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新中國正面臨著三年自然災害和“反右傾”鬥爭所帶來的嚴重經濟困難。

為了擺脫經濟困境，當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工業、糧食、財貿和教育工作中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糾正以往工作中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浮誇風等錯誤做法，史稱“第二次廬山會議”。

鄧小平同志1961年在廬山

8月22日，從未上過廬山的鄧小平首次“躍上蔥蘢四百旋”，並在山上工作、生活了半個月。政治名山由此多了一份政治偉人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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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廬山，峻拔迤邐，青翠欲滴。在參天古木掩映的牯嶺東谷大月山麓中四路11號，有一棟編號為“286”的美式別墅。

這棟普通的石構一層別墅，主體依山勢而建，主立面朝向大路，平面是一個大矩形，再加上一個小矩形的敞開式外廊。紅色鐵皮屋頂，石條欄杆、石柱，白色門窗、屋牆與周圍院牆，蒼勁挺拔的柳杉、冷杉和翠竹渾然一體，典雅幽然，營造出寧靜而質樸的意境。1961年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就居住於此。

鄧小平同志廬山別墅

286號別墅最初是以廬山療養院總院的267號為編號。庭院樹木下一石刻告訴遊人，該棟別墅始建於1903年，最早的主人是美國傳教士科奇南。1936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駐廬山辦事處將此別墅購下。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收歸政府。自1961年夏鄧小平夫婦在此居住之後，1970年夏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期間，董必武也在此居住了半個多月。廬山方面對別墅進行了幾次修繕，門上牌匾也從2004年曾用的“鄧小平別墅”改為後來的“鄧小平同志舊居”。

1961年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根據組織安排，時年28歲的廬山工人療養院辦公室祕書楊基友全程負責鄧小平和夫人卓琳的衣食住行。此前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他曾擔任王任重、周小舟、吳芝圃等人的管理員，有一定的接待經驗。

據楊基友回憶，1961年8月22日上午，他和第七接待服務小組的同事一起，早早地就來到廬山療養院總院的這棟別墅前等候。10時30分左右，兩輛伏爾加牌轎車緩緩駛入別墅的小院。車門開啟，鄧小平走下來，隨行的還有他的夫人兼機要祕書卓琳及女兒鄧楠等人。

鄧小平與家人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上廬山。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召開時，他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療沒有參加。初來乍到這一避暑勝地，鄧小平難掩新奇的感覺。他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環境後，欣喜地說：“這地方很涼爽，很好！”然後又問這房子以前是誰的，現在做什麼用。當得知這房子原來是美中國人建造的別墅，現收歸政府所有改作老幹部休養所時，鄧小平爽朗地笑了，風趣地說：“那好嘛，我們既來開會，也在這裡休養休養。”

接著，鄧小平又問山上與九江的溫差有多少，楊基友告訴他相差十幾攝氏度。“怪不得，這裡是馳名中外避暑的好地方！”鄧小平讚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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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面積約200平方米的286號別墅，從生活和工作需要出發佈局，設有客廳、臥室、辦公室和書房等。在臥室旁一間僅有幾平方米、僅容得下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的小書房前，楊基友告訴我們說：“當年小平同志就是在這間小書房裡批閱和起草檔案，每天上午9點起床後，我都看到他坐在桌前辦公，用碳素鉛筆寫寫畫畫，紙上寫得密密麻麻。”

鄧小平別墅內部

談起鄧小平在廬山的生活，楊基友介紹道，鄧小平的飲食按照四川口味製作，也就是簡單的茄子、豆角、白菜、葫蘆等，但每一樣菜都要加辣椒或四川花椒，連湯裡都放。早餐一般是綠豆稀飯，加三個小碟，都是普通的醬菜；中午和晚上一般是四菜一湯。按照會議伙食標準，每人每天補助不超過四兩肉，鄧小平的女兒鄧楠因不是會務人員，不能享受，於是一家三口每天最好的伙食就是這八兩肉了。

“在整個會議期間，小平同志的生活和飲食都非常簡單，從來沒有在生活和飲食上提出過任何要求，連荷包蛋都沒有做過一次。白菜葉子發黃了，首長也不讓我們扔掉，叮囑用開水泡泡，放一點鹽、辣椒和味精，就留作早餐咽稀飯，以至於廚師常抱怨快成了做齋飯齋菜的廚師了。”說起這些，楊基友不勝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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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廬山會議會址位於牯嶺東谷擲筆峰麓。這座1937年落成的中西合璧的老建築，原是蔣介石在廬山創辦軍官訓練團的三大建築之一，名為“廬山大禮堂”，新中國成立後更名為“廬山人民劇院”。中共中央三次廬山會議均在這裡召開。背倚蔥蔥青峰，傍鄰淙淙溪流，在藍天白雲的襯托和蒼松翠柏的簇擁下，飽經滄桑的歷史遺存越發顯得莊嚴、凝重。

