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5期，作者李海文（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中共黨史研究》副主編）
2011年2月，《人民日報》刊發了《為黨和人民事業奮鬥的一生——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90週年》一文，國內外媒體頗為關注。8月，華國鋒逝世3週年之際，其骨灰將移往位於山西交城的華國鋒陵園安放。毛澤東為何選擇華國鋒作為接班人？或許能從華國鋒的風雨人生中尋找到答案。作為繼毛澤東之後的中國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對於中國歷史走向，曾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本刊特約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李海文講述華國鋒投身革命、主政湖南、粉碎“四人幫”、晚年生活等經歷，特別是全力推動鄧小平復出的曲折過程。以期儘可能還原一段真實的歷史，再現當年的風雲變幻……
1921年2月16日，陰曆正月初九，華國鋒出生於山西交城縣城一個工人家庭。本姓蘇，名鑄，6歲喪父。1936年3月20日，紅軍東征到交城，所到之處開倉濟糧，宣傳抗日。15歲的華國鋒此時正就讀於交城職業學校。1937年11月13日，日本騎步兵500人佔領了交城，漢奸成立了日偽維持會，人民生活在深深的惶恐之中。面對艱難時局，1938年6月，華國鋒瞞著母親逃離家庭，和同學一起步行80多裡，參加了犧盟會交城抗日遊擊隊，隨後參加了青年幹部訓練班。為了日後便於開展工作，不牽連家人，蘇鑄改名為華國鋒，以示擔當“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之決心，隨即加入共產黨，時年17歲。小說《呂梁英雄傳》的原型是他的部下1940年2月，華國鋒回到交城任犧盟會祕書、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這年夏天，為了加強平原的工作，華國鋒帶領一批同志下山。不久，縣公安局長隨女友私自到太原，華國鋒當機立斷，將幹部全部撤回山裡。幾十年後，曾隨華國鋒一道下山的李友蓮說：“這個公安局長，到了太原就叛變投敵。敵人當即派他回來抓人。不是華國鋒通知得快，再晚一點我們都被捕了。你看華國鋒不愛講話，他心裡可有主意。辦事決心大，動作快。”交城山多平川少，90%以上是山地，但交城離太原僅55公里，日本人的汽車1個多小時就到了，是敵人重點“掃蕩”的地區。抗戰8年，華國鋒一直堅持在這裡。他領導的民兵段祥玉、崔三娃、韓鳳珠被授予晉綏邊區特等民兵戰鬥英雄，1944年12月，他們到興縣出席晉綏邊區群英會。在會上，作家馬烽、西戎慕名採訪他們，根據他們的戰鬥生活寫成小說《呂梁英雄傳》，廣為流傳。1941年、1942年，晉綏地區由於敵人反覆“掃蕩”，實行三光政策，根據地縮小了三分之一。敵人深入到根據地的岔口、芝蘭、榆林山、歸化、草頭莊等地設立據點，修築碉堡。駐紮在八分割槽的日軍達4000人，偽軍2000多人。1942年秋，毛澤東聽晉綏分局書記林楓彙報後提出：“將敵人擠出去。”年底，縣委指定縣委宣傳部長、抗聯主任華國鋒擔任三區對敵鬥爭主任，負責擠走芝蘭的敵人。芝蘭村處於西治川、原平川、屯蘭川的交界處，是八分割槽黨政軍機關駐地（關頭）的門戶。華國鋒動員芝蘭鎮附近15裡的群眾堅壁清野，搬家，最後只剩下幾戶人家留守。鬼子找不到糧食吃，找不到柴燒，只能從城裡運來。華國鋒派民兵在山上監視敵人的活動，部隊和民兵伏擊敵人的運輸隊。村裡只有一口井，離炮樓有數百米，敵人派人挑水。他決定卡斷敵人的水源，指揮民兵將大糞、死貓、死狗扔到井裡，敵人將井水中的東西淘了照樣喝。一位老大爺獻計：“把頭髮剪碎了扔到井裡去，看他怎麼喝？！”碎頭髮，淘也淘不盡，敵人守著井水無水喝，守著青山沒柴燒，無法生存。1943年7月21日，芝蘭、岔口的敵人炸燬據點，撤兵西逃。晉綏軍區副司令周士弟回憶說：“勝利的訊息傳到毛主席那裡，主席立即打來電報，批示和鼓勵晉綏所有的地區要像八分割槽一樣，打出威風來，擴大自己，擠小敵人。”芝蘭的群眾至今記得這場戰鬥，他們將那口水井蓋上棚子，儲存完好。
1955年，毛澤東在視察途中和湖南省委的負責同志談話，左一為華國鋒
南下湖南，30歲任毛澤東家鄉的縣委書記
為迎接全國解放，1949年3月，華國鋒離開河北陽曲縣，調到為南下成立的一地委任委員、宣傳部長，住在盂縣一城關附近集訓，等候南下的命令。經人介紹，他認識了後來的妻子韓芝俊。
韓芝俊1931年生於山西五臺一個農民家庭，父親韓七海、母親田常鳳及叔叔、嬸嬸都是抗戰初期的老黨員。韓芝俊從小就參加兒童團，站崗、放哨、送信，十一二歲擔任兒童團的指導員，194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時，還不滿15歲。韓芝俊喜愛文藝，華國鋒和她相識後，特別去看了她演出的《王貴和李香香》、《兄妹開荒》等文藝節目，她在裡邊演男角。韓芝俊知道華國鋒實在，最終倆人走到了一起。結婚儀式沒有酒席，沒有繁文縟節，場面熱鬧、歡快。倆人還照相留念。大家都是供給制，供給水平很低，沒有棉鞋。韓芝俊只穿一雙單鞋，春寒料峭，為了禦寒，她將褲腿用繩子紮起來。
