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間, 周恩來曾經多次袒露過他的心態:“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他還說過:“我不入苦海, 誰入苦海;我不下地獄, 誰下地獄。”

短兵相接的交鋒

四屆人大的“組閣之爭”以“四人幫”失敗而告終, 但鬥爭仍在繼續。

對於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和老幹部復出任職, “四人幫”心懷不滿, 掀起批判“經驗主義”的惡浪, 進行打擊報復。張春橋、姚文元首先發難。1975年3月1日, 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 大肆鼓吹批判“經驗主義”。同一天, 姚文元則在《紅旗》雜誌上發表文章, 詭稱“現在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4月4日, 江青斷言:“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 是當前的大敵。”矛頭直指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經驗豐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4月中旬的一天, 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再提出批判“經驗主義”, 並且要求政治局討論。鄧小平堅決抵制了江青的無理取鬧。這期間, 周恩來多次同鄧小平談話, 還同江青談了話。

4月18日, 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金日成首相。會見後, 鄧小平向毛澤東彙報了3月初以來江青一夥批判“經驗主義”的情況, 表示不同意關於“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說法。毛澤東聽後同意鄧小平的意見。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 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 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 不要只提一項, 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 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 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 有些人自以為懂了, 其實不大懂, 自以為是, 動不動就訓人, 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為貫徹落實毛澤東的上述批示精神, 4月27日, 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 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用事實揭發和批評江青等人1973年以來多次把攻擊矛頭對準周恩來等人的行徑。針對“四人幫”發動的批判“經驗主義”, 鄧小平尖銳指出:很明顯, 這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反總理的行動!而江青等則認為, 這次會議是對他們搞“突然襲擊”、“圍攻”, 是“廬山會議的再現”。會後, 王洪文致信毛澤東, 誣衊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總是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信中說:“這場鬥爭, 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 由葉、鄧說出來, 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會議 (指11月21日至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引者注) 的案。”

隨後, 江青給毛澤東打電話, 狀告中央政治局會議“圍攻”她的情況。毛澤東聽工作人員報告電話內容後說:“這個會有成績, 把問題擺開了。批評江青還是第一次。她這個人只能批評別人, 很凶。別人不能批評她。批林批孔, 什麼叫孔老二她也不懂, 又加了走後門。幾十萬人都走後門, 又要這幾十萬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門, 就有走後門, 幾萬年還會有。”隨後, 毛澤東決定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 親自出面表明對這件事的態度。

這時, 周恩來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但是, 他仍然關注著鄧小平等同江青一夥的鬥爭。4月29日、30日, 他連續兩天先後同鄧小平、華國鋒等談話, 了解4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情況。5月3日, 他抱病出席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 毛澤東對江青一夥大反“經驗主義”和大搞宗派活動提出嚴厲批評。他說:

“要安定, 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 無論經驗主義也好, 教條主義也好, 都是修正馬列主義, 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現在, 我們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錯誤, 要批評。‘三箭齊發’, 批林、批孔、批走後門。”

“我說的是安定團結。教條主義, 經驗主義, 修正主義, 又要批評資產階級法權, 不能過急。你們誰要過急就要摔下來。”

“不要分裂, 要團結。要搞馬列主義, 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 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 你們不要搞了, 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箇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 歷來不好。”“我的意見, 我的看法, 有的同志不信三條, 也不聽我的, 這三條都忘記了, 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

“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 自己就是經驗主義。”“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不作自我批評不好, 要人家作, 自己不作。”“不要隨便, 要有紀律, 要謹慎, 不要個人自作主張, 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 印成檔案發下去, 要以中央的名義, 不要用個人的名義, 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 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

5月4日, 周恩來在同鄧小平談話後, 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研究中央政治局如何學習、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會上, 首先核對毛澤東講話內容, 並決定由中央發一檔案, 闡述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問題。

5月4日、5日, 周恩來起草了關於學習毛澤東提出的理論問題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等問題的意見稿, 要點是: (一) 在學習指示過程中, 需要“在一定時期有針對性加以宣傳”, “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說清楚”。(二) 對犯一般“經驗主義”的人, “要慢慢來教育改造”。(三) “擁護主席意見”、“有錯誤的, 要有自我批評”。“同意小平同志意見”, “願自我批評的就說, 說多少都可以, 不說也可以, 不要強加於人”。(四) 中央政治局工作“必須遵守九大、十大方針、路線, ‘三要三不要’, 以安定團結為好”。“凡要議大事, 先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談一談”。

