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西晉編戶齊民制度的崩潰，造成永嘉之亂的災難性結局。整個長江以北都陷入可怕的互相殺伐狀態，進而引發大量人口的遷徙。除了少部分向東西兩頭跑的人群，南徙江淮才是更好的選擇。由此帶來的大規模遷徙運動，也將在很長時間內改變整個南方的歷史。

五次南下浪潮

永嘉之亂為南方帶來了大量難民

中原難民的南遷，並非短時間內的一蹴而就。相反，由於週期性的戰亂爆發，規模浩大的遷徙就有5次。其時間跨度也長達100多年。

在永嘉初年，北方的變亂剛剛開始。司馬睿就移鎮江東，帶著自己的琅琊封國人口南下。這批逃難先鋒就限隨司馬睿過江，引發了很好的示範效應。接著，更多從河北、山東、山西和河南的人口開始南下。他們首先聚集到江蘇北部與安徽的淮河地區，從而將那裡的本地人也捲入難民浪潮。部分人合流渡江，成為歷史上第一批主要的衣冠南渡群體。

到了東晉的成帝初年，蘇峻、祖約在江準掀起叛亂，北方的羯人石勒也乘機南侵。很多淮南人和先前僑居的避難者者，就進一步南遷過江，成為逃難浪潮的第二波主力。

等到羯人的石趙政權崩潰，東晉派出桓溫出兵關中。這場新的戰亂又製造出大批難民。尤其是生活在秦雍之間的人口，又沿著漢水等方向難逃，並在襄樊和荊州落腳。他們就是北方人口南遷的第三次高潮。

北方的每次戰亂 都會帶來新的流民團體

公元383年，前秦南下發動淝水之戰。由於苻堅被謝玄率的北府兵擊敗，造成根基不穩的帝國出現內部裂痕。原本被壓制的各羌人和鮮卑軍頭，紛紛冒頭反抗苻堅的霸權。北方的黃河流域也再次成為混戰之地，逼著中原流民紛紛過江，形成聲勢浩大的第四次南渡。

一直到後來的晉安帝時期，還有劉裕的北伐南燕戰爭。雖然東晉成功奪回了河南、關中和山東等地，但控制力非常薄弱。為了防止對手卷土重來，劉裕便將佔領區的大量人口安置到南方。不久，最遠的關中失守。等到劉裕本人病故，他建立的劉宋王朝又丟失了河南控制權。陸陸續續成型的流民群體，就是大規模人口遷徙的第五波次。

正是難民群體 撐起了東晉王朝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一個地區突然多出大量難民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對於南北朝時代的偏安王朝來說，這些沉重的負擔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因為只有將這些人重新編戶齊民，才能建立新王朝的穩定產業基地。

在寓居地域上，南遷人口主要集中於長江流域的荊、楊、樑、益諸州，總數約在70萬人以上。還有約20萬人沒有能到達長江流域，只能聚居在今天的山東境內。一些人中也在越過長江以後繼續南進，深人到皖南山區，最遠可達閩越與嶺南沿海區域。通過重新編組安置，成為劉宋納稅人口的1/6。這個數字還不包括由於淪為士族地主的部曲和佃客。由於朝廷無法直接通過這部分人口徵稅，自然非常需要對不斷南下的移民補充。他們中的精選壯丁，也組成了拱衛建康宮廷的北府兵主力。

難民群體主要就分佈在長江流域

從南遷人口的分佈來說，以落腳今日江蘇境內的難民最多，人數約在26萬。其次是僑居於東省各地的21萬，和留在安微省的約17萬人。跑到巴蜀的人口只有10萬，而最後在荊襄地區的也不過6萬。至於更遠的江西省和湖南，就僅有1萬餘人。

雖然分佈不均，但南遷人口還是成為東晉等王朝的賦稅主力。如果沒有他們的恢復生產，那麼偏安王朝的財政就會非常可悲。同時，許多世代居於南方的豪族也不會對落難天子有多少尊重。後來的劉宋、蕭齊和蕭樑政權，無不是以特定難民群體為核心。來自不同家鄉的移民，也會彼此間結成利益團體，最後鬧得爭鬥不休。這個過程直到隋朝攻滅江陵的西樑小國，才告一段落。