1949年6月，華國鋒隨大軍南下，到湖南湘陰縣任縣委書記、地委委員。
1950年初，華國鋒、韓芝俊有了兒子蘇華，後來連得一子兩女。韓芝俊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孩子，管理家務，從沒有耽誤過工作。華國鋒忙著工作，經常下鄉，很少回家，回到家裡，他常將孩子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心上，拍打、撫摸。
1951年7月，華國鋒調到湘潭縣任縣委書記兼縣人民武裝部政委，這年他30歲。湘潭是毛澤東、齊白石、周小舟的故鄉。這是個山區縣，公路很少，多是獨輪車走的羊腸小道。他跑遍了湘潭縣的每一個村子。
1952年10月，華國鋒任湘潭地委副書記兼湘潭縣委書記，兼任專員，兩年後任地委書記。從1945年擔任山西交城縣委書記算起，華國鋒此時擔任縣委書記的生涯已達10個年頭。這為他日後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55年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華國鋒回憶：他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是1955年7月，地點為長沙。當時毛主席召見4人，其他3人是省委副書記譚餘保，省委常委胡繼宗、徐啟文，只有他是地委書記。他彙報洞庭湖區防治血吸蟲的情況。
毛澤東從家鄉親友們那裡知道湘潭縣委書記是個大個子的北方人，比自己小28歲，工作紮實。耳聽為虛，眼見為實。他要見見自己家鄉的父母官，當面考察。這年，華國鋒34歲，但參加革命已近20年。見毛澤東時，華國鋒身穿半舊的中山裝，腳穿一雙圓口布鞋，講起話來不慌不忙，有條有理。毛澤東一連問了幾個問題，都是有問必答，對答如流。毛澤東對他們的彙報表示滿意，會見後合影留念。
當時，毛澤東正全力研究指導全國的農村合作化問題。華國鋒一向重視把農民組織起來，1950年秋湘陰土改不久，即指導互助組——劉正春互助組開展工作，這是湘潭全區第一個互助組。
1955年9月底，華國鋒到北京，住在西郊的友誼賓館，第一次在國慶節觀看了閱兵、遊行。10月４日七屆六中全會開幕，會議開了7天，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關於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這是華國鋒第一次列席中央全會。
1970年，華國鋒在長沙郊區參加插秧
毛澤東提名，38歲的華國鋒任省委常委
1956年1月初，毛澤東到長沙，檢查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展的情況。毛澤東在專列上召開座談會，周小舟、周惠等湖南省領導和湘潭、常德、郴州、長沙等地市領導，還有兩個縣委書記共11人蔘加。華國鋒作為湘潭地委書記，參加了座談會。
1956年6月，華國鋒調任省人委文教辦公室主任、省委委員。1957年8月調到省委任統戰部長。1958年7月任副省長，在副省長中排列第五。他到省裡工作後見毛澤東的機會就更多了。從1954年起，毛澤東每年都要回湖南，他很重視統戰工作，特別是和湖南的民主人士很熟，老朋友很多，每年回來，都要看望或宴請他們。1959年，毛澤東從家鄉韶山回到長沙，又要請人吃飯，楊開慧的兄嫂楊開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遺孀李淑一，國民黨元老唐生智、程潛、曹曲球及毛澤東的同鄉、長沙第一師範同學周世釗。毛澤東讓華國鋒安排此事，將他們接來。
1959年廬山會議後，由於支援彭德懷的意見，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被免職，第二書記周惠調到北京降級使用，湖南省委改組。從湖北調來張平化、王延春、蘇鋼，張平化任第一書記。毛澤東多次和華國鋒談話，知道他實幹、工作細緻，是個老實人，提名他為湖南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
華國鋒當時只有38歲，在全國省委領導中也是年輕的。1961年5月，他將家從長沙搬到湘潭。
廬山會議後，熱情接待彭德懷
1961年11月，被罷了官的彭德懷經毛澤東批准回家鄉湖南湘潭石潭區彭家圍子調查。1日，彭德懷到了長沙，省委只派省委書記胡繼宗很有分寸地介紹了湖南農村情況，其他人都沒有出面。只有全國高等法院院長謝覺哉，聽到彭德懷來的訊息，過來看他。彭德懷說：“下了廬山以後，我已經被人們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來往了……”謝覺哉走後，彭德懷惘然若失，一個在屋子裡枯坐多時。
2日中午，彭德懷到了湘潭，受到華國鋒熱情接待。華國鋒和彭德懷談了湘潭地區的概況。他說：“從這幾年經濟的實際來看，還是彭總當年看得遠。”因與華國鋒不太熟悉，彭德懷沒有吭氣。
這時已到午飯時間，華國鋒請彭總吃飯，並說地委主要領導同志都已在飯廳等候。飯後，華國鋒又向彭德懷介紹了湘潭的農村情況。
