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這是毛澤東在1930年作出的偉大預言。1949年,在經歷光明與黑暗的歷史大較量後,中國革命作業的勝利真的應驗了這一偉大的預言。作為中國革命的最高統帥,在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歷史性大決戰中,毛澤東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宵衣旰食,殫精竭慮,將自己的智慧和精力,無私地奉獻給了中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勝利來之不易”遼瀋戰役勝利的喜訊傳來後,毛澤東為之歡欣鼓舞。1948年11月14日,他為新華社撰寫評論,胸有成竹地預言:“現在看來,只需從現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1949年新年伊始,淮海、平津戰役又傳來捷報。三大戰役歷時4個多月,殲敵154萬多人,這場戰略性大決戰的勝利,根本改變了敵我軍事態勢,國民黨軍事力量的潰滅已指日可待。
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國際友人時,對形勢的分析更是胸有成竹。他說,中國革命發展較為迅速,軍事進展也較快,比過去我們預計的時間要短些,就能過長江,並向南推進。他還說,渡過長江後,用不了多少時間,我們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我們的口號是: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淮海戰役剛剛結束,毛澤東便開始運籌渡江戰役,指示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在完成短暫的休整後,應該積極“完成渡江作戰諸項工作,待命出動”。整編後的華野和中野,改稱為第三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陳毅為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劉伯承、鄧小平為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和政委。他們以7個兵團24個軍約100萬人,集結於西起江西湖口、東至江蘇江陰長達1000餘華里的長江戰線上。同時,毛澤東又指示林彪、羅榮桓調出兩個軍12萬人左右,由津浦線南下,逼近漢口,以“鉗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劉、陳、鄧奪取南京”。
中央軍委還決定,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的淮海戰役總前委,在渡江作戰中“照舊行使領導軍事作戰的職權”。總前委決定組成由粟裕、譚震林、劉伯承分別指揮的東、中、西三個突擊集團,分路突擊國民黨軍江防。
渡江戰役的日期因受外部條件的制約,由“元月底”改為4月10日和13日。但是,4月13日為夏曆三月十六日,是夜月光通明,不利部隊隱蔽行動,於是,總前委請示中央軍委後,又將渡江日期改為4月15日。毛澤東對即將發起的渡江戰役懷有必勝的信念,在宴請第四野戰軍師以上幹部時說:“在兩年半的解放戰爭過程中,我們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軍事力量和一切精銳師團。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即將土崩瓦解,歸於消滅了。我們三路大軍浩浩蕩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志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
這時,李宗仁的南京政府為阻止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渡江,提出“和平談判”的建議,中國共產黨為表明和平的誠意,組成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中共和談代表團,自4月1日起,同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南京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就國內和平問題進行談判。渡江作戰的日期也因之一再變更和推遲。毛澤東真誠地希望和平渡江。他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致總前委的電報中,還樂觀地說,我們“可能簽訂一個全國和平協定”,“原先準備的戰鬥渡江即改變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時間勢必推遲半個月或一個月”。但是,毛澤東畢竟是一個戰略家,絲毫也沒鬆懈政治的、軍事的警覺性,堅持讓總前委彙報渡口“江水情況如何”,並徵求他們對於推遲渡江的意見。
隨著時間的推移,長江已進入汛期,江水日漲,江面增寬,集結在北岸的部隊既不易隱蔽,又難以籌措船隻和糧草,江陰下游江面更是水大浪湧。總前委和粟裕等分別致電中央軍委,詳盡地彙報了上述情況,並指出推遲渡江的前提條件只能是和平渡江。毛澤東閱讀這些電報後,認為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及時的,即於4月11日覆電總前委,指示:“依談判情況,我軍須決定推遲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遲至二十二日渡江,此點請即下達命令。”
李宗仁的“和平談判”果然只是幌子而已,他的真正意圖是拖延時日,讓上漲的滔滔江水阻止解放大軍過江,以實現其“劃江而治”的美夢。毛澤東及時洞察了他們的陰謀,致函周恩來轉告張治中:“四月十七日必須決定問題。十八日以後,不論談判成敗,人民解放軍必須渡江。”同時,他又多次致電總前委,讓他們積極做好武裝渡江的各項準備,因為南京國民政府“有可能拒絕簽字”;為“充分準備二十二日大舉渡江”,應該立即“攻佔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據點亦可早日攻佔,不必等到二十號”。
