了質疑和批判。

對陳獨秀的功過是非，毛澤東曾予以客觀、公允的評價。

“其人魄力雄大”

1915年9月15日，秉承“新青年要身體強壯，斬盡做官發財思想，自力創造幸福，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的宗旨，36歲的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雜誌。

雜誌創辦後，發表了大量批判舊教育摧殘青年身心健康的文章，提出了關於新青年的一系列標準。作為新文化運動總司令，陳獨秀以獨到的政治理論見解、紮實的文學理論功底、犀利的如椽大筆，吸引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大批有志青年。

1917年3月，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向《新青年》投了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這篇文章文風暢快、邏輯嚴密，贏得了陳獨秀的讚賞，隨即將全文發表在《新青年》。

文章發表後不久的一個夏日傍晚，毛澤東在同張昆弟、蔡和森閒談中感慨道：“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張昆弟聽罷不禁笑言：“以前潤之是言必稱康、樑的，陳獨秀辦了一個《新青年》，又言必稱陳、胡了。”

“魄力雄大”就是第一次神交後陳獨秀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一年後，毛澤東終於見到了他心中的楷模。

“陳獨秀給我的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人”

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和蕭子升、張昆弟一行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事宜來到北京。出於種種原因，毛澤東並未像同伴那樣走出國門。迫於生計，他在李大釗的幫助下在北大圖書館找了一份差事。

就在這片托足之地，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陳獨秀。據記載，這次晤面所談非常短促，其內容不外乎是新民學會在《新青年》雜誌影響下的有關發展情況。

但就是這樣一次短暫的談話，卻讓毛澤東興奮不已。他高興地對楊開慧說：“我今天見到陳獨秀了。陳先生見解精湛，敢做敢為，正是國家所需要的棟樑之才。這幾天，我在北京接觸了不少人，他給我的影響恐怕是最大的了。”

18年後，回想起和陳獨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澤東還對斯諾說：“陳獨秀給我的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人。”

“陳氏的堅決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腦海裡”

1920年夏，驅張運動勝利後，毛澤東取道上海回長沙。在上海，他拜訪了陳獨秀。

這次見面，陳獨秀同毛澤東談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以一個共產黨員炙熱的革命情懷感染了毛澤東。從這時起，毛澤東轉變成一位信念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十年後，他同斯諾談話時還提到了此次談話對他一生的深刻影響：“陳氏的堅決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腦海裡，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個轉變時期，可以說陳獨秀對我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

在一次，陳獨秀還委託給毛澤東一個重要任務——回湖南發動組織該地區的共產黨員。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湖南的工人運動開展得有聲有色，他的才幹也得到了陳獨秀的賞識。1923年1月，陳獨秀忙於籌備中共三大的工作，決定調毛澤東去上海中共中央工作。4月，毛澤東抵滬。6月下旬，中共三大在廣東閉幕，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任祕書。

按照“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祕書籤字”的規定，從這時起，他們共同主持中央工作，開始了一起共事的日子，毛澤東與陳獨秀有了實質性的接觸。

當時，國共關係非常複雜。陳獨秀力主國共合作，卻無法扭轉共產黨被動的局面；他胸懷改造社會之理想，卻始終找不到問題的切入點。他做出的一些決策，也並非完全正確。

此時的毛澤東隱約地感覺到：陳獨秀已經很難駕馭這種局面，他無法帶領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找到一條革命成功的道路。在毛澤東的眼裡，陳獨秀身上的光環可以說是逐漸消退。

“他的‘動搖不定的機會主義’使黨喪失了果斷的領導”

1926年“三一八”事件、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決議案》等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決定將主要精力由工人運動轉向農民運動，並在湖南掀起了農民運動的高潮。

面對迅猛興起的農民運動，陳獨秀害怕會影響北伐軍心、妨礙國共統一戰線，力主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特別會議，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作出了過多依賴蔣介石、限制工農發展的會議決定。

從這時起，毛澤東對陳獨秀的右傾政策開始產生極大的質疑，他決定自己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革命實際的道路。

1927年元旦一過，他便去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進行為期一月有餘的農村考察。考察回來，毛澤東對農民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更加堅定了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民運動的道路，而陳獨秀的右傾主義將會導致中國革命的失敗。

然而，毛澤東的主張並沒有被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所理解和認識。在中共五大上，他僅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連發言權都沒有，和澎湃、方誌敏等人擬定的重新為農民分配土地的方案，陳獨秀都沒有拿出來討論。

不過，毛澤東已經感到風雲突變的危機了。果然，就在中共五大召開後的第八天，即5月17日，駐湖北宜昌的夏鬥寅率部進攻武漢，發表反共通電；5月21日，駐長沙的許克祥率部發動“馬日事變”，屠殺湖南工農群眾；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宣佈“分共”。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鬥爭。

1927年8月7日，為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中共中央在漢口祕密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毛澤東以親歷者的視角，從國共合作時不堅持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黨中央不認真聽取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運動、放棄軍事領導權四個方面全面分析了，國共合作時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錯誤右傾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並對軍事工作和農民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可以說是毛澤東在公開場合第一次批評陳獨秀。9月10日，陳獨秀離開武漢去上海隱蔽，自此，二者再未見過面。

由於陳獨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犯下錯誤，毛澤東後來將其視為“反面教員”。1936年，斯諾問毛澤東“誰應對1927年共產黨失敗和南京當局的勝利承擔主要責任”時，他回答道：“他（注：指陳獨秀）的‘動搖不定的機會主義’使黨喪失了果斷的領導，他的指導路線顯然是在一個時期之內造成很大災難。”

在批判陳獨秀的同時，毛澤東並沒有忘記他的功勞。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中指出：“（陳獨秀）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他創造了黨，有功勞……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也多次提到了陳獨秀的功勞，並提醒黨內的同志不要因為他的錯誤就抹殺他對黨的貢獻。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馮蕙主編；陳晉，李捷，熊華源等副主編.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1卷[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12.

[2]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編. 中共黨史學習文獻簡編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M].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3.12.

責編：小林

網編：侯潔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