華國鋒熱情接待彭德懷不是偶然的。華國鋒對“大躍進”這套作法早就有意見。他回顧這段歷史時說：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對的。毛主席搞集體化是對的。出問題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太急了。我在省裡工作，不知道怎樣辦，要達到什麼程度。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一下子發展起來。公社化時，有的發展嚴重還要軍事化、男女分開，破壞家庭。毛主席發覺了問題，開始糾正。1959年主席到湖南見了周小舟，第一句話就說：你們名聲好，當時湖北、廣東都出現沒有糧食的局面。
1959年秋，華國鋒和到長沙出差的李琪談到工作中瞎指揮、浮誇等問題時痛心疾首，認為彭德懷提的意見講的都是實話。黨章規定黨員有權利“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工作人員”，怎麼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一封信就成了反黨集團，受到批判，實在想不通，扼腕嘆息。
1961年12月17日，華國鋒知道中央即將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總結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專程看望彭德懷，告訴他這個重要的訊息。彭德懷12月26日離開湘潭回京。華國鋒為他餞行。
毛澤東說“華國鋒是個老實人”
1962年10月，胡耀邦任湖南省委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華國鋒任湘潭第二書記。11月10日胡耀邦到湘潭上任，他到湘潭首先傳達十中全會精神、傳達毛澤東講話，第一句話便說：“華國鋒是個老實人”。
1963年１月5日，毛澤東到湖南，要華國鋒和胡耀邦彙報工作。胡耀邦下鄉，在路上開著車窗，被風吹得感冒了，不能去。華國鋒專門向毛澤東說明胡耀邦不能來的原因。
雖然毛澤東在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再次批了“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湖南省委已在各地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華國鋒沒有彙報社教運動情況，也沒有彙報社教運動揭發出來的地富破壞情況和幹部被腐蝕的情況，而是如實反映了“大躍進”、人民公社中“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帶來的危害。他說：“現在人瘦了，牛瘦了，地也瘦了，農具、種子都不如以前了”，“農具恢復要五年，耕牛要七至十年。”他向毛澤東講清“五風”危害大。
毛澤東後來向湖南省委和中央的同志說，我們黨內有兩種人，一種講真話，一種講假話。黨的幹部要講真話，做老實人。他主張對講假話的人要針鋒相對，不能讓其佔便宜，對講真話的人要給予支援和鼓勵。這種精神也是黨內一貫提倡的。毛澤東肯定華國鋒的求實作風和實幹精神。他說：“華國鋒是個老實人。”毛澤東的這個評價一直保持到他逝世，這也是他最後選擇華國鋒的一個重要原因。
華國鋒是老實人，不但是毛澤東的評價，也是省委的評價，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就經常表揚華國鋒，說他“年輕有為”，“老實人”。
華國鋒認為社會主義優越性就在於讓大家過上富裕日子，因而鼓勵勞動致富、共同致富。這與1960年反對修正主義鬥爭開展以來廣為流傳的一句話“窮則變（革命），富則修”是截然不同的。1974年、1975年張春橋將“窮則變（革命），富則修”進一步發展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他這種說法，好像在社會主義的土地上只能長草，要長出苗來就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了。”華國鋒不同意張春橋的這種看法，他反對“四人幫”的錯誤是有思想基礎、有歷史淵源的。
1964年7月，華國鋒調回長沙，在省委書記處分工主持政府工作，並主管工業、交通、財貿，還任政府機關黨組（後改為黨委）書記。在9月的省中屆人代會上，繼續當選為副省長。省長程潛長期住在北京，副省長是唐生智（民主人士）、華國鋒、章伯森、徐明、尚子錦、周世釗、王含馥。華國鋒挑起省政府工作的重擔，這年他43歲。
寧可被打倒，也不願“亮相”
華國鋒對“文化大革命”像絕大多數幹部一樣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長沙，在省委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沒有提到兩條路線的問題，更沒有提到兩個司令部的問題。他著重傳達十六條中所提出政策問題。
