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批判《武訓傳》根本不是什麼要“圍著武訓的死魂靈窮追猛打”，也不是“小題大做”，“未有將學術問題、藝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分開來”，更不是毛澤東“錯誤的發動了批判運動”，而是影片本身提出了“原則性”的思想政治問題，需要對用革命詞句所表達的不正確的史觀進行澄清與糾正。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改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推動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與批判，在思想文化領域影響很大。改革開放以來，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研究是一個熱點，同時也出現了不少翻案的文章：一是1980年張經濟在《齊魯學刊》第4期發表《希望給武訓平反》一文，該文被許多報刊轉載，從而引發了對《武訓傳》事件的關注熱潮，彼此觀點對立的文章同時見諸報紙雜誌。二是2006年《炎黃春秋》發表兩篇文章，指責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一個大冤案。[1]三是因2012年3月圖書音像網站上悄然售賣“未刪節”的“供研究使用”的《武訓傳》DVD，使《武訓傳》再次成為熱門話題，並引起一些人的浮想聯翩，提出“領導人何以非要以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為武器狠批、猛批《武訓傳》，並欲置上海那批‘黨內秀才’或‘同路人’於死地呢？”的質疑。[2]歸納起來，上述內容包含以下三個問題：武訓和《武訓傳》應不應該被批判，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應不應該樹立，毛澤東的批判是不是“欲置上海那批‘黨內秀才’或‘同路人’於死地”？本文依據歷史資料，探尋歷史的真實，分析毛澤東當年發動批判的緣由及批判的意義。

一、毛澤東提出批判《武訓傳》是因為它的歷史觀存在錯誤

電影《武訓傳》寫的是一個真人的故事。歷史上的武訓（1838—1896），是清朝末年山東堂邑縣柳林鎮武莊（今屬山東冠縣）的一個乞丐。他乞討籌款興辦義學，興辦了柳林的“崇賢義塾”、楊各莊的“育英堂”、臨清的“御史巷”三處義學。武訓行乞興學的事在清末就開始產生影響。當時清廷授以“義學正”名號、宣付國史館立傳；各級官府、各界名流開始採用種種辦法，彰揚其“孝義、節行、克己好義”的道德楷模精神。梁啟超親自為武訓立傳。[3]國民黨時期，蔣介石、汪精衛等軍政界要人，蔡元培、黃炎培、陶行知等文教界人士，爭相表彰。

《武訓傳》原劇本是一部歌頌武訓苦操奇行、“行乞興學”奮鬥精神的正劇，在1948年11月初影片拍攝了大約三分之一的時候停拍，1949年，私營製片廠崑崙公司買下《武訓傳》的攝製權。當崑崙公司決定重拍該片時，孫瑜本人也沒有多大把握，當時，“腦海裡總飄浮著一個很大的問號——武訓其人其事怎麼樣？在北京的全國文代大會上看過了那麼多熱火朝天、洋溢著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藝節目，在秧歌飛扭，腰鼓震天，響徹著億萬人衝鋒陷陣的進軍號角聲中，誰還會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東荒村外踽踽獨行、行乞興學的一個孤老頭兒呢。”[4]1949年7月26日，孫瑜在文代會期間的一個晚宴上向周恩來談到準備拍攝電影《武訓傳》時，周在短暫時間裡談了自己的看法：“（一）站穩階級立場；（二）武訓成名後，統治階級即加以籠絡利用；（三）武訓最後對興學的懷疑”。[5]周恩來的寥寥數語使孫瑜對所謂“義學”的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併發生了疑問，據此對劇本的主題思想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劇”為“悲劇”：武訓為窮孩子們讀書識字終身艱苦興學但“勞而無功”。[6]

在《武訓傳》修改後重拍前夕的1950年1月4日晚，崑崙公司編導會請夏衍、於伶和陸萬美等上海軍管會文藝界的領導討論電影指令碼。在討論會上，夏衍即表示：“武訓不足為訓。”[7]當時上海電影廠廠長於伶也認為，要拍農村教育片，不如歌頌老解放區模範教師陶端予。上海電影管理處的陸萬美看了劇本以後，提出“武訓當時的悲劇和問題，實際早已解決。”[8]這說明在重拍前關於這個題材大家是有疑問的。