這時, 周恩來的病情更加嚴重。5月7日, 他對身邊的醫務人員說:“我估計還有半年”。“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如實地告訴我, 因為還有許多工作, 要作個交待”。後來, 他同侄女周秉德通電話, 在談到生死問題時說:“這有什麼難過的?共產黨員要講唯物主義嘛!人生的規律都有這麼一天。應該相信規律。”

5月8日, 周恩來繼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研究中央政治局討論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事。會議決定, 等鄧小平出訪法國回來後, 再召開政治局會議。

為了開好即將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5月21日, 周恩來就5月4日、8日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情況致信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介紹常委會商定的意見後, 他著重說明反“經驗主義”的有關情況, 指出:姚文元文章中提出, “現在, 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而鄧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 是指3月1日張春橋在總政召開的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 (鄧小平閱後在此處注:‘當時還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會議正式提出了反經驗主義問題’) , 這在各大軍區政治部向總政反映討論情況的三、四月份電報中可以看出。”

但是, 江青一夥對周恩來這封據理、據實說明情況的信極為不滿。5月22日, 他們在傳閱件上寫批語謊稱:對一些情況“不了解”, 張春橋則橫加指責, 在傳閱件上寫道:“總理的信, 有些話不確切。但我不反對報主席。”

1975年5月27日, 周恩來強忍病痛致信張春橋, 駁斥“不確切”的指責。信中說:

“這次, 主席指示要把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 才會防止變修正主義, 如果不把資產階級法權加以闡明和限制, 林彪一類如上臺, 搞資本主義制度就很容易。因此, 要多看點馬列的書, 還要你寫文章。因此, 你聯絡到十多年的思想, 經驗主義者由於不多讀書, 難於總結經驗, 易於上反黨集團的當, 甚至陷進去, 故你在三月一日總政召開的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片面地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 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總政來電反映討論情況, 也可看出。”

“我這段回憶的文字, 不知是否較為確切。如果仍不確切, 請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迴重寫, 我決不會介意, 因為我們是遵守主席實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導的。”

張春橋看了周恩來這封義正詞嚴的信後, 理屈心虧, 不得不在信上寫道:“不再改了。”隨後, 周恩來將21日信的原件送毛澤東閱批。

1975年5月17日, 鄧小平結束訪法回國。毛澤東同周恩來商定, 改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日常工作。18日, 周恩來同剛回國的鄧小平談話。

遵照毛澤東的意見, 5月27日和6月3日, 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學習和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精神, 集中批評江青等人。會上, 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對“四人幫”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江青、王洪文被迫作了檢討。

這場同“四人幫”短兵相接的大交鋒, 是“文革”期間一場重要的鬥爭。周恩來因重病纏身不能出席鄧小平主持的會議, 但他一直密切關注這場鬥爭的發展。會後第二天, 周恩來同鄧小平長談, 了解會議批評“四人幫”的情況。6月27日晚, 周恩來再次同鄧小平以及王海容、唐聞生長談。周恩來、鄧小平要王、唐將江青、王洪文等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情況報告毛澤東。

隨後, 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會見後, 鄧小平當面向毛澤東彙報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毛澤東再次肯定, 這次會議“我看有成績, 把問題擺開了”。鄧小平說:“最後他們否認有‘四人幫’, 政治局的同志氣很大。我說不要把話都說完。”毛澤東說:“這個辦法好, 留有餘地, 大家清楚就行了。我準備找王洪文談, 叫他找你, 聽你的話。他威望不高。”鄧小平接著說:“他最後的發言, 政治局許多同志感到不真實。”毛澤東針對江青等人說:“他們幾個人現在不行了, 反總理, 反你, 反葉帥, 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變了。”他對鄧小平說:“你要把工作幹起來。”鄧小平表示:“在這方面, 我還有決心就是了。反對的人總有, 一定會有。”毛澤東笑道:“木秀於林, 風必摧之。”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後, 6月28日, 江青就宗派活動等問題作檢討。6月30日, 周恩來將江青的檢討信批給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傳閱, 表示歡迎她檢討。批語指出:

“今後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經過組織討論, 事先請示主席, 遵照主席指示執行, 認真深入學習, 聯絡中國實際, 在實踐中多聽同志好意見, 堅決改正常犯的錯誤, 政治局的團結就會搞得更好。”

周恩來在批語中建議, 將江青的檢討信送毛澤東閱批。鄧小平、葉劍英等閱後表示“同意總理的建議”。毛澤東圈閱了此件。

最後的政治遺囑

儘管江青違心作了檢討, 但她對老一輩革命家和大批老幹部更加仇恨, 特別對周恩來、鄧小平等更是恨得咬牙切齒, 伺機進行反撲。1975年8月14日, 毛澤東在與人談《水滸》時發表評論說:“《水滸》只反貪官, 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 搞修正主義, 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 讓人招安了。”