張平化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於8月30日回到長沙。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到群眾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學出席群眾大會。他以為深入群眾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誠地做自我批評就能得到諒解。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中央文革小組、造反派是要藉機打倒各級領導！他剛講話，就挨鬥，掛黑牌子、低頭、彎腰。
華國鋒氣憤地說：“這哪裡是革命？！是人身汙衊！”他心裡難過得很，幾天睡不好覺。他說：“這些造反派，誰在第一線工作，他就攻擊誰。張平化沒有回來之前，他們主要攻擊王延春。張平化回來了，他們就攻擊張平化。而中央文革這些人還認為亂得不夠。”
11月中旬，華國鋒累出了心臟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隊的醫院。當時中央規定軍隊不準介入地方的運動，軍隊的醫院還算平靜。在醫院住了20來天，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說不準地方的領導幹部躲到軍隊裡去，要他們去見群眾。其實誰都明白，見群眾就是挨鬥、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華國鋒不願意牽連別人，就從醫院裡出來，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幾天，那裡也不安靜，不久，華國鋒又回到長沙，造反派找不到華國鋒，就將他的夫人韓芝俊拉出去遊街。
1966年底，中央號召反對經濟主義，華國鋒因為主持省裡的工作，被帶上“反革命經濟主義頭子”的大牌子游街。華國鋒氣憤地說：我搞什麼經濟主義？就是因為我是省委書記、副省長，負責財貿，造反派要錢、要物，我沒有批，就給扣上這個帽子。和造反派有什麼道理可講？！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優勢，省委工作癱瘓，領導機關工作停頓。很多單位造反派對“犯錯誤”當權派要求罷官、開除黨籍。長沙的形勢很緊張。華國鋒提個書包，裡面放著牙刷、牙膏、毛巾和換洗的衣服，到處接受批判、挨鬥，做檢查。
1967年1月，中央決定湖南要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中央文革以《紅旗》雜誌記者名義派一些人到全國各地活動，到湖南的《紅旗》記者出面動員華國鋒“亮相”。所謂“亮相”，是公開表態支援某一派群眾組織，得到群眾的諒解和支援，參加省革委會。
華國鋒不同意，說：“我是當權派，要檢查我自己的錯誤。”他寧可被打倒、靠邊站、挨鬥，也不願亮相。華國鋒眼看兩大派鬥爭越來越激烈，各個單位都分成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停了產，嚴重地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他與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萬達合寫了一張大字報，提出“要防止挑動群眾鬥群眾”，呼籲兩派群眾不要互相鬥了，要響應中央的號召聯合起來，將鬥爭的矛頭對準省委、對準我們當權派。
這下可惹火了“工聯”、“永向東”，認為華國鋒等人呼籲“要防止挑動群眾鬥群眾”是把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罪名強加到他們革命造反派的頭上，加到支援革命造反派的幹部頭上。大字報剛貼出來的當天，“工聯”分別將華國鋒等人抓起來，用嗄斯69吉普車將華國鋒帶走，關到工廠。他們怕軍區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動詭祕，在四五十天內轉移了六七個地方，在他們控制的會上批鬥華國鋒等人。華國鋒被關在鍋爐房裡，一位老工人主動說：“看你頭髮長，剃剃頭吧。”於是給華國鋒剃個小平頭。第二天挨鬥時，造反派無法抓頭髮，華國鋒少受一點皮肉之苦。
被造反派祕密關押，周恩來打電話“要人”
在華國鋒被“工聯”關押期間，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央決定將湖南省軍區領導和兩派群眾及準備結合的幹部召到北京來開會。周恩來總理給省軍區打電話要華國鋒和兩派群眾代表一起去北京開會。華國鋒因為被“工聯”祕密關押，省軍區找不到。周恩來連催三次。6月14日半夜３時，周恩來第三次拿起電話，直接找廣州軍區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華國鋒，限期送到北京來。口氣嚴厲，不容置疑。幾經周折，“工聯”才將華國鋒送到飛機場。
臨上飛機之前，“工聯”要華國鋒表態。華國鋒被關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況，說：“不能表態。”一位姓黃的“工聯”“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宣告，意思是支援“工聯”，盜用華國鋒的名義發表了。