編導會成員又到北京，見到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因工作忙，沒有時間看劇本，只給他們提了兩個建議：一、要他們到武訓家鄉去實地調查，究竟人民群眾對武訓是怎麼看的；二、要他們把電影劇本和人民群眾中流行的關於武訓的傳說有攝製價值的，對照一下，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具體問題讓他們去找有關同志商量。

最後修訂的電影《武訓傳》劇情如下：武訓五歲喪父，隨母親行乞度日。七歲時求私塾教師收留讀書，遭富家子弟驅趕。十七歲在張舉人家做長工，結識車伕周大和婢女小桃。武訓聽說小桃因不識字被賣到張家，武訓也因不識字，不僅未領到工錢，反遭管家趙熊毒打。周大見武訓被欺，義憤不平，痛毆趙熊後，被打入囚牢。小桃不甘於再被賣身，飲恨自盡。武訓痛感窮人不識字的不幸，決心興修義學，讓窮孩子讀書識字，免再受人欺騙。他開始唱歌賣藝、裝瘋賣傻、積錢修學的屈辱生活。周大越獄後，勸武訓投奔農民義軍，武訓未表同意。10年後，武訓積聚的120吊銅錢，被地保侵吞，但他初衷未改，仍一心行乞興學。20年後，武訓購置了一些學田，並積存六千多串銅錢。他去楊進士家門前跪求三日，當地士紳為其精神所動，義學遂告辦成。郭知縣和張撫臺借義學以邀功，奏報朝廷，清廷因此為武訓建牌坊，賜黃馬褂，武訓在盛典中由疑惑而悲憤，他叮囑孩子們長大後“不要忘記自己是莊稼人”，丟棄了黃馬褂，踽踽而去。最後，周大率義軍火燒張舉人家，縱馬疾馳，隱沒於黃塵中。片尾女教師說了一番話，特意強調：“我們紀念武訓，要加緊學習文化，來迎接文化建設高潮。我們要學習他的刻苦耐勞的作風，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讓我們拿武訓為榜樣，心甘情願地為全世界的勞苦福斯做一條牛吧！”[9]

孫瑜在《我編導〈武訓傳〉的經過》中說：《武訓傳》攝製組所有的工作同志們希望，“能夠反映舊時代的勞苦福斯在封建統治者殘酷壓迫下的災難和反抗。並從這一電影激勵今天的廣大觀眾為人民的利益而艱苦奮鬥，革命到底的決心和行動”。[10]這反映了解放初期藝術家歡迎新政權，努力追隨新時代的真誠，這種精神是很可貴的，但是，影片的主題和內容擔負不了創作者賦予的使命。影片的主題是興學救窮人。影片前半部深刻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利用文化特權殘酷地剝削窮人的行為，暴露封建地主張舉人等人的階級壓迫，在後半部則是行乞多年後的武訓拿著積攢的錢，來到當地的著名士紳楊樹坊進士家，跪請楊答應幫他辦義學，於是，被感動的楊進士召集三四十位士紳商量如何共襄義舉，進行階級合作。編導努力把依附封建宗法社會的武訓塑造成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偉大人物，並在戲的主線外新增的車伕周大與官府惡霸們英勇鬥爭這條支線，讓“一文一武”正副兩條線，互相襯托。用參加農民起義軍的周大形象來說明武訓興學與農民起義者一樣，都是農民革命的典型，為的是窮苦人民的翻身。如此演繹武訓與周大，混淆了革命與改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的宗旨，把武訓興學如此拔高，脫離了歷史的語境，有違客觀真實。影片中周大的形象也很蒼白，客觀上，革命失敗的周大成了個人奮鬥的武訓的反襯。影片中還多次出現武訓對主張鬥爭的周大發出的“殺幾個人，行嗎？”諸如此類的疑問，用燒殺兩字來反映太平天國革命，這違反歷史的真實。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但劇中所刻畫的武訓為了乞討辦學的費用，耍把戲、被人騎、磕響頭、喝髒水、捱打甚至給地主豪紳長跪不起、哀求等，影片演繹的這種自輕自賤受辱的受苦人形象，是消極的，不是人民群眾的主流。最後，武訓興學興的是封建文化，作為維護封建制度的封建文化自五四運動之後就已經失去生機，片中武訓自己也對興義學產生疑惑，因此，很難擔當起創作者賦予的“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當時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階級鬥爭尖銳，正在開展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摧毀封建制度；抗美援朝戰爭激戰正酣，面對強大的敵人，需要中中國人民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精神，需要發揮先進文化團結、教育和鼓舞人民，引領社會風尚的作用，電影歌頌一個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的人物是不合時宜的，也是與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