廬山會議舊址

1959年至1961年，全國遭受嚴重的經濟困難。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領導和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中央有關部委負責人集在這裡，討論工業、糧食、財貿、教育等問題，尋求突破困境的良策。

會址影視廳，迴圈播放著廬山會議實錄的專題片。記錄歷史瞬間的影像資料閃動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領導人談笑風生的身影。看得出來，儘管當時國內外形勢嚴峻，但治國安邦的領袖們從容不迫，指揮若定。

會場展出的一張大圖片呈現了這樣一幅場景：主席臺上，鄧小平、周恩來分別坐在毛澤東的左右兩邊，再往兩邊是劉少奇、朱德和陳雲。從這一沒有嚴格按職務安排的座次排列，可以看出鄧小平在此次會議上的“特殊”作用。

1961年，毛澤東、 劉少奇、周恩來、 鄧小平在廬山中央工作會議主席臺上

9月4日下午，毛澤東在廬山“蘆林一號”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談到鄧小平將要率代表團參加北韓勞動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毛澤東提出請鄧小平在下山之前，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當時的情況談一談意見。

9月5日上午，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並講話。他在講話中著重講了五個方面：（一）對最近三年的估計。（二）三年調整的目標。（三）方法問題。（四）集中統一和分級管理問題。（五）統一認識。他在講話中指出：“越在困難的時候，越要從全域性出發。同時，在集中統一下要給下面一點活動餘地、一點機動，計劃指標要留有餘地。”“要提倡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作風。要敢講話，講真話，腳踏實地做事情。在困難的時候，要勇敢地承擔責任。力爭國民經濟調整三年初見效，七年大見效。”這篇講話成為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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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楊基友（左）帶領作者參觀“鄧小平別墅”

循著鄧小平在廬山的活動軌跡，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惑著筆者，就是今天幾乎找不到他在廬山的個人照片。楊基友介紹說，鄧小平日程安排比較緊，很少出去觀光遊覽，故沒有留下什麼照片，包括他們工作人員都未能同他合影，說起來便遺憾不已。他也很少看戲，只偶爾玩玩麻將打打牌，換換腦子活躍一下思維，他的戲票大都被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拿去“享受”了。

在個人生活上，鄧小平對自己要求很嚴格。據楊基友回憶，為了減輕大會會務的負擔，鄧小平使用的床上用品，如枕巾、床單、毛毯等，都是卓琳從北京家中帶來的。有一次，會議分配給鄧小平兩條內部供應的熊貓牌香菸，他讓卓琳原封不動地退了回去。招待客人，也沒有動用過會議供應的水果。會議期間的一天，李富春、陶鑄、羅瑞卿、柯慶施等晚飯後到286號別墅陪鄧小平打牌，卓琳拿出錢給楊基友，讓他到外面店裡買了幾個香瓜招待這些老牌友。

因9月9日要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北韓勞動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完報告的第二天（9月6日），鄧小平便提前下山返回北京。臨別前，他要卓琳找到楊基友，讓其把洗衣費和伙食費結算一下，楊基友忙說不用算了。卓琳嚴肅地說：“不算可不行，一分錢都不能少！”最後，卓琳付了洗衣費，又向第七接待服務組按標準實繳了三個人的全部伙食費，才與服務人員一一握手道別。

20世紀60年代，鄧小平在農村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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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登臨廬山之後，鄧小平再也未能“身在此山中”。1970年8月，第三次廬山會議舉行時，他正被下放在離此100多公里的南昌新建縣望城崗勞動。

然而，從20世紀20年代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便相識的老戰友並沒有忘記他。就在這次會議期間，周恩來對身邊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這裡（指江西）有我兩個熟人，一個是你的同行，一個是我的同行。一個姓鄭，一個姓鄧，兩個‘耳朵’。”周恩來所說的張佐良的“同行”，是曾擔任周恩來保健護士的鄭淑芸，當時她在九江永修幹校勞動;而所說的自己的“同行”，就是指鄧小平。雖然此時鄧小平屬於下放勞動物件，但周恩來仍把他看作自己的“同行”。

1978年12月，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毅然決然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果斷作出將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揚起了改革開放的風帆。在這位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的一系列思想中，可以說有不少觀點與他當年在廬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脈相承，前後關聯。

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鄧小平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和理念來看，廬山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三個綱領性檔案也蘊含著長久的生命力。比如，明確規定企業內部的責任制，明確提出“技術人員和職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重申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等等。鄧小平當年的遠見卓識、高屋建瓴，其精髓大都已在後來的改革開放中得到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