周恩來並不認識華國鋒。建國後，華國鋒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來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華國鋒只是到北京參加會議聽過周恩來的報告，並沒有個別接觸。所以周恩來三次打電話，應是奉毛澤東之命。毛澤東一定要華國鋒來北京參加會議，是準備讓他參加省革委會領導班子。
華國鋒不是“亮相”站出來的幹部，是中央“撈”上來的幹部。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同華國鋒的情況一樣，對華國鋒說：“咱們倆和有的人不一樣，他是自己站出來的，咱們是中央‘撈’上來的。”
1971年２月，華國鋒到北京參加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周恩來同華國鋒談話，說：主席提名，調你到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任副組長，接替紀登奎負責財貿、農業、值班室等工作。紀登奎調去管專案。李先念年紀大了，你要協助他多做些工作。隨後，周恩來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宣佈了這項任命，正式下文是8個月後，“九·一三”事件爆發後不久。
支援袁隆平培育雜交水稻
如果沒有華國鋒的支援，不知道有沒有今天的袁隆平。袁隆平雜交水稻出在湖南不是偶然的。
袁隆平，湖南安江農校教師，1964年設計出一套“三系法“雜交水稻的方案，並已找到自然突變的雄性不育株，1966年2月發表論文。科委九局向副總理、國務院科技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彙報後，得到聶帥支援。但是“文革”起來後，袁隆平受到批判，60多盆苗全部被砸爛。工作組從檔案中發現國家科委支援袁隆平試驗的公函，對袁隆平實行保護，才免除滅頂之災。
1970年6月，華國鋒在常德市主持召開湖南省第二次農業學科技大會，點名袁隆平參加會議，坐在主席臺，並請他在大會上發言。
當年秋，袁隆平到海南島育種，1972年3月獲得第一代雜交種子。1974年，湖南省試種20多畝，平均每畝產量超過650公斤，充分顯示了雜交水稻的增產優勢。華國鋒此時已調國務院工作。
1975年12月17日，為了推廣雜交水稻，湖南省農科院副院長陳洪新親自進京，住在國家農林部招待所，準備直接向部領導彙報。但因正忙著反擊右傾翻案風，部領導無暇顧及。陳洪新原是湖南郴州地委第一書記，與華國鋒相熟。12月20日，陳洪新給華國鋒寫了滿滿四頁紙的信，請他能當面聽彙報。陳把信直接投到國務院辦公廳，信封上寫著“華國鋒同志親收”。
星期一上班一看到信，華國鋒即刻安排陳永貴、農林部部長沙風、常務副部長楊立功上午9點聽彙報。在中南海小會議室，華國鋒認真聽取彙報2個小時，不時提出問題並做記錄，他當場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萬元人民幣支援雜交水稻推廣，其中120萬元給湖南作為調出種子的補償；30萬元給廣東購買15部解放牌汽車，裝備一個車隊，運輸“南繁”種子；第二，由農林部立即在廣州召開南方13省（區）雜交水稻生產會議，部署加速推廣雜交水稻。談起這段往事，袁隆平院士認為如果沒有華國鋒的支援，雜交水稻的大面積推廣是非常困難的。 毛澤東要華國鋒不能只當文官，要當武官1971年8月25日，華國鋒奉召到武漢。當天晚上，毛澤東將他找到專列上談話。毛澤東一直住在專列上。那時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華國鋒胸前也戴著一枚。他一上車，毛澤東看見了，故意問：“你戴的什麼？”不等回答，接著說：“不要戴了，萬歲就討嫌。一句頂一萬句，其實一句也不頂。屁話！”在此之前，華國鋒剛奉周恩來之命到全國各地考察農業生產。他首先向毛澤東彙報所了解到的情況，講的全是農業生產中存在的問題。談了有一個小時，毛澤東認真地聽，中間有提問、插話，或發表一些議論。等華國鋒講完了，毛澤東說：“哎呀，我看你是滿腦子的農業，我是滿腦子的路線鬥爭。當然你講的農業也有路線鬥爭，但是還有更大的路線，光有農業不行，還要考慮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工農業要抓，但當前主要應該抓路線鬥爭。路線不對，腦袋掉了還不知道為什麼。”華國鋒一聽就瞪了眼了，什麼大的路線？不是廬山會議已經解決了嗎？毛澤東並沒有談林彪問題，而是先回顧黨的歷史。華國鋒第一次聽毛澤東這樣談黨史，他知道毛澤東讓他從北京趕來絕不僅僅是談歷史，只好一邊聽，一邊琢磨。毛澤東話鋒一轉，開始談林彪的問題，對林彪的錯誤做嚴厲的批評。然後毛主席說：“不能不管軍隊，開會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蔘加，你兼任廣州軍區政委、黨委書記。可以不到會。你們要過問軍事，不能只當文官，要當武官。”這次談話汪東興在座。毛澤東讓汪東興打電話給周恩來對華國鋒兼任廣州軍區政委、黨委書記一事徵求意見。周恩來北京研究後，很快下文任命。