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服飾文化反映了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果。從西晉起，以西域為主的少數民族開始絡繹不絕地融入這個東方大國，促成唐朝胡漢雜居的場面。但在共同的交流與生活中，唐朝代表漢族的傳統文化，接納、包容少數民族文化，民族的差異在這個時候不斷地縮小。與此同時，在流淌著胡人血脈的唐代統治者身上，看到了對少數民族的開明政策，胡漢大融合，女性服飾、妝扮除了凸顯文化融合，和審美變化外，還一定程度上能證明唐代女性的社會地位變化。
唐代以前，沒有以女性為主體的繪畫作品，那時有關女性的作品也多用來，勸誡女性遵守道德，作“教化”用，唐朝才開始有女性作為主體的繪畫作品，雖然描繪女性美的繪畫，被界定在上流社會的貴婦階層，但是也出現了不少侍女形象。結合唐代繪畫作品、歷史文獻及考古看來唐代女性典型的著裝有三類：直接拿來的胡服、創新改良的女式男裝和輕羅薄紗的袒胸裝。
從女性著裝入手分析唐代女性的社會地位，發現胡服盛行的原因，是因為唐代帝王的母親、皇后中有著胡人的血統，加之對胡文化的兼容幷包，女性當受遊牧民族的母系社會的影響，地位自然有所提高。女著男裝現象普遍，但是少有上層貴族女性，多是幹雜役侍女、藝妓，或是貴族家中用來滿足獵奇審美，一種被動的選擇，可能一定程度上有挑戰男權的觀念，實際上效仿男裝的女性地位普遍過低，不能肯定地視作女性地位拔高的表現。袒胸裝中外穿的透視紗衣的流行，本是因為夏季實用，後來變成女子追求曲線美的時尚之舉，大膽且透露的著裝滿足了唐代女性特殊的審美眼光，沒有以往嚴苛禮教的壓迫是一現實原因，還有佛教世俗化，倡導肌膚健康之美，只有社會輿論放鬆對女子的約束，她們才能自由、灑脫的追求時尚，展現綺羅魅力。
關於唐代最高統治者家族的起源、身世，《朱子語類歷代類序》中記錄了宋代儒學家朱熹表達過，唐朝王室的根源，是北方少數民族。而因為少數民族女性為了生存所需，會改嫁之類的，但是這對封建社會講究婦德觀念來說，具有一定的衝擊。加之北方少數民族以遊牧生活為主，不像漢人崇尚儒家文化，關於行為方面沒有特定的規範。
所以，朱熹認為唐代人與少數民族混居，漸而唐女子也好，將門後生也罷，要是做出什麼超出封建禮教束縛的事情也不用驚訝。魯迅先生在《致曹聚仁信》中也評價李唐王朝是大有胡氣。現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一節中也指出，唐朝初代統治者具有少數民族的血統，比如唐高祖的母親獨孤氏、唐太宗的母親竇氏，她們都屬於當時北方少數民族的後裔，可以說她們是胡人。而太宗的皇后高宗的母親長孫皇后，也是胡人之後，因此不算是漢族人。這裡提到的“胡”是古代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稱。由此可知，初期李唐皇室中有少數民族胡人血統的女性較多。因此，從眾所周知的李唐皇室母族的血緣來看，他們的血統都不屬於純粹的漢族，而是混雜有北方少數民族血脈的後裔。
不可忽略唐朝初期幾位帝王帶有胡人的血統，這為日後唐代文化中豪爽的血脈氣韻及開放的社會氛圍奠定了基礎。西北少數民族一直保持著對婦女的尊崇和男女平等的美好傳統，唐代婦女生活開放，性情直爽，婚姻自由。女性的精神氣質則表現出熱情、明朗、機智、開放等鮮明的特質，也是後來女性服飾能夠屢屢創新的一個主要因素，這也為唐代畫家的藝術創作提供優異的生活素材。
