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學良做“甘地”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掌舵東北軍的張學良，究竟有沒有想到日軍會動手？從1930年7月至“九一八”爆發，日軍僅在瀋陽附近，就舉行了47次演習，還換防來了擅長冬季作戰的仙台第二師團。等於天天在你眼皮底下開練，瞎子都看出來要打。1931年9月11日，身在石家莊的張學良見到東北軍名將何柱國，上前就是一句：“不得了啦，日本人要動手了。”

那既然知道，為何還毫無準備？以張學良的辯解說，蔣介石在電報裡教育他“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也就是“非暴力”。逮住這由頭的張學良，也就真拿自己當“甘地”。別管日軍叫喚的多凶，他就咬緊牙關不許還手。特別是1931年9月6日，也就是距離“九一八”不到十二天時，他還特意給東三省主席臧式毅和東北軍參謀長榮臻致電：“對於日本，無論其如何釁事，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與反抗。”

這一段“雷語”，基本就是“不抵抗”的方針。但因此頂了“不抵抗”帽子的張學良，後來還不服氣，以他的話說：“過去我們對日本辦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濟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言下之意：國民政府慫習慣了，怎能怪我一個？

但毋庸置疑的，卻是他這話的嚴重後果。六天後“九一八事變”爆發，外面血流成河，遼寧省主席臧式毅竟還輕鬆一句“天快亮了，日軍的演習該結束了吧”。次日向國民政府發電的張學良，還反覆在電文裡強調“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日軍犯我北大營時，亦毫未與之抵抗”。東北都快丟光了，他還在拿“不抵抗”表功。

葬送東三省的，就是這些主政者們，骨子裡的集體懦弱！

二、軍隊練逃跑

張學良如此“甘地”，東北軍就沒有戰備意識？還真有！1931年8月時，東北軍第七旅就放出豪言：““我等中中國人與日本作戰，五年不發薪俸也要戰鬥”。”可這高昂士氣，卻被高層罵得狗血淋頭。洩了氣的第七旅，眼看日軍越發囂張，還特意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夜，舉行了“撤退轉移演習”——大戰在即，先練逃跑。

可哪怕提前練了，到了“九一八事變”爆發，遭受日軍突然進攻的北大營東北軍，卻是連跑都難：2005年，97歲的東北軍老兵陳廣忠回憶說，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東北軍高層隨即來了命令“不準輕舉妄動”“槍庫不要開啟”，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更發出一道心寒齒冷的命令：把槍放庫房裡，挺著死。

然後熊熊火光下，呆立營房的東北軍將士，被凶殘的日軍肆意追殺，有的士兵“竟被日軍活活刺死在床上”。最後“一個旅萬把人……竟被五六百小鬼子打的棄營而跑”。

以日本參謀部《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統計：“九一八事變”當夜，北大營東北軍傷亡四百人以上，而日軍僅“戰死兩人，負傷二十二人”。這一邊倒的屠殺，還叫日軍發出了“誠快事也”的叫囂。得意的日軍，還在北大營肆意縱火，熊熊的烈火燒了一夜，北大營數十棟營房被毀。這座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兩代苦心經營的戰略要地，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被“不抵抗”束住手腳，甚至被逼的“提前練逃跑”的東北軍，縱是滿腔熱血，卻也難以擔負守土的責任。

三、女明星躺槍

“九一八事變”的全過程，引發了舉國憤慨。中國第一位自然科學博士馬君武，也“跨界”拿起筆，憤然寫了一首叫張學良“最恨了”的詩《哀瀋陽》：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這首轟動一時的名詩，以馬君武的標榜說“可比吳梅村罵吳三桂”，也叫晚年的張學良連呼“這首詩我最恨了”。卻更叫一位無辜女子倒黴躺槍：詩中的“翩翩蝴蝶”，當時中國家喻戶曉的電影女星胡蝶——別看“翩翩蝴蝶”的景象很誘人，但“九一八事變”爆發時，胡蝶和張學良，連面都沒見過。

可既然馬君武這麼寫了，各大報紙也紛紛跟風，不少憤懣東北淪陷的中國人，也把胡蝶與詩中的“趙四”“朱五”等女子放一塊罵，大罵這些人紅顏禍水。可當其他幾位“紅顏禍水”紛紛沉默時，咽不下這口氣的胡蝶，卻又高調闢謠，以實錘的證據，澄清與張學良的關係。

而在澄清之後，“躺槍”的胡蝶，更以一紙宣告打臉啪啪：“蝶亦國民一分子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頭之時，與負守土之責者相與跳舞耶？”和姐跳舞？你不配！

