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跡。這一年，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也是實踐十五年趕超英國目標的頭一年。新年伊始，毛澤東向全黨提出，把黨的工作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來。回顧新中國走過的八年曆程，展望今後的發展，毛澤東感到十分欣慰：“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一九四九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著又是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再過五年，就可以比較主動一些了；十年後將會更加主動一些；十五年後，糧食多了，鋼鐵多了，我們的主動就更多了。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後，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以使幹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減少驕傲情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時間。新任務壓來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務的問題上面去了。”（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頁。）毛澤東把這個思想概括為“不斷革命”。

同時，他又交代，把黨的工作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件事可以在黨內事先醞釀，“向幹部講清楚，但是暫時不要在報上宣傳，到七月一日以後我們再大講特講，因為那時候基層整風已經差不多了，可以把全黨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術革命上面去了。”（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頁。）毛澤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領導經濟建設全神貫注，投入了幾乎全部精力。他是多麼急切地希望中國很快地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而新中國八年來的迅速發展，也的確為迎接這一歷史性變化準備了條件。到一九五七年，工業總產值從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億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億元，在“一五”計劃期間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點四的增長速度，超過計劃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點七的速度。這是一個很高的而又很紮實的速度。其中，鋼產量從一九四九年的十五萬八千噸，增加到五百三十五萬噸；煤產量從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萬噸，增加到一億三千一百萬噸。農業總產值，從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億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億元，在“一五”計劃期間保持著百分之四點五的年增長率，超過原定的百分之四點三的增長速度。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從“一五”計劃開始時的百分之四十一點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結束時的百分之五十六點五(一九五七年)，超過一半。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工業部門，如飛機制造、汽車製造、機床裝置製造、有色金屬冶煉、高階合金鋼冶煉等，也在這一時期內從無到有地相繼建立起來。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增長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強國美國的年平均增長率不過百分之三點七，英國只有百分之二點九。剛剛誕生的新中國，以這樣的速度發展的確是很快的。在“二五”計劃開局之年，應當採取怎樣的發展方針，是毛澤東首先考慮的問題。同解決其他難題一樣，他首先從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從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澤東就不斷地在講：做事情，至少有兩種方法。一種，達到目的比較慢一點，比較差一點；一種，達到目的比較快一點，比較好一點。一個是速度問題，一個是品質問題。不要只考慮一種方法，經常要考慮兩種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開的知識分子會議上，他概括出兩種領導方法：一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為又少、又慢、又差、又費。多快好省作為一個方針，成為毛澤東當時批評右傾保守、批評反冒進的主要武器。這裡有一段曲折的歷史過程。一九五五年夏，國務院開始著手編制國民經濟發展的十五年遠景規劃及“二五”計劃輪廓。十月，毛澤東看了國家計委的報告，對設想中的發展速度不滿意。十二月，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從社會主義改造方面轉到經濟建設領域，提出各行各業都要反對建設中的右傾保守思想。他說，這篇序言“節約起來講就是要搞多快好省”。（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隨後，<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論，明確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1956年1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很快，就出現各部門、各地區不顧實際條件，紛紛提高計劃指標、追加基建專案的浪潮，有如周恩來所說的那樣，“千軍萬馬，奔騰而來”。這樣下去，整個國家預算和經濟計劃有失控的危險。從一九五六年六月開始，在周恩來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壓縮預算和計劃指標，形成“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的指導思想，並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的贊同和支援。根據這個精神，中央宣傳部起草了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經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審定，在六月二十日發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過關於“二五”計劃的建議，反冒進取得了明顯成效。這篇社論，成為一九五六年反冒進的一個代表作。毛澤東對反冒進和這篇社論，從一開始就不贊成。他在收到劉少奇送來的社論稿後，批了三個字：“不看了”。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全會的組長們一道，議出七條意見，對壓縮一九五七年預算和計劃指標表示贊同，但又指出：“關於壓縮問題，必須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亂子。物資不足，應該首先支援必要的生產，同時注意平衡。”（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小組長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11月13日。）實際上毛澤東對這七條並不很滿意。後來他說，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進，二中全會搞了七條，妥協方案，是個提壩，擋一下水。（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2日。）過了十個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開八屆三中全會．這個時候，經濟形勢發展得比較好，群眾的建設熱情高漲起來。在毛澤東看來，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進恰恰是對群眾的積極性潑了冷水，毛澤東便把反冒進作為一個嚴重問題公開提出批評。八屆三中全會後，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社論。社論說：“在去年秋天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在某些部門、某些單位、某些幹部中間颳起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刮掉了。有的人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訂得冒進了，行不通；有的人說，一九五六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全部冒進了，甚至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冒進了，搞錯了；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也不要犯冒進的錯誤，等等。於是，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這篇社論是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據他說：在訪蘇前就開始寫的，因為沒有寫完，帶到莫斯科去了。“閒來無事江邊望”，有點閒功夫，就在我們代表團中間先讀一讀。回來又經過斟酌，政治局還有一些同志看過才發表的。多、快、好、省，這是代表中央的，是黨的一個路線，是我們搞建設的一個路線。（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題為《乘風破浪》的社論。這是根據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的多次講話精神寫的。社論再次強調“多、快、好、省”的方針，並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口號。毛澤東對這篇社論極為讚賞。不久，毛澤東在廣西南寧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蔘加的中央工作會議，這就是著名的南寧會議。在南寧會議前，有一個杭州會議，由華東六省市黨委第一書記參加。杭州會議共開了兩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兩天，這一次有周恩來參加。