因此，雖然影片使用了大量的革命詞彙，但由於創作者對革命陌生，不了解革命的本質，加上修改的《武訓傳》是在一個半成品基礎上加工的，潛意識流露的仍然是教育救國的改良思想，把改良與革命嫁接，邏輯混亂，混淆了革命和改良的界限，嚴重歪曲了中國歷史和中中國人民的鬥爭，模糊了中中國人民的解放道路，是弄巧成拙。

因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涉及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道路等問題，顯然這不僅僅是一個藝術問題，這就是“領導人何以非要以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為武器”批判《武訓傳》的原因。毛澤東在社論中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指出，武訓“處在清朝末年中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併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11]他強調，應當“研究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不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12]原則性問題。因此，批判《武訓傳》根本不是什麼要“圍著武訓的死魂靈窮追猛打”[13]，也不是“小題大做”，“未有將學術問題、藝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區分開來”，[14]更不是毛澤東“錯誤的發動了批判運動”，而是影片本身提出了“原則性”的思想政治問題，需要對用革命詞句所表達的不正確的史觀進行澄清與糾正。

當時，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董渭川發表的觀影文章，在肯定影片的同時也談到對生硬嫁接後所產生的混亂及表現手法的質疑。文章指出：“劇中所表現的，於武訓的故事之外，有地主惡霸的窮凶極惡，有太平天國失敗後遺留下來的‘響馬’的燒殺，有地主家的婢女和武訓之間若隱若現的愛情，有地痞流氓的飲酒嫖賭，有武訓被張舉人痛打後躺在床上發燒而產生的勞動人民入地獄受苦難的夢幻，有婢女上吊時牆外兩個女人抱著孩子的‘招魂’，有慈禧太后坐殿時的群臣下跪，有不光把武訓的故事演義到漫無邊際，而且牽涉出這麼多的問題來，反倒使重心轉移，把表揚武訓的意義大打折扣了。”[15]他反問道，電影中所表現的讀了義學的兒童們不肯勞動，使武訓自己也對“義學”懷疑起來，這種欲表揚之而又否定之的表現方法，觀眾得到的是什麼呢？文章的質疑從另一個角度反映電影對武訓這個人物的塑造是不成功的。在7月份的檢查中，董渭川說明當時是應邀觀影並座談，看這部片子時即“感到極大的不滿，因為東拉西扯，有武俠、有神怪、有愛情、有教育、有……鋪張成一部《電影大觀》了。我感到這是海派作風與賺錢目的的結果。要我表示意見時，我提了三點：一是不必如此鋪張，希望剪裁為一卷；二是武訓的幻遊地府，傳播迷信，應該刪去；三是既表揚之而又否定之，使觀者莫明其妙。”[16]之後被邀請寫影評文章，考慮著一開始就批評影片的糟糕，不太合宜，就先把武訓的教育價值大事頌揚。

二、當時對電影《武訓傳》的片面評價也促使毛澤東下決心對錯誤思潮加以澄清

1950年底和1951年初，《武訓傳》上映。夏衍回憶說：“上映之後，場場滿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學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報刊上對此片做了許多過高的評介，這就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注意。”[17]

電影放映後“好評如潮，口碑載道”，一片讚美頌揚之聲。據不完全統計，從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4月下旬，僅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福斯報》、《文匯報》、《新民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天津日報》、《福斯電影》、《北京文藝》等報刊即發表肯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40餘篇，全國各地有上百篇。上海的《福斯電影》將《武訓傳》列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

影評文章大部分認同電影編導對武訓“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的讚揚，調門更高。有人說，武訓“站穩了階級的立場，向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鬥爭。”“切實地做到了魯迅先生的名言：‘俯首甘為孺子牛’。”[18]他“那種不倒翁精神也正說明了勞動人民的堅韌性。”[19]“他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20]他“能從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的實際情況裡，了解了封建社會的封建的家族和親友關係的必有的壞的發展和無限的陰謀。”“他是慣於韌性戰的一個智慧的義學組織者。”[21]“他的堅苦不拔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和行動，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學習的榜樣！”還有文章把武訓與周大進行了比較，說武訓是“認為窮人要想翻身報仇，只有讓窮孩子們都有書念才行。”“忍辱行乞，走向那條艱苦漫長的道路。”而周大則幹起“響馬”“起來進行反抗惡勢力”，武訓和周大的思想和行動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關於中華民族的革命性的論述。[22]

