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得克薩斯的油田群和底特律的汽車工廠，就深感真不該跟美國打仗。”山本五十六曾經憂心忡忡地表示過。

平心而論，二戰時期日軍的武器設計較為精密、細膩，也符合日軍自身戰術特點，即不強調大範圍火力覆蓋，注重精準射擊，搞得打仗都跟種地似的“精耕細作”。而最典型的例證，莫過於日軍一直將手動步槍而非半自動步槍或衝鋒槍作為主戰裝備。

著名的三八式步槍（因加有防塵蓋，俗稱“三八大蓋”）,定型於1905年，在日軍中服役長達40年，與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衰相始終。該槍秉承了日本武器做工精細的傳統，全長1.28米，重3.9公斤，配備50釐米長的單刃尖形刺刀，有效射程可達400米。

為適應不同的戰術需要，在6.5毫米“三八大蓋”的基礎上，日軍又研製出三八式騎槍、九七式狙擊步槍、九九式7.7毫米步槍、四四式騎槍等改進型號。

三八式槍族的共同特點是人工裝填、單發射擊、易於拼刺，但火力不強。就整體性能而言，三八式並不比英、法、德等國的同類手動步槍遜色，有些方面甚至更優秀，比如初速高、射程遠、彈道穩定等。

特別是九七式狙擊步槍，由於使用了減裝藥子彈發射時槍口幾乎沒有閃光，非常適合狙擊手使用。在慘烈的太平洋奪島作戰中，美軍士兵曾多次被貓在洞裡或躲在樹上的日軍狙擊手，從幾百米外擊穿頭盔而造成傷亡。

當然，日本在自動武器領域也並非一無是處。比如1940年定型的百式衝鋒槍，結構簡單，射擊流暢，後坐力也較小。而日本的機槍設計水平，更是堪與西方媲美——1932年製成的九二式重機槍，性能與美國馬克沁重機槍、蘇聯戈留諾夫重機槍不相上下。

1936年生產的九六式輕機槍，則既保留了大正十一式“歪把子”機槍輕便、射擊精度高的優點，又兼具了ZB-26捷克輕機槍的供彈可靠性，很適合日軍擅長的夜戰、近戰。

另外，二戰時期日本的艦艇、戰鬥機和坦克的研發、設計亦可圈可點。比如，其在戰爭後期研製的四式坦克，重30噸，配1門75毫米火炮、2挺7.7毫米機槍、裝甲最厚處達75毫米，最大時速45公里，綜合性能已不輸美軍的“謝爾曼”坦克。

前面提到的這些武器，日軍用起來雖然得心應手，但卻難以同實力強大的對手抗衡。以陸軍為例，二戰時日軍由於單兵火力遠低於美國和蘇聯，經常遭到對方“彈雨”壓制。大戰期間，歐美列強制造了數以千萬計的自動火器，而日本百式衝鋒槍的產量僅為3萬支，簡直微不足道。

究其原因，還是和日本人“摳門到家”的島國心理不無關係。為了節省彈藥，也為了發揚白刃格鬥的所謂“武士道精神”，日軍最高統帥部死抱著步槍不放，還搬出一套“衝鋒槍千發不中，步槍卻能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的理論，來為自己的抱殘守缺辯護。

然而，戰爭畢竟是無情而殘酷的，雖然日本兵擅長拼刺，但與之對陣的美國和蘇聯士兵卻懶得肉搏，而是直接用大炮猛轟，或用機槍、衝鋒槍掃射，將發起“萬歲衝鋒”的日軍打得屍橫遍野。

重武器方面，以“戰爭之神”火炮為例，日本與西方的差距也不小。由於沒有摩托化牽引的需要，日軍火炮大多為老式的木質或金屬輪子，而非橡膠輪胎。

日軍師團一級，則大量裝備著研製於明治年間的三八式野炮、四一式山炮，這些“古董”比多數日本兵的年紀都大，殺傷威力卻只有美軍火炮的幾分之一，射程也不理想。難怪日軍炮兵常常悲嘆，“最大的苦惱是敵人的炮彈不停地飛來，而我們卻打不到敵人”。

二戰將日本軍工業的優缺點展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古代鑄劍工匠，還是現代武器設計師，日本人始終秉承著一種追求細節完美的“職人”氣質，而由此產生的弊端同樣遺患無窮。

第一，是難以滿足戰爭的巨大消耗。日本人素以做事認真、精細著稱，但這種過分苛求精雕細琢的民族性格，並不完全符合“大規模+成批量生產”的現代製造業準則。

作為現代化大工業的發祥地之一，美國早在1913年就提出了“流水線生產”的概念並付諸實踐。藉助這一劃時代的技術創新，1914年，福特公司僅用1.3萬名工人就生產出26.7萬輛汽車，人均效率比競爭對手高出近50倍。

而在戰時，這種先進的生產方式與強大的科技、工業實力相結合後，美國更是創造出平均每星期造一艘航母的軍工奇蹟。

然而，發生在大洋彼岸的這些創舉，是當時的日本人所難以想象和理解的。儘管流水線可以保證穩定的產品質量，但日本產業界卻認為前者是對本國精工傳統的侮辱，因而拒絕引進。

但實際上，“無法有效控制軍品質量”一直是日本戰時工業的“軟肋”，大名鼎鼎的零式戰鬥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該機雖然性能優越，但裝配所需的上千個零部件，卻是在成千上萬分散的家庭作坊中製作完成後，才送到工廠進行總裝的。

可想而知，這樣精密的工作嚴重依賴工匠的個人技藝水平。開戰初期的零式戰機質量上乘，但隨著戰事逐漸吃緊，大批熟練工應徵入伍，而填補勞動力缺口的新手又無法短時間內磨鍊出高超技藝，導致零式戰機及其後續機型的質量急劇下降，出現了機身表面做工粗糙、起落架強度不夠、引擎性能不達標等諸多致命問題。

第二，是容易滑向“技術萬能主義”。痴迷鑽研手藝的“職人”一般都有“為製作而製作”的毛病，而一個骨子裡崇拜技術的民族，在國家“何去何從”的緊要關頭，就可能受到“技術萬能”思想的迷惑而作出錯誤抉擇，日本全面侵華就是個極具說服力的反面教材。

日本雖然能設計、生產出精良的武器，並擁有亞洲最強大的武裝力量，但卻因看不到自身缺陷，以及中國地大物博、人民堅韌的潛在優勢，最終陷入泥沼而無法自拔，其戰略上的短視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是固守“精神決定論”。明治維新以後，日軍建設指導思想中“唯意志論”傾向嚴重，其高層漠視蓬勃興起的新軍事革命，反而錯誤地過分抬高的精神和體能的作用，貶低科學技術和物質力量的效能。

具體表現為輕視火力壓制、頑固堅持日俄戰爭時代的“白刃萬能主義”、把步兵作為戰鬥力的核心等。

這一思想對日本軍工業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以至於前者醉心於一點一滴地改造1905年研製的老式步槍，卻對歐美國家大量列裝自動武器的世界潮流視而不見，甚至呲之以鼻。如此疏於理性思考和缺乏大局觀，日本最後輸掉戰爭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