毛澤東就渡江戰役的發起日,多次與總前委討論,充分尊重他們的意見,指示他們“立腳點應該放在談判破裂,用戰鬥方法渡江”,並以4月20日為最後期限,無論國民黨簽字與否,中中國人民解放軍都要過江,如不簽字,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於二十日開始攻擊,二十二日實行總攻”。
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4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上簽字。是日晚,中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突擊集團首先發起渡江,突破國民黨軍安慶、蕪湖間防線。21日晚,東、西兩突擊集團分別從鎮江、江陰間和貴池、湖口間發起渡江。22日,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實現了毛澤東所制定的“大舉渡江”的戰略目標,國民黨的千里江防土崩瓦解。4月23日,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
這天下午,毛澤東在閱讀《人民日報》號外登載的“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這條訊息時,神色特別凝重、莊嚴。他一言不發地回到辦公室後,又重新把這條訊息閱讀一遍,便伏案給劉伯承、鄧小平寫了賀電,接著便展紙書寫《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
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
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間正道是滄桑。
中央軍委將這首詩以電文形式發至前線,極大地激發了全體指戰員的戰鬥豪情,他們揮戈南進,乘勝追擊,連連解放武漢、上海。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勢不可擋,至1949年底,中國大陸除西藏外,全都獲得解放。
1949年3月23日,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往北平。進京後,毛澤東住在香山雙清別墅,一直到9月21日,為主持政治協商會議方便,才搬進中南海菊香書屋。
9月30日,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閉幕。這次會議通過了一系列重大的問題,如國家名稱採納了無黨派人士、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的意見,定新中國國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定首都於北平,將北平改名為北京,紀年採用公元法,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國旗為五星紅旗等。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會議通過由毛澤東起草的《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宣告成立,中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10月1日下午3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頓時,廣場上歡聲雷動,情緒激昂。毛澤東按動電鈕,在雄壯的國歌聲中,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開國大典持續6個多小時,毛澤東一直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不時地向潮湧般的人群揮手致意,迴應著此起彼伏的“萬歲”的歡呼聲,擴音器裡不斷傳來毛澤東洪亮的聲音:“同志們萬歲!”開國大典結束後,毛澤東回到中南海,思緒久久不能平靜,連連對衛士說:“勝利來之不易!”
“我們的經濟政策叫做‘四面八方’”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在戰爭的廢墟和瓦礫上振興中國經濟,將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迫切、最艱難的課題。因此,在解放戰爭中,他總是指示前線的指戰員在發起攻擊時,應該儘量避免對城市、工業區等造成不必要的破壞。平津戰役發動時,他多次指示林彪等,在向天津攻擊時,應該注意“使工業區避免破壞或減少破壞的程度”,如果盤踞工廠區的敵軍“有可能採用勸降方法解決,則應試圖採用勸降方法,以便減少破壞”;“攻天津時除應注意工廠外,還應注意學校”。
淮海、平津戰役結束後,渡江戰役已在籌劃之中,長江兩岸所形成的軍事對峙,自然使經濟活動受到影響。1949年2月7日,杜月笙、魏文瀚代表上海輪船航運業要求商洽華北、上海間的通航等事宜。他們擔憂輪船行抵華北後的安全問題。毛澤東與周恩來立即致電杜月笙、魏文瀚:“恢復華北、上海間的航運,以利生產之發展,極為必要。大上海、唐山兩輪北駛,並派員至華北接洽,極表歡迎。……所謂華中、華南中國船舶開往華北口岸,將不許其駛返原地,純屬報紙造謠,流言止於智者,先生等不應置信。”
不久,上海和平代表團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來到北平。毛澤東又指示葉劍英、林彪等與邵力子交談時,尤要注意商談南北通船、通航、通郵、通電“四通”的問題。為恢復南北商業聯絡,重新發展生產,毛澤東多次為中央起草電文,指示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佔領南方各大城市後,應該向資產階級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以順利地接管工廠,發展各大城市的生產。“銀行、錢莊、郵局及商家的匯兌,亦應恢復。”“你們對於南北通船、通航、通郵、通電、通匯諸事,應當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應當採取消極態度。”