至少，拋開胡蝶的其他爭議，僅以抗戰時她怒懟日寇，為抗戰義演的種種表現說。她這話，著實擲地有聲：“九一八事變”當晚，瀋陽城裡那些肩負“守土之責”的“要員”們，可否，又有“頸血濺仇人”的勇氣？

四、“老師”把國賣

其實，當日軍在瀋陽發動“九一八事變”，甚至一夜之間攻佔瀋陽後，東北大地的天還沒塌下來：只要能守住吉林省，特別是能守住長春和吉林，張牙舞爪的關東軍，就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而進攻長春的日軍，總數不過一兩千，守衛長春的東北軍，卻有五千人之多，一開打就打得日軍頭破血流，甚至日軍“傷亡嚴重，幹部相繼陣亡。”

但就是這關鍵時刻，1931年9月19日，掌舵吉林省軍政大權的熙洽，開始了他無恥的表演：這位東北講武堂的創立者，平時滿嘴愛國大道理的“老師”，素來以剛正面孔示人的“楷模”。先是不停給長春守軍打電話，要求部隊“急速撤走，不準抵抗”。以至於日軍正在血拼，對面的東北軍就撤了個精光。隨後又給長春市政府下令“要忍耐，不準抵抗”。長春，就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落在了日軍手中。

與此同時，熙洽更給吉林全省駐軍下令，說什麼“日軍侵佔東北，我軍應萬分容忍”。當力主抗日的東北軍團長馮佔海憤怒質問熙洽時，熙洽更大言不慚，當場一頓“高論”：“中國歷史上，凡是來了外患，都是在戰爭中打亡國的，沒有說談判亡國的。”原來，他這一頓賣身投靠，就是為了“救國”？

待到吉林全境淪陷，把“愛國”掛嘴邊的熙洽，更暴露他真實嘴臉：主動與國民政府撇清關係，成了日本建立“偽滿洲國”的馬前卒，更一度出任偽滿洲國的各項要職。果斷從昔日的東北高官，變身成人人唾棄的賣國賊。

可看他“賣國”的論調，大難臨頭自私的操作，與歷代的賣國小人，豈不都是一個套路？如此角色，竟能在九一八前夜，成為擔負守土重任的大員？坑貨坐鎮的東三省，怎能不悲情淪陷？

五、尷尬的“大勝仗”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就沒打過大勝仗？還真打了一個——在外交戰場。

其實，張學良之所以反覆“強調”不抵抗，是因為此時中國，握有一張自以為重量級的底牌：國際公法。以蔣介石的話說“有九國聯盟和國際公法在，日本不能強佔中國領土。”所以，經過傷亡慘重的“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也“強硬出手”：整理材料去國際聯盟告狀——咱打不贏日本人，還告不贏他嗎？

實事求是說，在這個“戰場”上，中國簡直贏的完美：中國代表施肇基在國際聯盟會議上，憤怒抨擊了日本的侵略行徑，把日本代表一次次駁得體無完膚。中國提交的41份日本侵略報告，更以詳實的證據，叫日本遭到全球輿論的譴責。施肇基一句動情的發言，也感動得各國代表眼淚嘩嘩：“中國是國聯忠實會員，而且信任國聯，我的國家則如輪船，藉此而下碇，深信憑國聯條約可以從暴風雨中駛出。”

這重拳出擊的外交努力，“戰果”也十分輝煌：1931年10月24日，國聯理事會達成決議，要求日本必須限期在東北撤軍。甚至日本耍起了賴，根本不執行國聯的決議，中國代表團又“乘勝追擊”，促成國聯派出了“李頓調查團”，但這支各國精英組成的調查團，一通調查後，竟然給出個“東北由各國託管”的處理建議，也就毫無意外，又成廢紙。

也正是在中國外交戰場“節節勝利”時，日本放心的在東北擴張紮根，牢牢穩固了既得利益，緊鑼密鼓開始了“偽滿洲國”陰謀。國民政府的“外交反擊”？所謂“外交大勝仗”？人家早就知道，不過廢紙一張。畢竟，國土被人佔了，不想著反抗，反而去國聯哭訴，請求人家憐憫幫忙，“外交戰場”贏得再多，到底空忙。九國聯盟？國際公法？可笑可笑。

弱國無外交的悲愴，國家自強的意義，只看那批外交家，在國聯大會上精彩卻無奈的表現，足以刻骨銘心，警鐘長鳴。

參考資料：《九一八事變史略》、《苦惱的國聯：九一八李頓調查團來華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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