據毛澤東說，第一次無結果而散，沒有議出什麼名堂，第二次才積累一點意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會議上，毛澤東兩次講話，著重講了領導經濟建設的方法問題，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問題，敵我與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問題，以及不斷革命、技術革命等。並再次批評反冒進，還第一次點名批評了周恩來等人。杭州會議，實際上是南寧會議的序幕。毛澤東的兩次講話，一共談了十七個問題，可以說是《工作方法六十條》的雛形。杭州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就離開杭州，乘專機經長沙，於一月六日來到南寧。這裡的氣候依然溫暖如春，江山如畫，洋槐樹只有少數的黃葉子，告訴人們這裡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澤東準備在這裡召開範圍更大一點的中央工作會議。他親自寫了一個會議通知，要求參加這次會議的，除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及分管計劃、財政、經濟的幾位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還有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黃敬，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要求參加會議的還有一些省市的負責人，包括黑龍江、陝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廣東、廣西九省的省委第一書記歐陽欽、張德生、李井泉、潘復生、王任重、楊尚奎、周小舟、陶鑄、劉建勳，以及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廣西省委書記處書記韋國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祕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在毛澤東開列的到會人的名單裡，陳雲、鄧小平、潘復生因故沒有到會。）

南寧會議於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一九五八年的預算和經濟計劃，以及正在醞釀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會議印發了二十二個參考檔案，其中三件是作為多快好省的對立面——反冒進的材料印發的。它們是：李先念在一屆全中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關於一九五六年預算報告中的一段話；《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關於一九五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報告的節錄。這三個檔案一發，會議的氣氛就緊張起來了。一月十一日晚，毛澤東在會上第一次講話，著重講反對分散主義和關於反冒進兩個問題。關於反對分散主義，他說：國務院向全中國人大的報告，我有兩年沒看了。只給成品，不給原料，不行。要離開本子講問題，把主題思想提出來，進行交談。財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報，沒有共同語言。“為了反對分散主義，我編了一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他說：“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1日。）毛澤東批評分散主義是針對國務院的。參加會議的王任重在日記中寫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談了主席的講話，對於這樣尖銳地批評分散主義感到一些突然。”（王任重日記，1958年1月12日。）接著，毛澤東又批評反冒進。他說：“管‘實業’的人當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為早已紅了，鑽到裡面出不來。一九五六年冒進，一九五七年反冒進，一九五八年又冒進。看是冒進好，還是反冒進好?”他舉了治淮河的例子，說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億人民幣，只搞了十二億土方。安徽今年已經搞了八億土方，再搞八億土方，不過花幾千萬元。毛澤東帶有警告的口氣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沒有搞清楚六億人口的問題，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洩氣?”“破破爛爛的一箇中國，蔣委員長二十年只搞了四萬噸鋼，理應失敗。”（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1日。）一月十二日上午，繼續開會。毛澤東第二次講話，開頭就說：“八年來我們為這樣一個工作方法而奮鬥。”他在這裡說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他繼續批評反冒進：“在杭州會議上，我當著恩來發了一通牢騷。《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指寫於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個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個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麼原因，全國各地的報紙、大小刊物都登載了，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財經工作有很大成績，十個指頭只有一個不好，講過一萬次不靈。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這一次，千里迢迢請同志們來一趟，是總理建議的。本來我不想多談，有點灰心喪志。”他甚至說：“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慌起來了。什麼‘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他說：“最怕的是六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反冒進就是洩了六億人民的勁。他講到宋玉寫《登徒子好色賦》的故事，說他們用的都是一個方法，叫作“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毛澤東再次批評分散主義。他說：“我對付分散主義的辦法是消極抵抗，還要小會批評，當著眾人批評。事先要通一點情報，總是說沒有搞好，實際上是封鎖。開會前十分鐘把檔案拿出來，要人家通過，不考慮別人的心理狀態”。“我不是攻擊所有的人，是攻擊部長以上的幹部，攻擊下傾盆大雨的人”。（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2日。）這以前，周恩來因為工作關係，留在北京，沒有參加會議，沒有直接聽到毛澤東上面的那些講話。一月十三日，周恩來乘飛機到達南寧。當天晚上，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談話，直到深夜。一月十四日，繼續開會。毛澤東第三次講話，講工作方法問題，共二十四條，比杭州會議的十七條更為系統化。批評反冒進和國務院的工作仍很尖銳。這次他用平衡與不平衡的哲學觀點來批評反冒進。毛澤東歷來認為，我們的計劃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淨講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說：反冒進就是講平衡，“卻不知道反冒進傷了許多人的心，興修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他再次強調要注意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區別，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錯了就不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種做法，歷史上吃過大虧。教條主義這樣搞過，因小失大。（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4日。）從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澤東連續三次講話，集中批評分散主義和反冒進，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條。從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黨委第一書記和國務院分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在會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彙報，毛澤東每天都出席會議，並不斷插話，有時還講得很長。一月十六日，柯慶施彙報。毛澤東講了一大段話，從柯慶施的一篇報告談起。柯的報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屆二次黨代會上作的，題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澤東曾作過修改，並要《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毛澤東對柯慶施的報告大加稱讚，說：“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五分之一，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這樣的文章，北京不是沒有也，是不多也。”很明顯，毛澤東是藉此批評國務院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毛澤東問周恩來：“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答：“我寫不出來。”毛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頁。)這些話，顯然說得很重，也太過分了。毛澤東又說：“周恩來的報告，(指周恩來1957年6月26日在一屆全中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報告中說：“有人認為，中國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在1956年全面冒進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顯，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1956年的計劃“採取了躍進的步驟，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說的巨大成就。不錯，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但是，這是屬於區域性性質的缺點”。)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問題是如何說成績與缺點。省委書記要研究理論，培養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據、詞章，一人每年搞個把篇文章，事情就好辦了。”他批評許多省委、部委整天忙於事務性工作，晝夜奔忙．