渡江戰役籌劃時,中國民主建國會負責人黃炎培、章乃器等由上海來到北平,中共中央對他們表示出歡迎的態度。毛澤東意識到上海解放後,將首先面臨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所以,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鄧小平、饒漱石、陳毅的電報中,專門提及黃炎培等向中共靠攏一事,指出:“他們是上海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這件事,你們現在就應開始注意。因此,請你們考慮,是否有必要在沒有佔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而在上海佔領以後,則吸引更多的這類人物參加工作。”“京、滬、杭區域都應注意此點。”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後,在研究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後,毛澤東提出一個被稱為“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4月5日,他在接見太行區黨委書記陶魯笳等人時,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政策。他說:“我們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面八方’。什麼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這裡所說的內外,不僅包括中國與外國,在目前,解放區和上海也應包括在內。我們的經濟政策就是要處理好四面八方的關係,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
但是,“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一些領導常常被“左”的傾向所困擾。他們在勞資關係上,一味順應工人過分的經濟要求,強令資本家開工後,又不予以解決開工後的具體困難。劉少奇在視察天津市時發現了這些問題,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中央東北局的電報中,對這些“左”傾錯誤進行了批評。毛澤東在審閱這份電報時,將其中的“強調限制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產在目前時期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要性”中的“目前時期”,改寫成“目前及今後一個長時期內”,明確表示在今後的一個長時期內,將要保持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不久,無錫又出現類似天津的“左”傾錯誤。毛澤東知道後,立即做了批示,批評無錫當地領導的錯誤:“一開始就以‘左’的精神去影響群眾,採取片面照顧工人區域性和暫時利益的觀點,提出過‘左’的口號,有意使勞資關係緊張化,如強調對資本家的鬥爭,而不強調聯合,強調改善生活,而不強調向工人解釋今天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如復工中強調打擊資本家的怠工,過高地估計資本家向我進攻的嚴重性,而不去研究復工中的具體困難,甚至下面有提出逼資本家關廠,以使該工人來接管工廠的說法,也未受到堅決的批判。對私營工人工資不採取勞資協商和政府仲裁辦法來解決,而主觀片面地做過高的規定,完全忽視工廠的具體條件和高額工資對全域性的影響。”
上海解放後,中共中央即指派陳雲組建中央財經委員會,並在上海召開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大區的財經會議。全國五大區財經會議後,陳雲立即回到北平,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做了詳細的彙報。9月3日,毛澤東就上海會議後的總方針,專門致電饒漱石說:“我們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域性。不輕議遷移,不輕議裁員。著重整理稅收,以增加收入。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多餘人員,設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崗位上去。自願和可能遷移的工廠、學校,必須精密籌劃,到新地後能夠維持下去,並有前途,否則不要遷移。”
南京、上海、杭州解放後共裁減舊人員2.7萬人。毛澤東一直將此記掛在心,當作一件大事。他在電文中說:這部分人一般地分作“自己有辦法生活和自己無辦法生活的兩類”。對於無經濟收入者,應該解決生活問題,“維持他們,使他們活下去,否則政治上對我們極為不利”。
毛澤東是個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偉大的政治家,從來不懼怕困難和壓力,他堅信中國共產黨可以而且能夠振興國家經濟。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恢復和發展經濟時說:我們是有困難的,有辦法的,有希望的。估計明年情況會比今年好,三五年內經濟可完全恢復;在十年八年的時間內,我們的經濟就可以得到巨大的發展。誠如毛澤東所言,經過3年的積極努力,1952年底的統計表明,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已達827.2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也都有很大的發展,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終於邁過重重難關,走向更加光明、更加富有生機的發展道路。
