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春秋五霸”之一。《史記》不吝嗇筆墨，將宋襄公和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放在一起，並稱為“春秋五霸”。除宋襄公外，其餘四位均稱霸一時，且各領風騷。宋襄公不僅未曾稱霸中原，並且還在“泓水之戰”中被楚國殺得狼狽不堪。然而，正是這次“狼狽不堪”成就了宋襄公，為他搏得了“春秋大義”之名。
“春秋大義”宋襄公出生於春秋時代的宋國王室，系宋國第二十任國君。宋襄公的出名與齊國內亂莫不相關。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齊國國君齊桓公重病之時，他的五個兒子為爭奪王位，彼此水火不容。以至晚年昏庸的齊桓公活活餓死後，屍體竟放在床上67天難以下葬，“身死不葬，蟲流出戶”。
你死我活的惡鬥中，齊桓公的二兒子公子昭被迫逃到了宋國。原來，宋襄公的父親宋桓公跟齊桓公私交甚篤。公元前651年，正是齊桓公舉辦曠世規模的“葵丘會盟”那一年，誰也沒想到宋桓公去世了，宋襄公參加了這次著名的大會盟。齊桓公非常欣賞宋襄公，並把太子昭託付給了他。
齊國內亂，宋襄公就有了打抱不平的理由。他帶著衛、曹、邾幾個小國，組成一支“國際維和部隊”，趁機到齊國討要說法。哪承想小國的作用不小，他不僅平定了齊國之難，將公子昭硬是扶上齊國君主之位，成為齊孝公，還異常順利地幫助齊國這個當時的超級大國，穩定了局勢。
此舉奠定了宋襄公在江湖上的地位，他也因此聲名鵲起，為當時社會所矚目。不過，真正讓宋襄公為歷史所記住的，還是那場著名的泓水之戰。
起因還是齊國，為了繼承齊桓公的霸業，他不惜與強大的楚國爭霸。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討伐鄭國時，就在泓水這個地方與楚國交鋒。楚宋大戰當前，宋襄公心中存“仁”，待楚兵渡河列陣後再戰，結果不但大敗，自己也受重傷。第二年，宋襄公因傷重而逝。
戰爭的勝負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戰爭過程中宋襄公的臨場表現。那些歷史細節一再被挖出來，供人品評、質疑，甚至拷問。讚賞者有之，批評者有之，嘲笑者有之。讚賞者說，這是貴族精神的傑出典範；批評者稱，這是迂腐實施所謂“仁義”之師的典型；嘲笑者言，宋公此舉徒留千古笑柄。由一場戰爭演變成為道德公案。這樁千年道德公案，一直餘音繞樑，成為後輩佐證各自觀點的重要案例。
面對強大的楚國軍隊，以宋襄公為統率的宋國軍隊已經列好了陣，此刻楚軍正在泅渡泓水。這正是以弱勝強的最好時機，一位軍官建議發動進攻，“那樣楚軍必敗”。宋襄公揮手製止，理由是“不合仁義，也不符合戰爭規則”。
用我們今人的眼光看，宋襄公的行為簡直不可思議。但只要對宋襄公所處的時代有所了解，就會理解並讚賞他的“荒誕之舉”。他令人費解的行為，正是對春秋時代“貴族精神”的最好詮釋。
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一書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這樣的戰爭，更像是體育比賽，戰爭雙方就似運動員。要在競技場上一展身手，不是人人都有資格的。
據說，宋襄公所恪守的是春秋時盛行的兵法——《司馬法》。
其上說：“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捨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故而宋襄公眼裡的“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正是《司馬法》中“仁”“信”的內容，也和《淮南子》所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異曲同工。
讓賢與泓水之戰“仁義”相呼應的，是宋襄公早年時的又一樁“蠢事”。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宋襄公的父親宋桓公病重。按照當時嫡長子繼承製，宋襄公是天然的合法繼位人。可他卻在父親面前懇求，要把太子之位讓賢於庶兄目夷，其理由是“目夷年齡比我大，而且忠義仁義”。
這兩兄弟真是“蠢”得可愛，面對如此誘人的職位，都不願往之。目夷為躲避弟弟的讓賢，竟逃到了衛國，宋襄公的太子之位最終也沒有讓出去。宋桓公去世後，宋襄公即位，封兄長目夷為相（相當於宰相之職），主管軍政大權，行“東宮圖治”。
在這裡，我絲毫不帶有主觀的溢美之辭來粉飾宋襄公，而是想從如海的史料中，試圖找到宋襄公能夠成為“春秋五霸”的有力證據。
《孟子·離婁·丁音》有云：“霸者，長也。”霸，在古代就是老大的意思，特指“諸侯之長”，也即率領天下諸侯的頭頭。這樣的榮譽，在“俠客傲視王侯，對任何人都不假辭色”的春秋時代，何其艱難。能為五者中居其一，宋襄公能夠勝出，絕非偶然。
中國貴族文化的首要標誌是“禮”。正如錢穆先生所評價：“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了解。即在戰爭中，尤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義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某種程度上講，作為一個極具爭議的“貴族標本”，宋襄公帶給我們不少的思考。
本文作者 | 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