考據之學、詞章之學、義理之學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針對這些情況，他提出領導幹部要學理論，讀點書．還要學習一點外文。他說：沒有理論，憑什麼做領導工作?領導幹部要自己動手，集體創作，開動腦筋，不搞出點理論問題不行。毛澤東提出，要破暮氣，講朝氣。他說，暮氣，就是官氣，我們都相當地有一些。世界大發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識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歲死，顏回活了三十二歲，“後生可畏”。周瑜二十幾歲、李世民十幾歲當“總司令”。現在我們這一班人，容易壓制新生力量。要講革命朝氣，保持旺盛的鬥志。（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6日。）多讀書，多研究理論，以增加共同語言；去掉暮氣，保持朝氣，以鼓起革命幹勁。這是毛澤東這次講話的兩個重點。他批評了一些人和事，這些批評又是集中對著主管經濟工作的國務院負責人的，這就使得會議的緊張空氣繼續升溫。據薄一波回憶，當時與會者都在猜測，毛澤東批評的鋒芒主要是對著誰的。“當時，大家心裡在納悶，這到底是批評誰?少奇同志說：主席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約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談話，明確講到批評主要是對陳雲同志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頁。）一月十七日，李先念彙報。毛澤東又一次批評反冒進。他拿著《人民日報》關於反冒進的那篇社論，念一段，批駁一段。“這篇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評。社論提出的方針對社會主義建設不利，沒有想到造成這樣反冒進的空氣，挫傷了積極性。這是沒有料到的。”《人民日報》社論在引用毛澤東寫的《高潮》第二個序言一段話的時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當然，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沒有引用後半段：“但是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澤東寫這篇序言的著重點本來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社論恰恰不引用這些話，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著防“左”內容的話。所以毛澤東非常不滿，說：“我的文章重點不在此，要引就應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7日。）一月十九日晚，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了一次話。接著開全體大會，次日凌晨一時結束。周恩來和劉少奇都在會上發言，對反冒進承擔了責任。周恩來在發言中承擔了反冒進的主要責任。他說：“反冒進是一個問題、一段時間(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反冒進是由於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係改變後生產力將有躍進的發展，因而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示畏縮，常常只看見物不看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誇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這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反冒進結果損害了三個東西：促進、四十條、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了一些影響，基本建設減少了一些專案。”“而且最重要的損失在於方針一偏，群眾和幹部的勁頭就得不到支援，反而受到束縛，使我們建設走群眾路線這一方針受到某些損害。”“因此，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實行這個方針，不管你主觀想法如何，事實上總是違背主席的方針的。”“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周恩來在南寧會議上的發言提綱，手稿，1958年1月19日）劉少奇說：《人民日報》反冒進的社論，基本方針上是錯誤的，經過我發表的，我負主要責任。對於當時社會主義建設方針有所動搖，沒有感到是方針問題。有這個錯誤感到沉重，對主席的意圖體會不深，感到很難過。沉重又高興，看到群眾高潮高興了。解放以來，我們黨領導革命領導建設，右傾是我們的主要危險。（王任重工作筆記，1958年1月19日。）一月二十日，分管計劃、財政和經濟的三位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彙報工作。毛澤東在插話中，繼續提出一些嚴厲批評。他提出，要採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見相結合的開會方法。“北京是一種空氣，地方又是一種空氣，要使兩種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58年1月20日。）南寧會議就是一個由部分中央負責人和地方負責人蔘加的小型工作會議。毛澤東集中了中央的和地方的多方意見，在杭州會議十七條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條。毛澤東在講到六十條形成過程時說：“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後在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上共同商量的結果。這幾十條，大部分是會議上同志們的發言啟發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寫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記錄同志們的意見；有一個重要條文(關於規章制度)是由劉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佔一部分。”（《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主要講工作方法六十條，形成正式檔案時，題名《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產生的又一個重要文獻。如果說，《論十大關係》所要解決的是如何處理經濟建設中幾個主要的矛盾；那末，《工作方法六十條》所要解決的是經濟建設的領導方法，但是其中有不少“左”的脫離實際的東西。毛澤東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問題呢?這同他對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估計是分不開的。他認為，現在人民群眾在生產戰線上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空前高漲，全中國人民為十五年趕超英國這個口號所鼓舞，一個新的生產高潮已經和正在形成。為了適應這種情況，中央和地方黨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變的需要。《六十條》的內容十分廣泛，不僅講工作方法，還涉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黨的戰略任務和目標，以及思想方法等等。《六十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術革命，要求從一九五八年起，把黨的工作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毛澤東說：“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並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頁）與此同時，規定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抓社會主義工業，抓社會主義農業；從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要著重抓工業，抓財政、金融、貿易。在剛剛經歷了一場政治運動之後，這些規定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使人振奮，令人鼓舞。這是中共八大關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路線的延續。毛澤東關於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無疑是正確的。但它是在不斷革命的思想指導下提出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這時在理論上還沒有形成一個明確而堅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觀點，即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因此，當著毛澤東認為需要提出另外的新的任務時，工作重點就會隨之而改變，就像後來所發生的那樣。《六十條》提出的任務和目標，是在反對右傾保守、批評反冒進的政治氣氛中，在沒有經過充分科學論證的情況下確定的，要求過高，過急，是難以達到的。例如，五至八年內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三年內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等。(而在一年以前，毛澤東還是這樣估計的：“中國可能在三、四個五年計劃內，初步地改變面貌。”（毛澤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提綱)》，手稿，1957年2月。）)“大躍進”，就是在這些不切實際但卻十分鼓舞人心的口號的激勵下，在過高過急的任務的壓力下，一步一步地發動起來的。為實現這些任務和目標，《六十條》裡規定的一些工作方法，如生產計劃三本賬，（生產計劃三本賬是指：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見《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第9條。）普遍組織省、市、縣直到基層單位的檢查和評比，提高農業合作社的積累等，助長了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命令主義和浮誇作風的滋長。毛澤東還提出一個在他看來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叫做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問題。他說：“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有區別，這件事看來簡單，許多人卻不懂得。要宣傳這種觀點。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的區別。”“說一個和九個指頭，這種說法比較生動，也比較合於我們工作的情況。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7頁）這個比喻，在一定的情況下是適用的，但把它普遍化，到處套用，就往往會成為拒絕批評、掩飾錯誤的藉口。