郡縣規劃

南朝時期的都城建康復原圖

對於如此巨量的北方僑寓人口，南方各王朝也採取多種手法進行統御。他們往往會拉攏少量難民首領，將祖逖、蘇峻和郗鑑這類意見領袖請去參加中央和地方官府任職。接著在長江兩岸設定僑州、僑郡和僑縣，以便最大限度的控制人口紅利。

由於北來僑民以寓居江蘇最多，當地的僑郡縣也較其他各地都多。因此，在今日的江蘇省境內，總計出現過23個置僑郡，75個僑縣。其中，大部分又其中在江南沿岸的鎮江和武進一帶，江北則多集中於揚州和淮陰諸縣。位於其中的建康，無疑是這個流亡者體系的核心。

為了方便管理，這些移民社群甚至沒有原先的土著居民編入。同時，在具體名稱上也保留北方舊制，進而將人口按原籍加以規範，連基層官員都儘量選擇原有人士擔任。這樣一來，星羅密佈的移民團體，就真正成為偏安王朝的統治基礎。社群的壯大則意味著王朝的興盛，郡縣萎縮就屬於王朝敗亡的徵召。

混亂的行政管理系統

南下士族與庶民直接的待遇可謂天差地別

在新家園生活的難民，起先都可以獲得免於徵調賦稅和徭役的優復權。因此，南方的偏安王朝可以迅速站穩腳跟，並在之後的歷次衝擊中展現一定實力。

但這些轄區的邊界並不確定，行政系統也十分紊亂。東晉渡江之初，從兗州、青州和徐州北部的南下僑民最多。朝廷便首先在京口界內設立南徐州和南兗州，又在廣陵界內僑立南青州，以及蕪湖的南豫州。至於幽州和冀州兩地的難民，由於人數較少，就不建立州級單位，只有郡級或縣級的臨時社群。在特定情況下，朝廷還會把它們撥給州單位管轄。

混亂的管理 加速催生門閥政治的產生

這種隨便分合地區，隨便僑置郡縣的結果，必然把地方行政系統搞得十分混亂。很多地方官府都不能控制相對恆定的人口基數，經常為朝令夕改而疲於奔命。反過來，這種窘境也讓南朝始終無法達到自己所期望的強勢狀態。

在生產力稍稍恢復之後，統治者便認為過去的優惠政策不再必要。為了擴大租賦和兵源，需要把北來僑民也全盤納入徵調體系，於是就有了“土斷”這一措施出現。也就是把散居難民斷入所在籍貫，由官府加以控制。鑑於不少人其實依附地方豪強，所以土斷政策實際上也是向本國的地方勢力開刀。

劉裕為了自己的霸業而取消了難民後裔的全部特權

僅在東晉王朝，建康的宮廷就一共進行過4次土斷。分別是在公元326-334年之間和公元364年的東晉成帝時代，以及後來的東晉哀帝與安帝時期。會稽四大士族中的大地主虞亮，就因藏匿亡命千餘人而被劉裕殺死。包庇虞亮的會稽內史司馬休也遭到免官，從而引發地方上對中央宮廷的巨大畏懼。

劉裕的政策導向，就是將盡可能多的人口為自己建功立業所用。在覺得土斷力度遠遠不夠之後，又將許多次級僑民單位合併，形成控制力更強的大型轄區。最後，甚至將發給難民後裔的特權也完全收回，讓其與土著人口一樣承擔全部賦稅徭役。以至於在歷史的某個特定階段，劉宋王朝看上去無比強勢。依靠迅速聚攏的大量資源，他們可以武裝北方蠻族國家都永遠達不到的軍隊規模，發動持續時間超長的攻伐作戰。

南朝最終就因急功近利而消耗了社會資源

然而，由於這種急功近利的暴虐政策，劉裕實際上是摧毀了自家王朝的未來前途。因為偏安朝廷所能控制的地區，往往還是難民居多的地方。因此，每次賦稅和兵役壓力的加重，都在消耗維持其統治基礎的利益集團。這種高耗能模式，也不可能通過增加行政單位面積來達到平衡，只會引起更多人的反感。

因此，當劉裕本人死後，他的繼任者就逐漸失去對整個南朝的控制。以原先不同地域流民組成的新地方集團，逐步將建康的宮廷架空，直到自己能夠取而代之。但他們也無法從根本上修改劉裕制定的汲取模式，自己也最終倒在這個層面。等到代表南方本土家族的陳霸先上位，江南各地已厭倦了這種無休止的內耗模式。當隋朝的征伐大軍南下，地方士族的主力也就選擇消極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