本來, 這是毛澤東對一部小說的評論, 但“四人幫”一夥卻趁機掀起“倒周”的政治風波。當天, 姚文元致信毛澤東提出, “將這封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 並增發有關單位和寫作組, “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江青則別有用心地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 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四人幫”策動下, 掀起了評《水滸》、“批投降派”的風潮。

對於“四人幫”借評《水滸》掀起的“批投降派”的險惡用心, 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看得十分清楚。這時, 周恩來的病情嚴重惡化, 但他在9月7日仍然堅持會見了外賓, 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會見外賓。在會見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時, 周恩來說:“馬克思的‘請帖’, 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 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並透露:“鄧小平同志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同志很有才能, 可以完全相信鄧小平同志將會執行我黨的內外方針。”“現在, 副總理 (指鄧小平——引者注) 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了。”

9月15日, 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講話, 強調全面整頓。而久未“露面”的江青在會上講話, 大唱對臺戲, 聳人聽聞地說:“評《水滸》不單純是文藝評論和歷史評論, 它是對當代有意義的大事。《水滸》的要害是排斥晁蓋, 架空晁蓋, 搞投降。”“批《水滸》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人。

9月24日, 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後, 彙報了江青在學大寨會上講話的情況。毛澤東氣憤地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農業學 (大寨) , 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 沒有多少人信她的。” (江青的講話) “稿子不要發, 錄音不要放, 講話不要印。”

對於江青一夥打著評《水滸》旗號批“投降派”的陰謀詭計, 周恩來、鄧小平等老同志洞若觀火。9月15日, 周恩來氣憤地說:“他們那些人 (指‘四人幫’——引者注) 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 批投降派, 矛頭所向, 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 那當然應該批, 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9月間, 鄧小平在部分省委書記座談會上指出:“評《水滸》是怎麼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讀了三個月, 讀了以後, 主席發表了一通言論。有人借這作文章, 想搞陰謀。”

面對這種情勢, 病危中的周恩來, 縈繞心頭的仍然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他眼看“四人幫”還在猖狂地興風作浪, 強忍病痛折磨, 以堅強的意志和自若的神情, 繼續同老戰友們交談, 研究應對方略。10月11日、12日、17日, 他先後同鄧小平、李先念、葉劍英等談話。11月2日, 他同鄧小平再次談話。這時, 鄧小平正被“四人幫”一夥惡毒圍攻, 但他仍然經常去醫院安排周恩來的治療、搶救工作。

對於“四人幫”策動的對鄧小平的批判和圍攻, 周恩來十分憤慨。他特地請鄧小平來醫院, 關切地問:“態度會不會變?”鄧小平堅定而爽快地回答:“永遠不會!”周恩來高興地說:“那我就放心了!”

到1975年9月, 周恩來已做過6次大手術、8次小手術, 癌細胞已向全身擴散。9月20日, 周恩來準備再做一次大手術。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和張春橋, 還有鄧穎超, 一起守候在醫院。在進入手術室前, 周恩來躺在推車上問:“小平同志來了沒有?”鄧小平立即上前, 俯身向周恩來問候。周恩來費力地緊緊握住鄧小平的手, 大聲說:“你這一年乾得很好, 比我強得多!”針對“四人幫”的造謠中傷, 周恩來激憤地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2月中下旬, 周恩來時常處於昏迷狀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 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前來看望他。在同葉劍英見面時, 他強忍病痛囑告:“要注意鬥爭方法, 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他們 (指‘四人幫’——引者注) 手裡。”這是周恩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遺囑。

周恩來在同“四人幫”也同癌症病魔的頑強抗爭中, 時常和守候在他身旁的鄧穎超一起輕聲吟唱《國際歌》, 並且說:“我堅信全世界共產主義一定能夠實現,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周恩來還同鄧穎超商定他的後事安排, 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大地。他還要求醫務人員解剖他的遺體。他曾多次說過:“為人民服務, 就是要像春蠶那樣吐完最後一根絲。”“活著要為人民服務, 死後也要為人民服務。”

治喪安排中的對抗

1976年1月5日, 周恩來做了最後一次手術, 鄧小平、李先念等守候在醫院。當天, 中共中央發出周恩來病危的通知。1月8日9時57分,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周恩來與世長辭, 享年78歲。偉人逝世, 舉國悲慟。