關於改革規章制度問題。這是劉少奇提出來的，被毛澤東所肯定，作為《六十條》中的重點條目之一。這一條是這樣寫的：“八年來積累起來的規章制度許多還是適用的，但是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進一步提高群眾積極性和發展生產力的障礙，必須加以修改，或者廢除。”又指出：要根據具體情況，“儲存現有規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廢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並且擬定一些新的適合需要的規章制度”。(《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頁。)這一條貫穿著改革的可貴精神，規定的原則也是對的。但在“大躍進”中，大量合理的規章制度也被破除，違反了客觀規律，造成生產無政府狀態，使生產力遭到很大破壞。在《六十條》中，有許多規定是正確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幾十年經驗的總結，有它的理論意義和長遠的指導作用。關於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問題，就是這樣的一條。毛澤東說：“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不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頁。)關於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幹部和群眾，也很重要，它集中體現了毛澤東的平等觀。他強調指出：“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頁。)“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係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頁。)關於開會的方法應當是材料和觀點的統一，又是一條。這個方法的適用性不只限於開會，而具有普遍性。“把材料和觀點割斷，講材料的時候沒有觀點，講觀點的時候沒有材料，材料和觀點互不聯絡，這是很壞的方法。”“要學會用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必須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確的觀點去統率這些材料。”(《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頁。)關於寫文章和檔案要有“三性”，即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也是一條。“準確性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問題，這些都是邏輯問題。鮮明性和生動性，除了邏輯問題以外，還有詞章問題。現在許多檔案的缺點是：第一，概念不明確；第二，判斷不恰當；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斷進行推理的時候又缺乏邏輯性；第四，不講究詞章。看這種檔案是一場大災難，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變這種不良的風氣。"(《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4—357、359頁。)毛澤東還專門講了一段認識論，可以當作一篇哲學短文去讀。其中寫道：“概念的形成過程，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調查和研究的過程，就是思維的過程。”‘概念、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的過程，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任何英雄豪傑，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實驗中，他的頭腦只能作為一個加TEE廠而起製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腦製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8頁。)《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對它的內容，應當進行具體分析。其中有些是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有些是錯誤的和不科學的。而且還應看到，一些雖然是正確的東西，但在後來的“大躍進”中也被簡單化、絕對化了，引出了不好的結果。儘管如此，對《六十條》中凡屬正確的、包含著真理性的思想觀點，都應當作為一份精神財富繼承下來，加以研究和應用。南寧會議結束前夕，中央討論了長江流域的綜合開發問題，就是否興建三峽水庫問題聽取了兩種不同的意見。為了加強這項工作的統一領導，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由周恩來主持治理長江工作。南寧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它對中國後來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這次會議繼承了中共八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路線，並且提出要努力開創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迅速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把中國早日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南寧會議上表現出來的毛澤東與中央其他幾位領導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問題上，而是在建設速度的I司題上。由於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反冒進，又提出一些超過實際可能性的高指標而被會議一致通過，這就直接導致“大躍進”的開始發動。經過南寧會議，毛澤東的主張，在中共最高領導層被一致接受了。在毛澤東看來，這是關鍵，但又遠遠不夠，還必須把他的主張推廣到黨內外的更大範圍，推廣到全黨和全中國人民中間去。南寧會議結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毛澤東乘專機飛往廣州，在那裡休息了兩天，二十六日離開廣州返回北京。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討論一九五八年的預算和經濟計劃，為一屆全中國人大五次會議作準備。這是八年來討論預算和經濟計劃最早的一年。毛澤東主持會議，他首先講話：“七八年來，都看出我們這個民族有希望，特別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廣大群眾感覺到光明的前途。幾億人口，精神發揚起來。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把一些問題搞清楚，任務也提得適當了，比如十五年趕上英國，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類。四十條農業綱要重新發布，給群眾很大的鼓勵。許多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群眾覺得做得到。”

“我們這個民族在覺醒起來，好像我們大家今天早晨醒來一樣，在逐步覺醒。因為覺醒了，才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打掉；因為覺醒了，才把私有財產制度廢除；因為覺醒了，才進行整風，批評右派。現在還要革掉一個東西：我們是又窮又白。白紙好寫字，窮就要革命，要幹，就有一股幹勁。現在的生產節約，各種社會風氣的改革，就是希望我們的國家成為一個大國，一個強國。現在的情況完全不相稱，還比不上比利時，比利時有七百萬噸鋼，我們只有五百多萬噸，糧食水平很低，不識字的人很多。因此，現在這個覺醒，群眾這個熱潮，我們要好好注意。我看，我們這個民族現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釋放出熱能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十分自信地認為，有群眾這麼大的熱潮，十五年趕上英國是完全可能的。他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有一股幹勁。他特別稱讚元旦社論的兩句話：“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座談會上，當時任教育部長的張奚若對共產黨的工作提了個批評意見，歸納為四句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毛澤東接過這四句話，當作正面的東西作了新的解釋。毛澤東說：“我很欣賞這幾句話。這幾句話是好人說的，說這個話的人並非右派，我很喜歡這一位，這個人是個有正義感的人。”他說：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易經》上講：“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曾子也說：“夏禹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這都是聖人之言。我們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實際的平均先進定額(指標)。過去的東西不輕視不能活下去。歷史是要的，但對過去不能過於重視。人類歷史是五十萬年。(這是當時通行的說法。根據最新的考古成果，人類歷史至今至少已有三百萬年至三百五十萬年。)“拿現在來比，倒數上去，總是一代不如一代，這才叫進化，才叫進步。所以，輕視過去，在這一點意義上講完全必要”。還有一個“迷信將來”。人類就是希望有個將來，希望也總是寄託在將來。所以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這四句話，恰好是正確的。毛澤東強調說，現在我們是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地球開戰，工作重心轉到技術革命，要革地球的命。“十五年趕上英國，這個事情要變成一個主要的事情。”(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28日。)二月一日至十一日，一屆全中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實現國民經濟新躍進的動員大會。會議聽取並討論了李先念關於一九五七年國家預算執行情況和一九五八年國家預算的報告、薄一波關於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並作出相應的決議。還聽取了周恩來關於目前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政策的報告。會議批准的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體現出躍進的精神，也還照顧到實際可能性。計劃提出：基本建設總投資一百四十五億七千七百萬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十七點八。