大家還歌頌《武訓傳》是“具有相當高度思想性”[23]，“富有歷史意義的教育片”[24]，“是強有力的中國封建社會的鮮血淋漓的寫照。”“它會告訴你一個受難勞苦農民如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為後一代工作。”[25]“可以看到階級友愛的偉大，到處洋溢著這種愛、這種意識。”[26]“為武訓先生那種堅強不屈捨身為窮苦人們服務的精神所深切的感動著、教育著”[27]，因此，人們紛紛表示要“學習武訓無條件為人民服務的精神”。[28]育才學校的一位老師說：“看完這張片子之後我哭了。我哭。不是傷心，而是覺得只有在窮人裡面才能產生出武訓這樣的人。”[29]這些連篇累牘的肯定和讚揚文章，同樣充斥著唯心史觀和改良主義思想觀點。

1951年3月25日，《進步日報》發表了晴籍所寫的《武訓不是我們的好傳統》，提出異議：“這樣一個軟弱的人物跟今天我們站起來的中中國人是多麼不相襯？他能在我們要培養的新英雄氣概上起點什麼作用呢？”文章最後指出，“這個人物不是我們要繼承發揚的好傳統”。“我們不應該無批判地稱讚《武訓傳》，更不能無條件地學習他。”但4月4日，就有3篇文章[30]對該文進行批駁。其中一篇文章辯護說，武訓“只是想在封建統治下，劃出一個特殊的地區，來培養革命的幹部。”[31]

年初與電影放映的同時，還出版了幾本書。有孫瑜著的電影小說《武訓傳》（上海新亞書店出版），李士釗編、孫之雋繪的《武訓畫傳》（上海萬葉書店出版），柏水編的章回小說《千古奇丐》（上海通聯書店出版），金陵大學影音部編繪、楊寶楠畫的連環畫《武訓》（福斯美術出版社）等，同樣對武訓和“武訓精神”極為推崇。有的認為，“實際上武訓先生是一個最典型最具體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身體力行者”。“先生的反地主、反惡霸、反封建制度、反纏足、反迷信等進步思想，他那種堅韌的鬥爭意志，雖然表現在不同的行動裡，但他終身不渝的盡力於‘義學’這一件大事業，對於人類歷史和勞動人民的影響則是永垂不朽的。”[32]“武訓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個農民勞動模範的具體代表人物。”[33]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中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對一個思想混亂、傾向錯誤的影片“好評如潮”，甚至許多“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也稱讚武訓的精神，這是毛澤東決定要開展批判的關鍵。雖然如夏衍所說，許多過高的評介，有與電影有深厚淵源的陶行知學派的教育工作者的貢獻，“好評如潮”也有導演孫瑜和演員趙丹是著名影視人的影響力，但也說明這樣的觀念很有社會基礎，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思想意識的集中流露，反映了這個群體的認知水平。林默涵回憶：“電影《武訓傳》出來以後，不少人說好，據說毛主席看了這個片子，幾個晚上在院子裡轉來轉去，最後下決心要批判的。”[34]這與夏衍的回憶一致。

毛澤東親自動筆修改胡喬木起草的《為什麼重視〈武訓傳〉的討論》一文，將標題改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態度更鮮明；並批示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加強導向作用。社論提出“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35]，運用馬列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和立場、觀點、方法，對錯誤的思想進行有系統的批判。同時，對在《光明日報》、《工人日報》、《新民報》、《北京文藝》、《天津日報》、《進步日報》、《大公報》、《福斯電影》等十幾家報刊上發表的讚揚《武訓傳》的文章，公開點名批評。

三、對《武訓傳》的批判是針對黨內知識分子的一次思想教育

在《人民日報》社論中，毛澤東強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因此，他提出批判電影《武訓傳》首先是要求共產黨員和黨的組織，聯絡實際學習運用馬列主義，清除侵入黨內的資產階級錯誤思想。