我們是打掃好房子再請客1949年1月3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毛澤東在與米高揚的交談中,形象、生動地談到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他說,我們是打掃好房子再請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裡來,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斯大林派遣如此高規格的人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訪問,表明他有意增進蘇中兩黨的聯絡和友誼。
中國共產黨也一直希望得到蘇共和斯大林的理解和幫助。5月3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我們即將開始的經濟建設,“很需要你們的幫助。不解決這一經濟建設的任務,我們便不能鞏固革命的果實,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請您滿足我們的請求派遣蘇聯專家給我們。”
不久,劉少奇率代表團訪問蘇聯,就相關問題與蘇共中央會談。經過長時間的磋商,雙方就一些問題取得共識。毛澤東在復劉少奇、高崗、王稼祥的請示電中說:“我們完全同意蘇中兩方組織共同委員會來把借款和定貨等問題具體化;但由於我們全國經濟機關方開始成立,地區不斷擴大,專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實無法提出全部貨單。可否商請聯共中央同意將共同委員會設在中國。”同時,電文指出,由蘇聯鐵道部副部長、中長路蘇方負責人科瓦廖夫先行來華組織共同委員會,“最好先帶鐵路、電力、鋼鐵、煤礦、煤油礦、軍事等專家同來”。
劉少奇和斯大林還達成口頭協議,蘇聯給予中國3億美元貸款,選派200餘名專門人才,分期分批來中國工作,還幫助中國在東北各辦一所空軍學校和海軍學校。
1949年12月6日至次年2月17日,毛澤東對蘇聯進行了長達兩個多月的國事訪問。毛澤東訪蘇的目的十分明確,那就是同斯大林共同商談兩國間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重點處理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礎上,重新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可是,斯大林對於簽訂新約,態度曖昧,予以拖延。毛澤東對此極不滿意,對蘇方人員說:“我到莫斯科來,不是單為斯大林祝壽的。你們還要保持跟國民黨的條約,你們保持好了,過幾天我就走。”斯大林開始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同意周恩來來莫斯科,具體商談簽訂新約等問題。毛澤東終日沉悶的臉,終於綻開了笑容。他在致中共中央的電文中,高度讚揚重訂新約的意義:“這一行動將使人民共和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範圍,有利於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
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天塹後,美國已清楚地意識到國民黨垮臺在即。為了維持其在華利益,美國玩起了騙人的政治把戲,提出與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4月28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致總前委和粟裕、張震等的電報中,通報了這一情況,指示應保護好美、英僑民和各國駐華外交人員的人身安全。電報說:“現美國方面託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英國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
南京解放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指示中共南京市委,同意時任南京市軍管會外僑事務處處長黃華與司徒雷登會面,並讓黃華強調中美建交的立場——“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絡,並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同時指示:“談話時如果司徒態度是友善的,黃華亦應採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應取莊重而和氣的態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指示,黃華最後還應向司徒雷登說明,這是一次非正式的談話。至於司徒雷登有重新充任大使的意願,我們“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這時,司徒雷登通過羅隆基轉告中共領導人,如果新中國採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給新政府50億美元貸款,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貸款總額。毛澤東立即給司徒雷登捎去口信:“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
美國政府除了政治成見頑固,還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政治形勢,認為國民黨政權還有東山再起之時,它的對華政策要“等待塵埃落定”。毛澤東在理清美國的政治意圖後,不得不採取針鋒相對的對抗措施。但是,毛澤東一直寄希望於中美兩中國人民。他說:“中美兩中國人民間的某些聯絡是存在的。經過兩中國人民的努力,這種聯絡,將來可能發展到‘極親密的友誼的’那種程度。”跨越歷史的風風雨雨,也正是在毛澤東的親自參與和巨大推動下,中美兩國終於從對抗走向對話,結束了長期的敵對狀態,逐步增加相互間的友好往來,並於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