農業和農副業總產值六百八十八億三千萬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六點一。糧食產量要達到三千九百二十億斤，棉花達到三千五百萬擔。工業總產值六百四十三億七千萬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十四點六。鋼產量擬定為六百二十四萬八千噸，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十九點二。在一屆全中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我們的行動口號——反對浪費，勤儉建國》、《鼓起幹勁，力爭上游!》、《高產區能再躍進，低產區也能躍進》、《發動群眾打破陳規》等社論，繼續批評右傾保守思想，提出“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造起了“大躍進”的聲勢。此時的毛澤東處於高度興奮的狀態。他利用開會間隙，跑了一趟濟南，接著又到東北，去作調查。二月五日上午十時，專列開到了濟南。毛澤東在住地召集幾位地方負責幹部和農業合作社社長談話。有山東省委書記、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萊陽和聊城的地委書記，泰安縣委書記，歷城縣的一個農業合作社社長，壽張縣一個農業合作社駐社幹部。第二天上午，又在住地同省委、萊陽地委和濟南市委的負責人談了～次話。下午返回北京。一屆全中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毛澤東開始了他的東北之行。他想更多更快地了解一些實際情況，增加一些感性知識。為了節約時間，提高效率，這次出行，不坐火車而乘飛機。二月十二日下午到瀋陽，顧不得休息，立即去東塔飛機發動機制造廠參觀。晚上，與遼寧省委書記、鞍山市委書記等人談話。十三日上午，參觀瀋陽飛機制造廠總裝配車間、瀋陽地方國營小型開關廠，看了瀋陽高坎農業社打井情況。接著，不顧疲勞乘汽車到撫順參觀露天煤礦，向礦黨委書記和礦長詢問生產情況。然後，又來到電解鋁廠參觀。中午，接見撫順市委負責人。十三日下午，從瀋陽飛抵長春。一到長春，就去長春汽車廠的作工車間和總裝配車間參觀。然後在住地與吉林省委書記等人談話。十四日上午，再次與吉林省委、長春市委負責人談話，並參觀了長春電影製片廠。下午返回北京。四天跑了四個城市，看了不少工廠，找了不少人談話。在談到這次調查時，毛澤東說：“我們在南寧開會，有華東、中南、華南三個地區的人蔘加。東北找了個歐陽欽，華北找了一個劉仁，西北是張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們準備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談一談。因為《六十條》裡有一條，一年要抓四次。東北我沒去過，就是有一年路過，那不算去。華北的山西也沒有去過，綏遠也沒有去過，河北的事情我也過問不多，西北根本沒有去過，西南沒有去過。所以我這幾天又到了濟南，又到了瀋陽，又到了撫順，又到了長春，這就多了一點了。等幾天我還要跑。”(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這次調查，也為即將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一些準備。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頤年堂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員，黨員部長或副部長，共一百一十九人。這次會議是傳達南寧會議精神，討論《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這是繼杭州會議、南寧會議之後，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以批評反冒進和發動“大躍進”為主題的更大規模的會議。毛澤東認為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中央內部的整風”。(毛澤東給劉少奇的信，手稿，1958年2月17日。)二月十八日開會那天，恰好是春節。毛澤東說，今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叫“團拜會”。他以高昂的情緒大力稱讚生產高潮的到來。他說：“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生產高潮。以前沒有解放，一部分上層建築，一些環節，有錯誤、缺點，生產關係上不完善。因為整風，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壞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較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平等了，能講話了，可以貼大字報了，老爺氣少了，這樣，群眾就高興了，就來了一個生產高潮。現在這個高漲的群眾情緒，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沒有見過。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個高漲，但是沒有現在這一次高漲。”接下來就批評反冒進：“我贊成這個冒進。這個冒進好嘛!這使農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氣剛剛上來，一九五六年夏季就來一個巴掌。十一月二中全會以後就好一些了，因為二中全會也算擋了擋。沒有幾個月情況就改變了。冒是有點冒，而不應該提什麼反冒進的口號。有一點冒是難免的。同志們，今年下半年，你們就會看到，要有一個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進還要厲害，為了對付這個情況，我們怎麼辦?處在這個大的群眾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產黨要採取態度。”“以後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反冒進這個口號不好，吃虧，打擊群眾。反右傾這個口號為什麼不會打擊群眾呢?反右傾所打擊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氣(官氣、暮氣、驕氣、嬌氣)，一些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應該加以打擊。”

毛澤東承認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應該調整。但是他十分忌諱提“反冒進”，他認為，這樣提就成為政治問題、路線問題了。他提出，今後只能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而不能提反冒進的口號，這就帶來片面性，同他歷來所倡導的在反傾向問題上進行兩條戰線鬥爭的方針是不一致的。毛澤東著重地講了打掉官氣、以平等的態度待人、改進領導方法的問題。他說：“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論你官多大，無非是當主席，當總理，當部長，當省長，那麼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個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樣，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擁護。”又說：“在北京做官，官氣比較重，下去的時候很要注意，不要學‘巡按出朝，地動山搖’那一套”。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生產關係包括三個方面：所有制，人與人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分配。毛澤東認為，所有制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就要解決人與人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問題，就是黨政軍幹部和群眾，工廠的領導和職工，合作社的領導和社員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他說：要消滅官僚主義，消除資產階級作風，要使得大家感到，現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關係。以前，我們的相互關係，如在基層，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和職工之間，並不平等，群眾把他們稱為“官”，黨、政、工、團是“四大領袖”。而現在，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情況就改變了。群眾看到，這些人可以批評，他們也真改正缺點。於是群眾也紛紛起來改進工作，落後的職工批判了自己過去只為人民幣服務、只為“五大件”服務的錯誤態度。經過運動，他們認識到應該為人民服務了。於是勞動熱情高漲，幹勁十足。這樣，我們解決“相互關係”這個中間問題，就進一步鞏固了所有制，同時也使得分配問題容易得到解決。解決人與人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問題，建立起一種平等的關係，這是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思想，也是他執著追求的一種理想。他認為，人與人的平等關係一旦建立起來，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勞動熱情、生產積極性就會解放出來，成為無窮無盡的力量。最後他說：“群眾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革命熱情。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要適應這種情況。工作方法要改變，不改變就不能繼續前進。”(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毛澤東講話後，大家對《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發表了意見，並同意下發徵求各省和各部門的意見。陳雲在發言中，表示要對反冒進中財貿工作的問題負主要責任，並自責說，在財經工作中，對毛主席和政治局採取了“傾盆大雨”和“本本主義”的辦法。(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58年2月18日。)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再次講話，對《論十大關係》中涉及經濟方面的幾個關係，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和解釋。他說：十大關係中跟經濟有關的，最大的是工業農業兩個產業的關係。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們就感覺到應該有所調整，不要單調地搞重工業，要著重農業和輕工業，但是明確地講，就是見於去年二月二十七日講的、六月十九日發表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那上面說的是同時並舉。再就是去年三中全會上講的，宣傳上不要偏於工業的宣傳。毛澤東說：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個大事。我是歷來主張虛君共和的，中央要辦一些事，但是不要辦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辦，他們比我們辦得好，要相信他們。