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照片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起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結束於80年代初年，大致經歷了27年時間，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那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這一決策的初始動因究竟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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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一：減輕城鎮就業壓力

新中國建立以後，在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土地上建設社會主義，是異常艱難而艱鉅的事業。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毛澤東鼓勵知識青年到農村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毫無疑問是以開墾荒地、多搞糧食、安排就業為基本初衷的。

1957年1月，毛澤東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對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對那些全家沒有人就業的，還要救濟，總以不餓死人為原則。”很顯然，有計劃地安排城市青年到農村去，是包含在當時的統包統配就業政策和規劃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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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第39條寫道：“從1956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5年或者7年內，解決城市中的失業問題，使現有的城市失業人員都獲得就業的機會。”當時在解決城市失業人員問題上，把組織青年“到郊區、到農村、到農墾區或者山區”，作為就業的一條重要途徑。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大學停止招生，工廠基本不招工，城鎮中學畢業生既不能升學，也無法分配工作。國家面臨三屆畢業生如何分配的難題。在此時，無論是國家開初設想的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的“四個面向”的分配原則，還是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事實上把“上山下鄉”作為主要分配方向。

2012年9月經中央審定並批准正式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對此有如下述評：為了解決城市人口就業問題，改變農村落後面貌，50年代中期，黨和國家就提出了知青到農村去安家落戶的號召。1962年，在貫徹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和精減職工政策的同時，知青上山下鄉開始有計劃地開展。

從1962年到1966年，共有129萬城鎮知青來到農村，其代表人物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受到廣泛宣傳，幾乎家喻戶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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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發動後，“停課鬧革命”和大學停止招生造成應屆大中學生積壓，不能畢業和升學。到1968年，積壓在校的1966年、1967年、1968年應畢業的初高中畢業生達400多萬人。由於經濟發展遲緩，使城市就業問題嚴重，無法容納如此巨大的就業人口。在極左思潮影響下，青年學生又被當作接受“再教育”的物件，於是，“上山下鄉”成為主要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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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之二：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中指出，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的鍛鍊，健康地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這是中共中央在涉及知識青年的專門檔案中，第一次把上山下鄉與培養接班人結合在一起進行論述。

作出這樣的論述在當時是有深刻國際背景的。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

毛澤東高度警惕美國當局發出的這一重大戰略訊號。1959年11月12日，他在與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時，第一次明確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此後，他又多次強調社會主義國家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這樣，毛澤東把由來已久的防止黨內變質與警惕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結合起來，進而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蘇聯共產黨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從確保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出發，提出了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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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提出“接班人”的含義，不僅包括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還包括整個青年一代。按照毛澤東的一貫思想，把青年一代培養成為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基本途徑，就是要使青年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就是要使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是要使青年經受大風大浪的考驗和鍛鍊，就是要使青年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的發揮。

毛澤東對培養接班人途徑的思考，與對保持黨和國家永不變質的思想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使得黨和國家在作出包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內的許多重大決策時，無不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魄力。

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和考量，黨和國家在推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去的戰略部署中始終堅定不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氛圍中亦沒有動搖過。儘管這一部署在實施的不同階段都曾出現過這樣那樣的一些問題，但歷史證明，這仍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仍是一個具有長遠意義的決策。

在如何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的講話中說，中學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後讀兩年書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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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人的問題是關係黨和國家的事業後繼有人的問題，也是關係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從新中國建立初期開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在這方面有過長謀遠慮，並實施了這樣的戰略思考。

03目的之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新中國建立後，在土地改革、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黨和國家對農業發展的思路和指示集中體現在毛澤東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上。正是在這個綱領檔案中，黨和國家明確指出：“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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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農村落後狀況，不僅有物質上的急需，而且有文化上的要求。毛澤東此時在一篇按語中指出：“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中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後才開始去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這就迫切需要有文化的年輕人到農村這個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8年初，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受到衝擊時，周恩來站出來旗幟鮮明地闡釋了上山下鄉與農村建設的關係問題。他說，青年到山區和農村去是毛主席的號召，其目的是要我們關注鄉村建設，改變半殖民地經濟所遺留的畸形發展狀況，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產生，以在更加平衡的發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1968年12月，全國大規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到邊疆以後，儘管對這場運動一度被宣傳為具有“反修防修”等重大政治意義，但仍在1973年8月中共中央(1973)30號檔案中明確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目的是“兩個為了”，即為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為了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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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共中央(1978)74號檔案指出，全國1700多萬下鄉知識青年，在農村經受了鍛鍊，增長了才幹，提高了覺悟，作出了貢獻。他們把文化科學知識帶到了農村，成為農業戰線一支重要力量。

經過農村鍛鍊，走上其他戰線的下鄉知識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歡迎。中共中央這一系列有關知識青年問題的檔案，都一以貫之地闡述並重申了黨和國家對動員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為了改變農村落後面貌、建設新農村的這一重要基本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