到長沙後，毛澤東召開廣州軍區的負責幹部會議，有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廣州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劉興元，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兼廣西自治區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韋國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毛澤東先叫華國鋒、汪東興向他們傳達他在武漢講話，吹吹風。劉興元、丁盛、韋國清大吃一驚。28日、29日毛澤東分別召集他們談話，30日召集華國鋒、劉興元、丁盛、韋國清、汪東興、卜佔亞談話。毛澤東第一句就講到江青，說：“汪東興有辦法，管得住江青，能不讓她進來見我。”華國鋒說：每次主席批評別人都要捎上江青。汪東興趕快說：“還不是主席有指示。”毛澤東開宗明義，上來就問丁盛、劉興元、韋國清、卜佔亞：“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麼看？”大家彙報了這兩天座談的情況。毛澤東又講了一篇話，批評林彪。在28日談話中，毛澤東特別講到葉劍英，他說：張國燾搞分裂。葉劍英在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張國燾打電報給陳昌浩，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葉劍英同志是前敵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拿出來給我看了，所以我們才走的，不然當時我們那些人就當俘虜了。在這個關鍵時刻，葉劍英是有功的，所以你們要尊重他。每次主席談話後，華國鋒和汪東興都做追記。華國鋒帶回北京的記錄是他們幾個人一句一句回憶，根據追記整理的。記錄送毛澤東看了，認為整理得還不錯。毛澤東指示：你回到北京，只告訴總理一人8月31日上午，毛澤東坐專列去南昌。臨行前，毛澤東要華國鋒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華國鋒認為主席講話的內容涉及黨的副主席，事關重大，回到北京怎麼辦，特地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只同總理一個人講。”華國鋒回憶說：毛主席在火車上和總理通了電話，他們之間有聯絡，但是在電話中不可能講到林彪的問題，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講這麼細。毛澤東走後，周恩來讓華國鋒繼續留在長沙，接待吳振宇大將為團長的北韓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軍事代表團。送走外賓的第二天，9月6日，華國鋒趕回北京。當日晚10時半，他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參加周恩來召開的討論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的會議。大家都十分關注毛主席的動向，李先念、紀登奎與他相熟，打過招呼，輕聲問道：“你去了，主席談什麼了？”他泛泛說：“主席談了路線鬥爭。”他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沒有講具體內容。旭日東昇，會議才結束。人們陸續都走了，華國鋒起身上前，拿出記錄，交給周恩來，說：主席在外面談話記錄帶回來了。主席說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個人談。並簡單地彙報主席南巡的情況。然後提出：主席的講話要詳細彙報，希望總理約個時間詳談。這次談了近半個小時，華國鋒回到家已是8時半。一連等了幾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來約他在國務院會議廳談話。華國鋒到北京後為了配合毛澤東、周恩來的夜間工作習慣，也改為夜間工作，此時還沒有休息。他出門向西不遠就到會議廳所在的四合院，見北屋大廳燈火通明，知道總理已來了，加快步伐。這個院子緊挨著西花廳，在西花廳的東邊，兩個院子有門相通。華國鋒走進會議廳時，總理已坐在桌邊等著。華國鋒坐下後問：“總理，記錄你看得清嗎？”因為記錄是複寫的，才有這樣的擔心。周恩來答：“看得清。我都看了。”將記錄退給他。華國鋒詳細地介紹了毛澤東談話的過程，甚至講話時的神態、情緒，並談了記錄是怎麼整理的。周恩來自始至終神情嚴肅，靜靜地聽，有時插話問問情況。倆人沒有議論。這件事事關重大，主席講得很清楚了。周恩來看了記錄並聽了華國鋒詳細彙報後，知道林彪問題發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態度，心中有底了。這次談了一個半小時。一直到4時半結束，此時東方泛白，晨曦微露。誰也沒有想到，在華國鋒向周恩來詳細彙報後，僅過了40小時就突發了林彪叛逃事件。“九·一三”事件前，華國鋒奉令回京向周恩來彙報毛澤東南巡講話內容，使周恩來事前詳細地掌握了毛澤東的意圖。從此周恩來更加信任、倚重華國鋒。