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靖康之難，大批臣民紛紛南渡，在顛沛流離之間，曾長年定居東京的孟元老，常憶京城之繁華，於是撰成《東京夢華錄》，他在序中記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 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BMW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
唐宋時期都城選址的東遷，反映了對經濟因素的考量已超越于軍事。在開封建都雖然有較大的缺憾，而且也並非宋太祖本意，但卻是當時社會經濟政治等因素積累的必然選擇。
經過北宋一百多年的營建，開封在11 世紀末至12世紀初成為中國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都市，出現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的盛況。高麗、印度、越南、日本等地的留學生，源源不斷地來到開封。還有上百名猶太人遷徙而來，融入東京汴梁的城市生活。猶太人是流浪的，也是最難同化的，他們能在此地停留下來，並長期地定居下去，宋都開封的吸引力可見一斑。
只見汴河之上，船隻相連。有的滿載貨物、溯河而上，有的泊岸卸貨，有的空船待歸，一派繁忙景象。一座宛如飛虹的拱橋橫跨汴河，橋上車水馬龍，熙熙攘攘，熱鬧非凡。
進入高大巍峨的城樓，街市屋宇鱗次櫛比，茶坊、酒肆、腳店、肉鋪、廟觀、公廨，令人目不暇接。羅錦匹帛、沉檀楝香、香火紙馬、醫藥門診、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業，生意興隆。行人摩肩接踵，往來絡繹不絕。士紳、官吏、商賈、小販、行腳僧人、聽書小兒、貴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無所不備。轎子、駝隊、牛馬車、人力車，各色交通運載工具樣樣俱全。
京城之內還出現了一批富商大賈，“資產百萬者居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官僚、貴族也紛紛開店，過去官場以商為恥的思想，被衝蕩得乾乾淨淨。
宋朝雖然以農業立國，但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實現了煤炭的規模開採和工業利用，在其推動下，包括冶金、陶瓷、井鹽、紡織業等在內的手工業各部門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態勢，已經生長出城市、商業、貨幣、信用、海外貿易等諸多工商業文明因子。僱傭勞動、包買商慣例、商業信用、集資合夥等新生事物均有蹤跡可覓。國外的漢學家常把宋代經濟出現的巨大進步稱為“宋代經濟革命”，並歸納為農業革命、貨幣和信貸革命、市場結構與城市化的革命等方面。
從政治方面看，宋朝相對開明，並且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鼓勵經商的王朝。宋朝建立後，一反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確立了國家與商賈共利分利的經濟執行模式。商業的巨大進步也導致了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民以食為天”不再是唯一的金科玉律，重視商業、主張提高商人地位的思想得到發展。
蘇軾說“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值，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為我們勾勒出一幅商人辛苦經營、勤勞致富的圖畫。南宋思想家葉適更認為“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不僅主張從經濟上重視商業，而且主張在政治上使工商業者得到參政的機會，讓有才能的工商業者通過甄拔成為統治階級的成員，將農商皆利的思想大大推進了一步。
宋朝一方面被盛讚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巔峰，另一方面為了應付龐大的財政開支，宋朝政府採取了各種手段，不但在手工業、農業、商業等領域進行超經濟的強制性盤剝，而且政府也將自身變成了一個大商人，通過商業手段來牟利。不僅是鹽、鐵，連酒、茶、礬等也列入國家專賣，導致官營經濟膨脹，最終危害經濟的健康發展。
與此同時，軍隊也捲入商品經濟浪潮，參與各種營利性經營活動，必然從各方面影響軍隊本身職責的履行，導致軍紀敗壞，軍備廢弛，戰鬥力下降。“積貧、積弱”也就成了當時的一大社會特徵，與宋代經濟和社會文明的高度發達相伴始終。
