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威宗（崇禎皇帝）在北京自殺以後，大明朝群龍無首，一些宗室成員在各方勢力的輔佐下，先後在南方建立起數個政權，這些政權被合稱為“南明”。然而這些人為了爭奪皇位，全然不顧國家危亡，在動盪的時局裡不遺餘力地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皇權戰爭”。正是在這種無休無止的內耗中，明朝徹底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首先，我們從“南明”這個詞語談起。在清朝，人們提及南明時多用“勝國”“故明”“明季”等詞，儼然不願承認其歷史地位。直到很久以後，“南明”這個稱呼才逐漸流傳開來。需要指出的是，南明本身就是明朝歷史的一部分，並不是一個獨立朝代；之所以稱其為“南明”，是後人為了便於與崇禎之前的大明王朝相區別。再則，這些政權都建立在南方，這樣命名倒也符合歷史規則。

那為什麼不用“後明”這個詞呢？這是因為後明是孫可望在貴州時，向他獻媚的一派為了擁護他做皇帝而擬定的國號，用在這裡實在很不合適。南明與後明，有著本質的區別，不能混為一談。

我們知道，崇禎皇帝身死社稷以後，他的幾個兒子不知所終，這使南明爆發了嚴重的繼統之爭，多次內鬥的結果是其根本無法團結力量一致對外。眼看局勢混亂，某些藩王和實力派人物試圖趁機過把帝王癮，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結果導致各方勢力火併，小勢力被大勢力吞併，大勢力則被內耗消磨得喪失了銳氣。如此急劇的損耗，對抗清鬥爭顯然是極為不利的。

由於藩王遍及全國，不管在哪兒都可以找到一個宗室成員擁戴為抗清領袖，這使抗清力量極為分散，很容易被清軍各個擊破。加上大部分擁戴者存有私心，這些個宗室成員在他們手中就成了一個獲取利益的工具。當他們的個人利益不再被滿足時，宗室成員就會被實力人物拋棄，這點在鄭芝龍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當然，擁立宗室成員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積極抗清的勢力中，宗室成員就是一面鮮亮的旗幟，在其號召下，人心得以迅速凝聚，人們紛紛組織起來，共同抵抗清軍。雖然兼有自保性質，不過比起私利者又不知道強了多少倍，至少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這點夔東十三家可為典型。

總體而言，這種情況還是弊大於利的。它導致宗室成員之間長時間內鬥，嚴重消耗了抗清的有生力量，客觀上也為清軍各個擊破明軍制造了良機。同時，這一情況強化了官僚對升官發財的追求。各藩在升遷人員的時候，不再看對方忠心與否，有志抗清與否，而是看他是否是屬於己方利益集團。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再賢明的君王恐怕也無力迴天了。

北京陷落之後，見於史籍記載的稱帝者和監國，不論執政時間長短、所轄地域大小，前後計有安宗朱由崧、威宗太子王之明、潞王朱常淓、益王朱慈炱、紹宗朱聿鍵、魯王朱以海、靖江王朱亨嘉、益陽王朱術、韓王朱璟溧、趙王朱由棪、昭宗朱由榔、唐王朱聿鐭、益藩朱由榛、淮王朱常清、吳王朱容藩等人。

其中，韓王朱璟溧是否稱帝頗有疑問，淮王朱常清則屬史料誤記。除了這些人以外，還有鄭成功、鄭襲、鄭經、鄭克臧、鄭克塽這五位明鄭的最高領袖，也可以視作廣義上的南明攝政。

另外，蜀王、桂王、榮王也曾被臣子們試圖立為皇帝。北京淪陷後，得到訊息的蜀地官員就商量推立蜀王朱至澍為監國，但因受到巡按御史劉之勃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桂王朱由則是在弘光政權倒臺後，一些人打算立他為帝，結果還沒來得及實施，就得到了隆武政權建立的訊息，於是只得作罷。榮王朱由楨卻是因為奉天之變中一些官員和永曆政權失去聯絡，才差點被擁立為帝，後因遭到勸阻而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