9月30日周恩來提議，10月3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決定增補華國鋒同志為國務院業務組成員並任副組長。1973年8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召開，華國鋒和毛澤東、周恩來等坐在主席臺第一排。根據周恩來指定，華國鋒參加東北、華東、西南三個小組的會議。8月30日在十屆一中全會上，華國鋒當選為政治局委員。這年他52歲。春夏之交李先念到北海散步，碰到正在釣魚的陳錫聯。陳錫聯、李先念同是四方面軍的老戰友，陳任師長，李任軍政委。陳錫聯主動對已靠邊站、基本不參加政治局會議的李先念說：“那幾個人（指‘四人幫’）怎麼辦？要想個辦法才行。毛主席不讓他們搞‘四人幫’，他們照樣搞，政治局一開會就吵架，江青打頭陣，攪得政治局無法正常工作。”這不是談話之處，李先念說：“辦法總會有，你還是釣你的魚吧。”
請李先念徵求葉帥意見，部署解決“四人幫”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華國鋒要聽葉劍英的意見，與葉帥商議，最好能到葉帥那去一趟，當面談。但是毛澤東的喪事剛剛開始操辦，許多事還沒有頭緒，華國鋒事必躬親，走不開。葉帥住在西山，沒有兩三個小時是不行的。另外，他去葉帥那裡目標太大，容易引人注意，萬一被“四人幫”發覺，走漏訊息，將陷於被動。
華國鋒很快想到李先念。李先念是華國鋒尊敬的老領導。1970年，華國鋒到國務院業務組任副組長，李先念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他們經常在一起參加政治局會議，在國務院研究工作，議論國是。李先念對“四人幫”十分反感、態度鮮明，他常說：“一進入大會堂開會，就緊張，不知道又要發生什麼事情。”他身體不好，經常犯心臟病。周恩來讓華國鋒負責李先念的醫療小組工作。華國鋒常常到李先念家裡去看望他。有時李先念躺在床上，華國鋒搬個椅子坐在床邊，兩個人談得十分融洽。華國鋒看望李先念不會引起別人注意。李先念原來在中南海，後來搬到9號院，離中南海不遠。只要能抽出半個小時就可以。
9月11日下午四五點鐘，政治局會議結束，毛澤東的喪事安排妥貼。華國鋒回到中南海，只帶了警衛員小葉和祕書，輕車簡行，到北京醫院看病。看完病後，從醫院出來華國鋒對司機老孫說：“咱們去看先念同志。”
9號院大門口值班人員一看是華國鋒的車，急忙通知裡面的人。李先念得到訊息，從辦公室出來，剛走到大廳，華國鋒已快步進來。李先念將華國鋒迎到辦公室。
華國鋒坐下來，直截了當地說：“我是以到北京醫院看病為名來的，只能待幾分鐘。我實在太忙，離不開，請你去找趟葉帥。我們和‘四人幫’的矛盾必須解決，請葉帥考慮，用什麼方式解決，在什麼時機解決為好。”
如何解決“四人幫”？這是一個難題。特別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毛澤東剛剛逝世，就處理她，會不會成功？會不會被說成是右派翻天？如不成功，人心不穩的國內局勢更加動盪，那該如何收場呢？但是，不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政治局一天不得安寧，一天不能正常工作。現在華國鋒主動提出這個問題，他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澤東逝世後是黨政最高領導人，他主動提出這個問題，主動挑起這千斤重擔，這是最合適的人選。華國鋒的態度，使這個難題解決了一半。華國鋒的寥寥數語，一掃李先念多日心頭的陰霾，李先念不由地露出舒心的笑容，連說：“好，好，我一定去看葉帥。”
華國鋒見李先念痛快接受了這個任務，起身告辭。
9月14日，李先念為了避免被“四人幫”發現，也採取了與華國鋒相似的辦法，先到香山植物園遊覽，發現沒有異常情況後才去西山15號樓見葉帥。
葉帥將李先念迎進會客廳，邊走邊說：“久違，久違。是哪股風把你吹來的？”
李先念說：“東風。”
葉帥鬥爭經驗豐富，倆人落座後，先把收音機聲音開得大大的，防止隔牆有耳，有人竊聽。然後說：“我知道你這個人無事不登三寶殿，沒有人叫你來，你也不會來。是誰讓你來的？有什麼事？”
李先念趕忙解釋：“我也應該看看你。對，我是奉命而來。國鋒同志讓我來，請葉帥考慮我們和‘四人幫’的矛盾必須解決，請葉帥考慮，用什麼方式解決，在什麼時機解決為好。”
葉帥沒有和他細談，只是詢問陳錫聯的情況。李先念走後，葉帥就把軍科院第一政委粟裕大將、軍科院長宋時輪上將找來，告訴他們此事。粟裕、宋時輪無比高興。葉帥住地與軍科院很近，他們悄悄地加強了對葉帥住地的外圍警戒。
當晚李先念向華國鋒彙報了和葉帥見面的情況。李先念還告訴華國鋒，為了保密和聯絡方便，他要搬回中南海，以後便在國務院會議廳隨時見面。
毛澤東逝世一個月後，將“四人幫”隔離審查
毛澤東逝世後，如何反對“四人幫”，意見不一致，有的說開會解決，有的說區別對待。區別對待主要是如何處置江青。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當時，毛澤東仍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誰反對毛澤東，全黨共誅之。