白牆黑瓦、小橋流水，古鎮寧靜的夜晚，意境悠遠。然而，如果時間可以倒流，回到幾百年前，今天古色古香、恬淡寧靜的江南市鎮，卻曾經是作坊林立、富商雲集、車水馬龍的工商業中心。這一座座橋樑，歷經昔日的繁華，承載著歷史的滄桑。
歷史上所謂的江南地區，主要是指長江三角洲及太湖流域，包括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等六個府。江南地區是明清兩代最繁榮富庶、最有文化氣息的地區，城市化的程度非常高，不僅有蘇州、杭州等大型城市，而且有星羅棋佈的市鎮。
市鎮起源於集市。唐宋時代，隨著坊市制的解體，農村地帶開始出現商品中心地，並形成一定的流通網路。因此，有些集市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或宋朝。農村集市的大規模發展，是在明代中葉以後。市鎮就是從集市發展而來的，但市鎮卻擺脫了集市幾日一集的模式。
江南市鎮中，往往出現主業與副業倒置的現象，農業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而副業——如絲織業、棉紡業反而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例如，在蘇州府吳江縣的盛澤鎮，農民主要從事紡綢業，重要的經濟來源也是紡綢，甚至會任由土地荒蕪。
從市鎮的空間分佈上來說，明清重要的、大型的市鎮集中出現在江南，這不得不從江南經濟的開發談起。自唐宋以來，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江南地區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樞紐，無論是人口、稅額、農業生產與商品經濟，在全國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隨著人口的增長，江南地區的人口壓力逐漸增大，人口與耕地之間的矛盾也在逐漸加大。耕地緊張是明代以來江南地區的普遍現象。此外，明清時期的江南重賦，也是一個原因。人口膨脹、耕地緊張、賦稅繁重，共同構成了江南農業商品化和市鎮興起的背景。
在人口膨脹、耕地緊張、賦稅繁重的背景下，江南農民只有通過調整種植結構來尋求出路。原來用以種植糧食的耕地，改種了棉花、桑樹等經濟作物；原先的副業——紡織業成了人們的主業；原來的重要糧食產區江南地區，開始在糧食上依賴湖廣地區的供應。農業結構的調整和紡織業的興起、糧食貿易的頻繁，終於成就了江南工商業市鎮的興起。江南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化，最集中地體現為棉紡業和絲織業的發展，而棉紡業和絲織業專業市鎮也佔江南市鎮的絕大多數。
除了棉紡業和絲織業市鎮外，江南市鎮中還有其他一些專業市鎮，經營不同的工業，如鹽業、榨油業、筆業、冶業、窯業、漁業、編織業、竹木山貨業、刺繡業、菸葉業、制車業、造船業、海運業、絲織業、棉布業、米業等等。例如，湖州府的善璉鎮，就是以制筆業為主的市鎮。善璉鎮生產的湖筆，與徽墨、端硯、宣紙並稱中國古代文房四寶中的精品。在明朝萬曆年間，石門鎮有榨油作坊二十家，每家僱用數十名工人，僱工人數達到八百餘人。總之，市鎮的出現，不是行政運作的結果，而是商業及手工業集聚自然形成的結果。
在市鎮十分緊湊的街市範圍之內，往往“工賈藝術雜處”。三教九流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很有生氣的社會，一個充滿活力的商業中心、工業中心。然而，在這濃重的商品氣中，卻還不能忘了，士大夫們往往會因為市鎮的交通便利、經濟發達和資訊靈通，選擇臨近的市鎮居住。於是，江南市鎮便又成了一個區域的文化中心。
在商品經濟的脈動下，在喧鬧的市井之中，財富的激增，推動著士大夫們營建了一處處曲徑通幽的江南園林。園林不僅顯示出士大夫的財力與成就，也展現出士大夫的文化品位。在明代，南翔鎮不僅是一個棉布業中心，同時也是文人薈萃、風流蘊藉之地。僅明朝一代，南翔鎮就有進士十人、舉人十六人。
南翔鎮的士大夫，對於園林格外喜愛。萬曆二十年（1592 年）的進士李流芳，在南翔鎮的北市營建了檀園，以水取勝，所謂“短築牆垣僅及肩，多穿溪壑注流泉”。萬曆年間，一位名叫閔士籍的士人，在南翔鎮東營建了猗園。猗園在清乾隆年間翻新，改名古漪園，為南翔勝景。明清兩代，南翔鎮的著名園林還有計氏園、巢寄園、桐園和怡園等。
湖州府的南潯鎮是比較典型的江南市鎮。在明代，南潯鎮的人文氣息也很濃厚，曾經出過七名進士、二十七名舉人。著名的湖州董氏——董份的家族，就位於南潯鎮。董份曾在南潯鎮的東柵建造了一座別墅，名為“泌園”。董份《園中》詩寫道：“清溪迤邐曲通源，野徑池深晝掩門。一鶴天空時自唳，百禽春到總能言。”繁華喧囂的市鎮之中，別有江南園林的清幽之韻，而濃厚的商業氣和清雅的文人氣，奇妙地混合在水鄉澤國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