胡服在唐代流行是必然的，其優勢在於與漢人社會傳統不同，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傳統的服飾等級觀念，且對於男女等級觀念也所衝擊。唐代社會呈現開放趨勢，雖然開國皇帝有著胡人血統，但實行的是漢族文化。統治者並不固守傳統，對外來文化持有包容心態，將其加以改變，使之成為唐代特色，自然催生出新的思想意識。
唐代女性所穿胡服，包括衣服、帽子、袍服、條紋褲和軟錦靴等。衣服款式區別主要在衣領處，有對襟、翻領、圓領，袖子則鍾愛讓行為更便利的窄袖；帽子是錦繡帽；袍服袖子窄小；下裝不似以往裙裝，而是袍服下穿褲衩，或條紋褲；腳上穿的是靴子；有的腰間還緊繫革帶，即躁躞帶。在唐代不少公主、太子墓中的壁畫有這樣打扮的女性及服飾形象。
唐高宗第六子，武則天次子章懷太子墓中前室西壁南側壁畫《觀鳥捕蟬女侍》）有穿胡服的侍女。三位侍女的服飾不同，神情各異，但中間的侍女著圓領小袖長袍，袍內穿褲，腰間還繫有束帶。同樣出土於章懷太子墓前室南壁東側壁畫《侍女侏儒》也是三人，中間紅衣侍女和右側黃衣男侏儒穿著典型的胡服。紅衣侍女的翻領小袖長袍特別受到婦女喜愛，下著條紋束口庫，而黃衣侏儒的袍服則是圓領式樣的，腳穿黑靴，頭上還帶著黑色幞頭，兩者腰間都繫有束帶。
還有《喂鳥侍女》也是一身翻領長袍，但是比起前面兩者更為精細，袍領和袖口都繡有大花，花色紅黃相間，凸顯華麗。頭戴黑色幞頭，腰上也緊繫束帶，下身穿著波斯褲。唐代繪畫中有胡服打扮的漢人形象還有很多，例如《步輦圖》中的抬轎侍女、《執如意挾衾侍女圖》、《執扇挾衾侍女圖》，或是出土於唐墓中的騎馬人俑，都反映了那時的社會生活。
唐代的統治者具有鮮卑族的血統，漢人的文化習俗中不可避免地融合著濃重的胡人文化風格，這些文化不僅僅影響了漢族女性的思維，連帶妝容、著裝配飾也有較為深遠的影響。在《舊唐書輿服志》中記載，唐太宗在服飾制度頒佈沒多久就沒有嚴格執行，不同場合的服飾“備而不用”。不止太宗一人不遵守，高宗、玄宗、德宗、文宗都有不遵守服飾制度的情況，其中唐文宗較為誇張，穿常服受朝成為常事，並且在改年號這等朝廷特別重視、盛大的場合，他還是一身常服。由此可知，社會其他階層的服飾裝束就更沒什麼顧忌了。所以安史之亂以前，從宮廷到民間，女性普遍穿胡服、化胡妝都沒什麼不妥。
長久以來研究者認為，唐太宗的皇后長孫氏為其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後宮氛圍，加之太宗實行非常開明的民族政策，貴族女裝胡漢兼容，唐代服飾潮流都先從宮中流行，後在民間流傳開來，若是宮中皇室，或是貴族大家的婦女不接受，外來服飾文化，胡服在中原的流行自然不會順利，至少影響不會如此之大。作為少數民族的後裔，騎馬自然是唐代皇室女性掌握的技能，在騎馬的服裝上比起寬袍大袖的漢裝，自然是傾向於窄袖胡服和束腳褲了。女子騎馬是不少封建王朝女性所向往的真性情吧。
總之，在唐代漢族文化長期受到儒、道、釋三大宗教觀念的長期薰陶，同少數民族長期處於顛沛流離的遊牧狀態相碰撞，女性則成為一重要環節,儒雅與粗獷的博弈，被女性在服飾裝扮上化解，並完美地結合，唐代女性是審美流行的傳播者，也是被欣賞的對象，形成了唐代女性充滿自信的審美意識形態，一種新的女性精神出現了即女性地位一定程度上是有所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