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作為秦末漢初最出色的謀臣，在輔佐劉邦逐鹿中原的過程中立功甚偉，與韓信、蕭何並稱“三傑”。劉邦稱帝之後，政治鬥爭進入新的階段，張良又特具先見之明，及時功成身退，在後世留下無數讚歎。

但張良的貴族身世何以成為平民皇帝的功臣？是張良深刻的洞察力突破了身世的迷障，還是時勢變遷影響了張良的抉擇？一個人的政治考量，怎樣反映了歷史變遷之方向？張良故事的這一側面，至今不乏歷史啟迪。

張良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南韓的丞相，所以張良有極其深重的南韓情結。南韓被秦國滅亡的時候，張良僅有二十歲，還沒來得及為南韓出力，南韓就滅亡了。於是，張良選擇了一條艱險的人生路，為南韓復仇。

張良為何選擇復仇，《史記》的解釋很清楚，以“五世相韓故”。南韓國君，與周天子同為姬姓，那麼張良呢？《史記索隱》提供的一種解釋是，張良本來是南韓王族中的公子，後來因為博浪沙刺秦之後逃亡，隱姓埋名，改為張姓，以後沒有再改回，於是就成了張姓。張良為韓復仇，即是為自家復仇，作為南韓公子，南韓的最高貴族，復仇這條道路的選擇大可理解。

反秦運動從大澤鄉開始掀起高潮。仔細分析，反秦的力量可以大體分為兩派，一派是陳勝、吳廣這種民眾造反，他們跟秦朝沒有世仇，實在是朝廷壓迫導致的暴動反應而已。劉邦本質上屬於這一派。項羽、張良等屬於另一派，他們與秦朝從一開始就勢不兩立，是六國復仇派。

張良與所有復仇派一樣，終於等來盼望已久的良機，他集合了一百多人的隊伍，準備投奔自立為假楚王的景駒，但在留這個地方，他與劉邦不期而遇。張良在十幾年等待的過程中，認真研究《太公兵法》，已經很有心得，這當然都是為了反秦做準備的。但是，與他人解說兵法，常讓張良有對牛彈琴之感，而與劉邦談起，劉邦卻一點即通，並每每採用他的建議。張良看重劉邦的是他的個人才能，完全忽略了劉邦的平民出身問題，或者此時的張良，頭腦中已經不再有出身觀念了？

但是，張良與劉邦的合作並沒有持續太久，恢復南韓的念頭顯然戰勝了對劉邦的追隨。

項羽的叔叔項梁，在秦末戰亂中，一度成為事實上的領袖，而復興六國，一方面符合六國之後的期望，一方面有利於瓦解秦朝的力量。於是張良乘機提出恢復南韓，韓成擔任韓王的建議。這個建議獲得項梁的支援，而張良成為實施復韓計劃的執行人。這符合張良的夙願，他找到了韓成，自己成為韓成的司徒。

南韓恢復了，但發展極其不順。雖然獲得韓地幾城，但很快就被秦朝的軍隊奪回，致使張良不得不跟著韓王成一起打游擊。舊日韓王的傳人回到韓地，當時的人民自然還應該記得南韓，然而，張良盼望的一呼百應的局面卻沒有發生。

南韓的政治名號恢復了，但是恢復對南韓故地的統治卻徹底失敗。張良的復韓理想和熱情，與南韓普通人的冷若冰霜，對比太過鮮明。這個冰冷的現實，對於張良的內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史書沒有交待，但我們觀察此後張良的復韓理想之火，確實逐漸熄滅。

張良在南韓故地遭遇的尷尬，直到一年以後劉邦到來才算獲得解脫。公元前207年夏四月，劉邦的軍隊攻下潁川，張良充當嚮導，劉邦軍隊在南韓故地攻城略地。後來，劉邦讓韓王留守陽翟，讓張良跟自己經略南陽。從此，我們熟悉的張良回來了，奇謀屢出，劉邦的帝王事業快速向前推進。

但是，張良與南韓的關係，始終時隱時現。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張良依然是南韓人。秦滅亡之後，項羽分封天下，劉邦被封漢中，而張良卻要回歸南韓。現在天下已定，君臣各領名分，張良應回到韓王身邊。

張良雖身在南韓，但一直心繫漢王。而項羽對於張良追隨漢王的經歷顯然十分警惕，最終韓王成也受到張良的牽連，不能返回南韓故地。當田榮舉起反抗項羽的旗幟之後，韓王不僅不能歸國，反而被降為侯，最後還是被項羽殺掉。

項羽殺了韓王成，張良最後的一絲南韓情結被斬斷，這位末代貴族從此全力以赴擁抱一個新的時代。他再次逃亡，當然是去找漢王劉邦。

張良受到怎樣的歡迎是可想而知的，從此以後他心無旁騖，一心幫助劉邦打敗項羽。張良這位曾經熱烈堅持恢復六國的貴族公子，現在成了平民漢王最得力的謀臣。不僅如此，他在劉邦企圖恢復六國的時候，果斷反對，最終讓這一計劃化為泡影。

公元前203年，楚漢滎陽對峙中，劉邦漸漸支援不住。另一謀臣酈食其提出重新分封六國之後的辦法，劉邦還真的相信了，立刻決定“刻印”，積極推進。

就在這關鍵時刻，張良來見劉邦。劉邦便徵求張良的意見。張良說：這是誰出的主意，大王的大事完了。然後，張良一條一條為劉邦分析，為什麼酈食其的計劃有問題。從多方面分析，劉邦目前的狀況是與商湯不同的，分封六國之後，不僅不能獲得天下，反而會瓦解現有的力量，因為現有追隨漢王的人一定會有人轉而去追隨六國之後。劉邦立刻撤銷了前一決定。關鍵時刻，張良制止了劉邦一項錯誤政策的出臺，避免了劉邦的戰略失誤。

他的反對意見，確實對漢王劉邦的事業有利，然而恢復六國，不是他堅決反秦的初衷嗎？一定是謀略家的大勢觀察，幾年的教訓體會，讓他懂得六國的湮滅是註定無法恢復的，社會人心對於六國並沒有希望的那種盼望。

張良立場的轉變，就這樣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轉變。新時代的逐鹿戰爭，完全不顧及曾經的貴族，六國之後曇花一現，再也承擔不了歷史的要角。新的時代來臨了，王侯將相無定向，英雄不必問出處。

中國曾經有過一個貴族時代，夏商周都可以作如是觀。貴族掌控著社會，擁有經濟、政治、教育和軍事等特權。經過春秋戰國五百五十年的歷史運動，最終中國走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平民的社會，士大夫政治以及中央集權，凡此種種都明顯不同於此前的貴族時代。陳勝可以稱王，劉邦能夠稱帝，這些都屬於歷史新現象，在這些政治現象的背後，是更深層的歷史運動與變遷。

從戰爭烽火中走出來的劉邦，最後即位成了第一代平民皇帝。在劉邦身邊，是一群布衣將相，但也有張良這樣的傳統貴族。與一群屠狗販卒的將相比較，張良的歷史選擇及其轉變是十分顯著的，也更具有象徵意義。一個以復興南韓為己任的南韓公子，終於走上了輔佐平民君王的政治道路，最生動地體現了時代的鉅變。

本文作者 | 孟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