現在的情況是卜面比較活潑，中央部門中的官氣、暮氣、驕氣、嬌氣就多些。我就有這麼個企圖，在南寧會議上，覺得要把這些氣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資格出現。講到沿海內地關係時，毛澤東說，這也是一大解放。沿海把遼寧算進來是八個省，人口大批集中在沿海。有原材料，你就可以開工廠。有鐵礦、有煤礦，就可以搞小型鋼鐵廠。化肥廠、機械廠，各省都可以搞。講話結束時，又回到反冒進問題上來，但口氣緩和了許多。他再一次肯定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在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他說：雖然總理有那篇報告，但是這個問題人們還不那麼很了解，所以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這個炮，我看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緊張。何必那麼十分緊張。南寧會議我們就講了的，就是這麼一件事，一個時期，一個問題。接著他說：“一九五六年反冒進，這是個什麼事情呢?這是大家都在正確的路線之下，在個別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這麼一種性質。”(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對反冒進的這一定性，對涉及的有關人來說，是一種解脫。這是毛澤東的一貫做法。當他認為黨內出現了重大錯誤或偏差的時候，大聲疾呼，在犯錯誤的人背上擊一猛掌；待他們作了自我批評，他又加以鼓勵，繼續委以重任。一九五三年八月全國財經會議上是如此，一九五五年批評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是如此，此次南寧會議上又是如此。在以後的黨內生活中，類似的情況還出現過多次。這一次對反冒進的批評，實踐證明是錯誤的，由於對當事人採取繼續信任的態度，避免了更大的損失。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從此開始受到破壞，對後來的歷史程序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三月四日，毛澤東乘專機離開北京，經西安，於當天下午到達成都，將在這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三月的川西平原，呈現一片美麗的景色。金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蠶豆花、綠色的麥苗，間以數不盡的竹林盤，恰似一幅鮮豔的圖案，鑲嵌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此時，全國上下，熱氣騰騰，正在掀起一個生產高潮。在黨內，隨著批評反冒進的範圍越來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領導人競相攀比，提出的生產指標越來越高。毛澤東的頭腦越來越不冷靜了。成都會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召開的。毛澤東和與會人員都住在成都西郊金牛壩。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羅榮桓、陳伯達、薄一波、譚震林、胡喬木、田家英、黃歐東、吳德、歐陽欽、張德生、張仲良、汪鋒、王恩茂、林鐵、陶魯笳、烏蘭夫、劉仁、黃火青、李井泉、周林、謝富治、柯慶施、王任重、陶鑄。後來又增加王鶴壽、彭濤、滕代遠。三月九日是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講話。他提出了二十幾個問題，要大家討論，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如協作問題、中心工作與非中心工作如何結合問題、稅制和價格問題、完成計劃問題、大量招工問題、平衡問題、發展地方工業問題、地方分權問題等，也有些是屬於領導方法方面的。重點講反冒進，反對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這次對反冒進的批評，提到一個更高的層次，成了馬克思主義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他說：“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應採取‘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他說：“少奇同志在南寧會議談了規章制度問題。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如搬蘇聯的警衛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後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陳雲同志讓他親戚煮飯，警衛部門認為不得了。”“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製造浪費，製造官僚主義。”“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的教條主義的教訓。”“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把蘇聯的經驗孤立起來，不看中國實際，就是不擇其善者而從之。”(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9日。)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的心情極為舒暢。一方面，周恩來、陳雲等都對反冒進問題作了檢討，承認了錯誤。另一方面，各地區正在制定新的躍進指標，人民群眾的勞動熱情被激發起來，一個空前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高潮看起來已在各行各業普遍出現。他感到，經過杭州會議、南寧會議，到這次成都會議，情況已經根本扭轉過來，“大躍進”已成定局。這使他始終處於亢奮之中。在會議的十九天中，他一連發表六次講話，廣徵博引，談古論今。三月十日，毛澤東第二次講話，講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進一步批評教條主義。他說：“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全國解放後，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計劃工作、銀行工作和統計工作方面，特別是重工業和計劃方面，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商業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觸較多，批轉檔案較多。輕工業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他分析了教條主義產生的原因。一、重工業的設計、施工、安裝，自己都不行，沒有經驗，沒有專家，部長是外行，只好抄外國的，抄了也不會鑑別。二、對蘇聯和中國的情況都不了解。對蘇聯的經驗、情況、歷史發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學他們。三、精神上受到壓力。菩薩比人大好多倍，是為了嚇人。戲臺上的英雄豪傑一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四、不懂得比較法，不懂得樹立對立面。對許多規章制度，我們許多同志不去設想有沒有另外一種方案，擇其合乎中國情況者應用，不適合者另擬，也不作分析，不動腦筋，不加比較。毛澤東回顧了一九五六年以來獨立探索的歷程。他說：“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論十大關係》，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一九五七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講了工農業同時並舉、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農業合作化等問題。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風、反右派，群眾性的對我們的批評，對人們思想的啟發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寧、成都開了三次會。會上大家提了許多意見，開動腦筋，總結八年的經驗，對思想有很大啟發。南寧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國務院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可以改，而且應當改。怎樣改呢?一個辦法是和群眾見面，一個辦法是搞大字報。另一個問題是地方分權，現在已經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同時存在，能集的則集，能分的則分，這是去年三中全會後定卜來的。”這是毛澤東自一九五六年初批評教條主義以來，又一次批評教條主義。一九五六年那一次，以蘇聯為鑑，引發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解放，提出了一系列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新思路。成都會議這一次的批評，提出的一些見解，從道理上講也不能說不對，比如學習要與獨創相結合，但由於指導思想上的“左”，由於忽視客觀規律，片面地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助長了盲目蠻幹情緒，把許多必要的、合理的規章制度也當作迷信而廢除了，造成無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當的規定，破壞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在這次講話中，還提出關於兩種個人崇拜的論點。他說：“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1O日。)這段話，分析了兩種不同的個人崇拜並加以區別。實際上是很難區別的，結果是鼓勵和助長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從的個人崇拜。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從三月十日起，到十九日，會議聽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彙報。毛澤東作了許多插話，歸納起來，主要有這樣一些內容。——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戰三年，也可能形成。過去的八年，顧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設。現在才有可能抽出時間來研究建設，開始摸工業。現在建設路線還沒有完全形成。科學、文教、商業還沒有摸。我們一定苦戰三年，切實去摸，形成一條完整的、我們中國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苦戰三年，基本改變本省面貌。七年內實現四十條。農業機械化，爭取五年實現。可不可以這樣提，各省可議一下。——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那就自由了，主動了。