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 周恩來和毛澤東共同奮鬥半個多世紀, 彼此義重情深。周恩來逝世前, 毛澤東一直關注著周恩來的治療和搶救情況。儘管他自己行動不便, 仍然躺在病榻上閱讀有關周恩來的病情報告。1月8日上午, 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向毛澤東報告周恩來逝世的噩耗, 他點頭示意知道了。當身邊工作人員念周恩來逝世的《訃告》時, 他聽著聽著, 閉著的眼裡漸漸流出兩行淚水。14日下午, 毛澤東在聽工作人員哭著念送審的周恩來追悼大會上的悼詞稿時, 再也不能控制自己, 失聲痛哭。據張玉鳳在《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一文中回憶, 我“冒昧地問主席:‘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一直處於傷感中的主席, 這時, 一隻手舉著還沒來得及放下的檔案, 另一隻手拍拍略微蹺起的腿, 痛苦而吃力地對我說:‘我也走不動了。’”

在舉國悲慟的日子裡, “四人幫”仍然繼續詆譭周恩來。中央辦公廳參與起草周恩來訃告和悼詞的同志後來回憶說:“周總理與世長辭, ‘四人幫’極力壓低周總理治喪規格。”“中央政治局討論周總理悼詞, ‘四人幫’對周總理大肆攻擊和誣衊。”

1976年1月8日下午, 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 討論周恩來逝世訃告和治喪事項。會議通過了訃告。在討論治喪事項時, 治喪辦提出擬請在外地的李德生、許世友、韋國清和賽福鼎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來京參加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和追悼大會的建議, 江青、張春橋責問:“你們是不是還要把京外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也都叫到北京來呀?”治喪辦提出弔唁時間安排5天, 人數安排6萬, “四人幫”極力反對, 硬要把時間壓縮為3天, 人數壓縮為4萬。

1月12日, 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 討論周恩來悼詞和追悼大會安排。鄧小平開宗明義地說:“總理悼詞文稿, 我看過多遍, 我認為寫得是不錯的。對總理一生的評價, 對總理的革命簡歷, 對以總理為榜樣, 號召全黨、全軍、全中國人民向總理學習的幾段話, 認為可以用。”接著, 葉劍英、李先念等相繼發言, 表示同意悼詞文稿。江青卻無理取鬧, 以所謂“路線問題”, 惡毒攻擊周恩來。王洪文、姚文元跟著幫腔。最後, 鄧小平總結說:“對悼詞文稿大多數同志表示贊成, 會上沒人提出修改或補充意見。我提一點具體補充意見。加一個字, 印件中一九二二年總理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 應是總支部書記, 加上一個‘總’字, 符合實際。大家沒有新的意見, 悼詞文稿就討論到這裡, 政治局通過。個別文字修改後, 報請毛主席審批。”鄧小平還囑咐起草人改後先送鄧大姐過目。

會上, 討論由誰致悼詞時, 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詞, 王洪文自認為不行, 張春橋提出由葉劍英致悼詞。葉劍英生氣地說:“給總理致悼詞者, 應該是小平同志!他是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小平同志給總理致悼詞, 是最合適的。我提議由小平同志來給總理致悼詞!”大多數與會同志同意葉劍英的意見。

會後, 當參與悼詞起草的同志走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口時, 張春橋趕上來說:“悼詞號召向總理學習的那部分, 不必那樣展開寫, 不必寫得那樣實, 你們改一改, 壓縮一下, 籠統地寫幾句虛的話就行了。”他們聽後一愣, 沒有馬上回答。張春橋又說:“你們聽清我的話了嗎?”他們強壓心中憤怒, 冷冷地說:“聽清了。我們是做具體工作的, 悼詞政治局已經討論通過, 我們無權做任何改動, 我們不能夠改。”張春橋聽罷, 無言以對, 氣沖沖地走了。

當晚, 悼詞起草人員按照鄧小平的意見, 對悼詞的個別文字作了修改, 並送鄧穎超過目。針對“四人幫”在會上討論悼詞時攻擊周恩來“不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鄧小平在審閱改好的悼詞印件時, 親筆在“他衷心愛戴和崇敬偉大領袖毛主席”這句話後面, 加寫上“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1月14日, 毛澤東圈閱同意。

1月15日下午, 首都各界幹部和群眾代表5000多人,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追悼大會, 沉痛悼念周恩來。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在回顧周恩來半個多世紀以來獻身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經歷及其作出的傑出貢獻後, 鄧小平說:“周恩來同志的一生, 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鬥的一生”, “他是我們全黨全軍全中國人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