華國鋒審時度勢，認為這兩種方法都不成。“四人幫”在各省各部門有爪牙，還掌握著輿論工具。開全會的方式要出亂子的。開政治局會也不行，“四人幫”搗亂，會公開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個人不行，必須把江青也抓起來，否則無濟於事。下決心為人民除“四害”。毛澤東喪事結束，葉劍英來看他。華國鋒後來說：“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因為這句話，別人不好先講，必須由我亮明態度。他見我態度堅決，很高興，完全贊成這個辦法。”
正是由於華國鋒決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後不到一個月，他就將“四人幫”隔離審查。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不費一槍一彈，不流一滴血，結束了十年動亂。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等職務。
10月7日當天下午，鄧小平就知道了粉碎“四人幫”的訊息。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後來回憶道：10日，當訊息再經證實後，父親鄭重地拿起筆來，致信黨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表示堅決擁護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果敢行動。信的最後，父親用了一個他從來沒有用過的詞：“我同全中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斗爭的勝利，情不自禁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要堂堂正正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1976年10月31日，葉劍英將熊向暉找到西山暢談。葉劍英說：現在大局已定。過去主席講，從大亂到大治，現在是這個時候了。華主席謙虛、穩重、誠懇，有民主作風，是領袖之才。毛主席是慧眼識英雄。華受命於危難之機、非常之時，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沒有什麼，主要是江青。她是主席夫人。敢於下決心把她抓起來，也只有華。這個人是大智若愚，有智有勇。把江青抓起來，我都沒有想到。如果周總理在，周不會這麼做。就是鄧小平也不一定這麼做，不像我們老傢伙思想顧慮多。紅樓夢大觀園不好管。王熙鳳有病，探春管，看起來文弱，其實厲害。主席講人才難得，外柔內剛，綿裡藏針，放在華主席身上更合適。他交班不交給別人，毛主席慧眼識英雄，“文化大革命”有他的功勞，難怪他講一生中做了兩件大事。
10月份，華國鋒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宣佈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
12月10日晚，鄧小平因患前列腺炎，前日病情加重，嚴重尿瀦留住301 醫院治療。301醫院進行了精心準備，為了安全，將剛裝修完的南樓五層還未起用的外科病房，供鄧小平一人用。12、13日，吳階平會診，建議手術治療。
12月中旬華國鋒收到鄧小平給他和汪東興的信，要求手術。華國鋒說：“四人幫”在時，沒有條件治療，現在粉碎了“四人幫”，有了條件，當然應該手術治療。12月16日，華國鋒收到鄧小平的信，馬上批准鄧小平手術。汪東興也簽了同意。24日，鄧小平做了前列腺摘除手術。手術後，餘秋裡、徐向前、聶榮臻、宋任窮等領導相繼看望鄧小平。
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華國鋒派車將鄧小平接到玉泉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4個人一起和他談話。華國鋒等介紹了粉碎“四人幫”的過程，恢復鄧小平看中央檔案的待遇。
2月3日，鄧小平和全家住進西山軍委25號樓。25號樓是王洪文住過的，在山上最高處，從車道下來就是葉劍英住的15號樓。過了春節後，華國鋒、葉劍英專程到25號樓看望鄧小平，並向他徵求政治局人事安排的意見。後來有人說鄧小平晚出來了7個月，鄧小平說：“其實我早就參加了中央領導工作。”
59歲主動辭去黨中央主席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務，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
1980年8月30至9月10日五屆全中國人大三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建議，決定華國鋒不再任國務院總理。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九次會議。華國鋒主動要求辭去黨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這年華國鋒59歲。主動辭去黨中央主席職位，這在黨的歷史上是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