——實現四十條，遼寧三年，廣東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難，可以提三年到五年。從這些話裡，可以感受到成都會議上那種過熱的氣氛。不久前，還一直在講十五年或更多一點的時間趕上英國，現在變成“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又增加了一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這些，雖然沒有作為正式口號提出來，但思想的傾向是清楚的。本來，提出十五年在鋼的產量上趕上英國，是有根據的，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薄一波曾經說：“十五年趕上英國，就鋼的總產量來說，也不能算是冒進。”“如果我們按一九五六年八大確定的指標和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辦事，不搞什麼‘大躍進’，那麼，中國一九七二年的鋼產量超過英國是綽有餘裕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44、745頁。)但在沒有經過充分論證的情況下，籠統地提出十年趕英就成為主觀想像的東西了，二十年趕美就更沒有什麼科學根據了。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時間也大大提前，原來規定十二年完成的指標，有的提前到三至五年，有的提前到五至七年。對於一些地方提出的太離譜的高指標，毛澤東還有所顧慮。比如，遼寧提出兩年實現畝產四百斤。毛澤東就說：“不要吹得太大，還是五年計劃爭取三年完成，這麼個快法，我有點發愁。可以提得活動一點，留有餘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動。”——搞農業機械化，小社勢必要合併一些；合併後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聯社。——為了水利綜合利用，使用大型機械，會合並一些社。際了地廣人稀的地區外，五年之內逐漸合併。——“二五”計劃期間，平原地區合作社的規模大一些為好，可以辦小學，辦工廠。在農業生產中，為了水利的綜合利用，提高水的使用效益，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興起了大搞水利運動，在許多地方，已經衝破了現有合作社的規模，要求並社。經過毛澤東的肯定和倡導，可以預料，並社和擴社將以不可阻擋之勢發展起來，這就是後來人民公社運動的出現。在社員家庭副業方面，毛澤東採取慎重和保護的政策。他說：苦戰三年，不要減少自留地和個人的養豬。三年內增加合作社積累，分得少了，應該使農民發展•些副業，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減少，又不要多養豬，兩頭堵死不好。（以上均見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聽取彙報時的插話記錄。）在這個期間，毛澤東批轉了一批報告，作為會議檔案印發。在會議印發的一百餘份檔案中，毛澤東提議印發的近六分之一，其中相當多的是一些省和部的躍進計劃和經驗。他印發這些材料的目的是要推動其他地區和部門也能打破常規，來一個“全面躍進”。毛澤東還從《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選出一些反對所謂落在群眾運動後面、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印發會議。聽了幾天彙報後，毛澤東在三月二十日發表第三次講話。他對於彙報中提到的改良農具的群眾運動，給予很高的評價，稱之為技術革命的萌芽，是一個偉大的革命，應該推廣到一切地方去。他說，群眾性的創造是無窮無盡的，是從下而上搞起來的，我們發現了好的東西，就要加以總結推廣。河南省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指《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糧食平均畝產量在12年內所要達到的指標，即：黃河、秦嶺以北地區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達到500斤，淮河、秦嶺以南地區達到800斤，簡稱“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對於這樣一個完全脫離實際、根本辦不到的躍進計劃，毛澤東雖然並無太大把握，但還是有些相信，並未制止，而是採取大體肯定的態度，主張試試看。他認為：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報。各省不要一陣風，說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他又說：如果一年實現“四、五、八”，消滅文盲，也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分緊張。只要總路線正確——多快好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那末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條”，那也不能算沒有面子，不算不榮譽。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勉強。現在有股風，十級颱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有些高指標，沒有措施，那就不好。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毛澤東說：還在創造中，基本點已經有了，現在已經使得少數人感覺這條路線是正確的。可能還有很多人是將信將疑，或者說是不自覺的。對於我們來說，從理論上和若干工作的實踐上(例如工農業有相當的增產，工作也有相當的成績，多數人心情舒暢)，認為這條路線是正確的。但四十條還沒有實現，十五年趕上英國還只是口號，一五六項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證實，全國工業化尚未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搞幾十萬項，（指由地方各級分別投資興辦的建設專案。）縣縣都辦起工業來，結果如何?會不會生產過剩?在我腦筋中存在問題。是好，還是天下大亂，我現在沒有把握。所以，現在要開會，要每年抓四次，看到有問題就調節一下。他說：這個路線開始形成，由於兩個原因，根本的是群眾鬥爭的創造，其次是領導機關反映了這些創造。總路線開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證實，不可以說已經最後完成了。毛澤東對於已經和正在出現的躍進局面，從根本上說是肯定的和欣喜的。但對這樣一件從未乾過又毫無經驗的大事業，他似乎也預感到可能會出什麼亂子。但他相信，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正確的(雖然有時說還要看幾年)，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已經高漲起來，只要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這兩級領導一年抓四次，開會研究，看到有問題就調節一下，就不會出大問題。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第四次講話。毛澤東的精神越來越興奮，情緒越來越高昂，思想越來越活躍。這次主要講要有勢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氣概，要敢想敢說敢做。為此他提議把會議延長兩三天，專門談談思想問題，以解放思想，提高風格。他說：要提高風格，振作精神，要有勢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氣勢。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抓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們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現象，是奴隸狀態的表現，像京劇《法門寺》裡的賈桂一樣，站慣了不敢坐。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們腦子鎮壓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問題。他還講不要怕教授，說進城以來相當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麼都不行。他說，自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的這個思想，在南寧會議上就提出來了，但沒有展開，這次大大地發揮了，舉出古今中外的許多事例：孔子不是二三十歲的時候就搞起來?耶穌開始有什麼學問?釋迦牟尼十九歲創佛教，學問是後來慢慢學來的。孫中山年輕時有什麼學問，不過高中程度。馬克思開始創立辯證唯物論，年紀也很輕，他的學問也是後來學的。馬克思開始著書的時候，只有二十歲，寫《共產黨宣言》時，不過三十歲左右，學派已經形成了。那時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當時資產階級博學家，如李嘉圖、亞當、斯密、黑格爾等。“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時代寫的東西，是比較生動活潑的，充滿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為目的。康有為亦如此。劉師培成名時不過二十歲，死時也才三十歲。王弼注《老子》的時候，不過十幾歲，死時才二十二歲。顏淵死時只三十二歲。青年人抓住一個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過他們的。梁啟超青年時也是所向披靡。毛澤東還提出“六不怕”：“不敢講話無非是：一怕封為機會主義，二怕撤職，三怕開除黨籍，四怕老婆離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殺頭。”他說：我看只要準備好這幾條，看破紅塵，什麼都不怕了。難道可以犧牲真理，封住我們的嘴巴嗎?我們應當造成一種環境，使人敢於說話。我的企圖是要人們敢說，精神振作，勢如破竹，把顧慮解除，把沉悶的空氣衝破。為了活躍黨內思想，在領導幹部中形成帶頭學理論、想大事、抓大事的風氣，毛澤東提議創辦黨的理論刊物，中央辦一個，各省都辦一個。開會期間，毛澤東的精神和工作，並非總是繃得那麼緊，也有鬆閒的時候。他選了一些有關四川的古詩詞，印出來發給大家。其中有李白的《蜀道難》、杜甫的《詠懷古蹟五首》、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李商隱的《馬嵬》等。這是要大家讀點詩詞，長點知識，活躍一下氣氛。這既反映了毛澤東的一種愛好，也反映了他此時的一種心境。他從古詩詞談到民歌，說：印了一些詩，盡是老古董，搞點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負責同志回去收集一點民歌，搞幾個{式點，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不能寫的找人代寫。限期十大收集，下次會議印一批出來。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大躍進”甲興起了一個寫作和收集民歌的群眾運動。毛澤東從民歌問題，講到中國詩歌發展的出路問題。他認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的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我們可能搞到幾百萬或者成千萬首的民歌。