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西域的民間商貿往來早在商周時期就已開始，但是直到漢武帝派張騫通使西域，建立起漢朝與西域的官方關係，才使西北絲綢之路交通順暢，中西文化交流進入鼎盛時期。其間，原產於中國的多種植物品種也隨之傳入西域、並經由西域的商隊傳至歐洲，而最為突出的是，原產自中國的桃、杏、梨等水果的西傳。

張騫，字子文，漢中郡城固（今陝西漢中市城固縣）人，傑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險家，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建元二年，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大月氏。經過10餘年艱苦努力，張騫翻越蔥嶺，抵達中亞費爾干納的大宛，經位於錫爾河流域的康居而到達大月氏，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長安。

他此行雖未達到聯合大月氏抗擊匈奴的目的，卻對西域各國的軍事、地理、物產有了深入了解，體會到了西域諸國對中國物產的喜愛和與中國開展友好往來、商品貿易的迫切願望。作為漢朝官方使節，張騫實地考察了東西交通要道，司馬遷謂之“鑿空”，意味著東西交通大幹線“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闢。

元狩四年（前119），張騫再次受漢武帝派遣出使西域，還分別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於闐等國，返漢時又帶回了許多國家的使者。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促進了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此後中西交通暢通，貿易大盛，天山南北成為中西交通的橋樑，“絲綢之路”真正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大動脈。

隨著張騫“鑿空西域”、西北絲綢之路暢通，原產於中國的桃、杏、梨等水果也傳入西域，並經由西域商隊傳至歐洲。

桃子，曾被認為起源於波斯地區，通過絲綢之路向西傳播到中國，但後來經過大量研究和考古發現證實，桃子的原產地是中國。

佟屏亞在《果樹史話》中指出，“中國是桃樹的故鄉。近代中國考古學家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六七千年前的野生桃核。在河南鄭州二里崗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也發掘出數量極多的野生桃核。1973年，河北藁城臺西村出土了距今約3000多年的栽培桃的桃核，經鑑定，它和今天的栽培桃完全相同”。這證明中國栽培桃的歷史至少在距今3000年以前。

2010年雲南的一次考古發現為桃樹起源於中國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證據，據《中國科學報》2016年1月的報道，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古生態組研究人員在英國《科學報告》雜誌上發表題為“中國西南化石證明：桃子比人類先達”一文，以2010年在雲南昆明發現的桃核化石為證，宣佈在中國西南發現世界上最早的桃核化石，將桃子的演化史向前推進到距今260萬年，併為桃子起源於中國提供了有力證據。

精絕國尼雅遺址中發現的桃樹及桃核的意義也十分重要，除了枯死的桃樹外，多處房址中都採集到10多枚桃核，進一步證明桃的傳播應該是由中原地區沿西北絲綢之路，經由中亞向西傳播到波斯，再擴散到地中海沿岸各國。

精絕國尼雅遺址出土桃核

中國桃種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2世紀時傳入波斯，再傳入亞美尼亞、希臘，到公元1世紀時傳入羅馬。

杏子，原產地也是中國。蘇聯植物學家瓦維諾夫通過研究，確認了杏的原產地在中國。

他把杏栽培種的起源總括為3個起源中心：第一是中國中心，包括東北、華中、華西以及西至甘肅和西藏東北部的廣大山區；第二是中亞細亞中心，包括天山以南經阿富汗的興都庫什山脈至克什米爾的廣大山區；第三是近東中心，包括自伊朗東北部以迄高加索和土耳其中部的整個山系。

《管子》有“五沃之土，其木多杏”的記載，當前的考古發現，秦漢時期新疆早已種植杏樹，若羌瓦什峽古城就發現過杏核。

至今，最早的杏的野生型別仍可見於天山西、中、東部和西藏以及秦嶺山脈至北京北部諸山的雜林中。因此，杏是從中國傳至中亞細亞，經伊朗進入外高加索地區而向西傳播的。

《伊朗中國編》指出，桃和杏是中國傳到西方的。這兩個禮物或許是綢緞商人帶去的，首先帶到伊朗（前200年或前100），從那裡再到亞美尼亞、希臘和羅馬（第一世紀），至遲羅馬帝國的第一世紀才有這兩種樹。

中國桃種也很早傳入印度。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4中記述了中國桃和梨傳入印度的情況，“昔迦膩色伽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藩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質子所居，因為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梨曰至那羅闍弗呾邏。故此中國人深敬東土”。

從此記錄可知，桃、梨均是從中國甘肅的河西地區一帶經由西北絲綢之路傳入印度，至今在印度桃被稱為“中國果”，而梨被稱作“漢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