（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22日。）民歌，也是一種藝術，而藝術創造是不能搞群眾運動的。當時一些流行的民歌，儘管也可以說反映人民群眾戰天鬥地的豪邁氣概，但對“大躍進”中的浮誇作風和形式主義的盛行也起了一些推波助瀾的作用。而毛澤東對中國詩歌的發展出路問題，所提出的新的見解，則是應當引起重視和研究的。毛澤東講話後，歐陽欽、陶鑄、李先念、林鐵先後發言，基本上按照毛澤東的思路，有的還作了進一步發揮。有的人提出，破除對斯大林的迷信，也要破除對經典著作的迷信，提倡大膽懷疑與獨立思考。有的說，對於領袖應當無條件地信任，特別是經過幾十年實踐證明，中國不存在個人崇拜的問題，要更加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王任重工作筆記，1958年3月22日。）三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第五次講話，主要講思想方法問題。對反冒進的問題也主要是從這個角度去講的。他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第一是唯物論，第二是辯證法。”我們許多同志對此並不那麼看重。反冒進不是什麼責任問題，不要說得太多了，我也不願聽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評，作為方法問題的一個例子來講是可以的。接著他說：“唯物論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我們的主觀世界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主觀反映客觀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實，在實踐中反覆無數次，才能形成觀棗。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兩個觀點，並無大量事實作根據，是不鞏固的。”要真真實實地聽下級的話，個別交談，小範圍交談。省委解決問題如此，中央也如此。反冒進也是一種客觀反映。反映什麼呢?把個別的特殊的東西誤認為一般的全面的東西。辯證法是研究主流與支流、本質與現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過去發生反冒進等錯誤，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質，把支流當作主流，把次要矛盾當作主要矛盾來解決。國務院開會對個別問題解決得多，但有時沒有抓住本質問題。他說：我們許多同志不注意理論。究竟思想、觀點、理論從何而來?就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客觀世界所固有的規律，人們反映它，不過是比較地合乎客觀情況。任何規律即是事物的一個側面，是許多個別事物的抽象，離開客觀的具體事物，哪還有什麼規律?毛澤東稱讚了冶金部黨組的一個做法。他們吸收部分大企業的十幾個人開會，談了幾天解決了許多重要問題。他說，兩種因素加在一起就起變化，空氣就不同了。中央開會，有地方同志參加，除省委書記外，再加若干地、縣委書記，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書記談還不夠，還要找地、縣委書記，學校、合作社的人談談，一竿子到底。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呢?就是要打掉官氣。當了“老爺”不願向人請教，這種自以為是的態度，各級都有。越是向人請教的多，提出來的東西，就比較有把握些，但還不能說是正確的，因為沒有證明。許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建議路線，究竟對不對?還要看五年。每當中國革命事業向前勝利發展的時候，毛澤東總是提醒全黨，要準備發生預料不到的事情。成都會議上又提出這個問題。他說：一九五六年發生的幾件事沒有料到，就是國際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國內是反冒進。今後還要準備發生預料不到的爭情。我看要把過高的指標壓縮一下，要確實可靠。過高的指標不要登報。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許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講也謹慎些，給群眾留點餘地，也要給下級和自己留有餘地。又說：我們一些同志在熱潮下面被衝昏了頭腦，提出一些辦不到的口號。我並不是想消滅空氣，而只是要求壓縮空氣，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些；不是想下馬，而是要搞措施。（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25日。）毛澤東講話後，張德生、胡喬木、柯慶施、鄧小平、陶魯笳、周恩來、薄一波、滕代遠、劉少奇、彭德懷先後發言。根據毛澤東提出的要求，大都是講思想、理論問題，主要有：反對教條主義問題，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思想鬥爭的性質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問題，思想解放運動問題，領袖的作用問題等。還有人提到逐漸削弱城鄉、工農差別，以及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發言的基調仍然是反對右傾保守思想。有的說，教條主義在內戰時期主要表現為“左”，在建設時期主要表現為右。有的說，南寧會議、成都會議的思想鬥爭具有深遠的原則性的意義，這場鬥爭，是在建設路線、方針方面的鬥爭，不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用什麼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一種是蓬蓬勃勃，轟轟烈烈，一種是慢慢吞吞，冷冷清清，兩種方法關係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興衰問題。反冒進和其他錯誤，根源是主觀主義，或者教條主義，或者經驗主義，克服主觀主義就是思想解放運動。我們要有雄心，但心要熱頭要冷。有的說，慢性病所造成的損失不亞於急性病，從當前來講，右傾保守的危險還是主要的。急性病的問題要防止，但也不甚可怕。社會主義建設中，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不是截然分開的。集體所有制將來要轉化為全民所有制，但目前不要搞集體變國營的群眾運動。在發言中，一些中央領導人都對毛澤東說了一些讚揚的話。有的說：我們的水平與主席差一截，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作為一個高階幹部來說，不只是跟上的問題，而是要有創造精神的問題。主席的作用不是當不當主席的問題，不是法律上名譽上的問題，而是實際上的領袖。有的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學習。主席的許多優點是不是可以學到呢?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些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學到的。有的提出：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階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有的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成都會議記錄，1958年3月25日。）他們說這些話，態度是誠懇的和嚴肅的。他們對毛澤東的信任和欽佩是發自內心的。黨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如此集中地頌揚毛澤東個人，這是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三月二十六日，歷時十八天的成都會議結束了。在會議的最後，毛澤東又講了話。這是他在成都會議上的第六次講話。他說：“這次會議開得還可以，但事先未準備虛實並舉，實業多了一點，虛業少了一點。這也有好處，一次解決大批問題，並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談的，也就比較合乎實際。”“過去我們太實了。要引導各級領導同志關心思想、政治、理論的問題，紅與專相結合。”毛澤東再次強調一年抓四次，特別是今年，要抓緊一點，以便更及時地掌握群眾的情緒，穩一點掌握建設的速度。下次會議七月開，重點是工業。這正是毛澤東以往所不很熟悉的。他說：“現在有些問題，還是不摸底，農業比較清楚，工業、商業、文教不清楚。……煤、電、油、機械、建築、地質、交通、郵電、輕工業、商業沒有接觸，財貿還有文教歷來沒有摸過。林業也沒有摸過。今年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書記處都摸一摸。”（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26日。）成都會議是繼南寧會議之後，中共中央召開的又一次重要會議，在發動“大躍進”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從批評反冒進為主，轉到發動“大躍進”為主，是一次發動“大躍進”的中央會議。生產指標，一漲再漲；完成任務的時限，一縮再縮。反教條主義、反經驗主義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號，本來都是好事情，但是在“左”的、急於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卻鼓勵了不尊重客觀規律的盲目蠻幹情緒。由於反覆講唯物論、辯證法，使得批評反冒進、發動“大躍進”，更具備了一定的理論形態。成都會議提出和研究了許多問題，而最主要的是開始形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並且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表述，儘管還沒有明確地把它突出出來，作出一個正式的規定。這次會議討論通過了國家計委提出的《關於一九五八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賬的意見》。同這年二月一屆全中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一九五八年計劃指標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調整。鋼產指標從六百二十四萬八千噸提高到七百萬噸，糧食指標從三千九百二十億斤提高到四千三百一十六億斤。基建投資從一百四十五億七千多萬元增加到一百七十五億元。會議還搞了四十幾個檔案，主要是經濟建設方面的。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工作會議上，如此集中地討論經濟問題，搞出這麼多經濟檔案，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成都會議結束後，各省立即回去傳達。在提出“苦幹三年，改變面貌”的河南省，其負責人宣佈：“水利化已經做到，已完成五十二億土方的水利工程。”在大搞水利方面，在南寧會議期間曾經得到毛澤東表揚的安徽省，其負責人說：“水利落在河南後面了，現在是趕河南，四月底可以到四十五億土方。四十九個縣可以宣佈水利化。”又說：“完成農業四十條，不要七年了，可能是三到五年。”（王任重工作筆記，1958年3月26日、4月2日。）超越實際可能的盲目攀比趕超之風，就這樣在一些地方從上到下以不可阻擋之勢刮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