這是有針對性的。《武訓傳》劇本是在中央文教委員會審定的，貸款也是由文教會決定。劇本送中宣部，也沒有發現問題。樣片請華東局宣傳部和市委共同審查。郭沫若在《武訓畫傳》的序言中說：“在吸別人的血以養肥自己的舊社會裡面，武訓的出現是一個奇蹟。他以貧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著乞討斂金興學，捨己為人，是很難得。但那樣也解決不了問題。”雖然指出了局限性，但主要還是肯定的。1951年2月，孫瑜帶著拷貝到北京請周恩來等領導審看。2月21日晚7時，周恩來、胡喬木、朱德、茅盾、袁牧之等百餘位中央領導在中南海某大廳觀看了此片，放映後沒有提什麼意見。周恩來等只是就某一細節問題提出修改意見。[36]時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的戴白韜還在《文匯報》發表了歌頌武訓的文章。[37]因此，首先要對共產黨員，尤其是黨的幹部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

3月24日，周恩來召集沈雁冰、陸定一、胡喬木等開會，研究加強對電影工作領導的問題，會議決定：（一）目前電影工作的中心問題是思想政治領導，為此應組織中央電影工作委員會，草擬一個關於電影工作的決定，對《武訓傳》的批評需事先與該片編劇孫瑜談通。（三）電影批評的標準，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還不宜過分強調藝術性。[38]

3月下旬，開始批評《武訓傳》的立場與觀點的錯誤。周揚“在三月間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文化行政會議上對這電影作了批評”。[39]4月20日，周揚在政務院第81次政務會議上作題為《1950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1951年計劃要點》的報告，再次點名批評《武訓傳》，說：“崑崙公司的《武訓傳》就是一部對歷史人物與歷史傳統作了不正確表現的，在思想上錯誤的影片。”[40]4月25日出版的《文藝報》連續發表三篇批評文章。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一文指出，武訓的興義學的這個舉動，絕不是什麼勞動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幟，也不是什麼有著太平軍一樣的“革命的意義”，武訓剛好和這些虛偽的讚美相反：是沒有站穩了階級的立場，是向統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協和變節。因為《武訓傳》在教育界影響很大，江華髮表《建議教育界討論〈武訓傳〉》。文章指出：從一些對於武訓這個歷史人物的分析中，有很多極端缺乏階級觀點的說法；從一些對武訓苦行興學事蹟的探討中，有很多完全違反唯物史觀的論調，特別是從對於中國革命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上，更有很多糊塗的觀念。和武訓一生事蹟緊緊地聯絡著的，對於教育事業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究竟應當採取什麼樣的看法，也值得分清是非，消除各種各樣混亂的觀點。建議教育界普遍地進行對於武訓與電影《武訓傳》的討論與研究，使教育工作者從思想上、理論上，大大提高一步。當時的團中央副書記許立群覺得陶行知和影片《武訓傳》把武訓捧得太高，好像那樣行乞設教就能推翻封建統治似的。他就寫文章投了稿。[41]認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訓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揚的，也不應當表揚的。”[42]但整體看來，批評文章的不夠尖銳，針對性和戰鬥性不強。5月16日，《人民日報》轉載了楊耳、賈霽和江華的文章，以及《文藝報》發表的鄧友梅的《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和魯迅的《難答的問題》等文章。正如配發的編者按所說，對於武訓、《武訓傳》以及關於《武訓傳》的種種錯誤評論，還沒有一篇有系統的科學的批判文字。這說明對《武訓傳》問題的實質認識不夠，思想理論水平不高。一篇5月27日的檢討文章中說“三月底，四月初，漸漸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認為不過是‘標新立異’罷了，沒有加以足夠注意。”[43]因此，毛澤東要發動大討論、大批判引起人們足夠重視，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解決思想問題的目的。

同一天，《人民日報》“黨的生活”欄目發表了《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的評論，要求每個看過這部電影或看過歌頌武訓論文的共產黨員都不應對於這樣重要的思想政治問題保持沉默。如果自己犯過歌頌武訓的錯誤，就應當作嚴肅的公開的自我批評。擔任文藝工作、教育工作和宣傳工作的黨員幹部，特別是與武訓、《武訓傳》及其評論有關的北京、上海、天津、山東、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幹部，尤其應當自覺地、熱烈地參加這一場原則性的思想鬥爭，並按照具體情況做出適當的結論。“通過這一場原則性的討論，使每個共產黨員懂得革命者與封建統治擁護者的原則區別，人民民主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區別，民族傳統中落後的、消極的、反動的東西和進步的、積極的、革命的東西的區別。”[44]具體佈置是，凡是放映過《武訓傳》的各城市，那裡的黨組織都要有計劃地領導對《武訓傳》的討論，要把領導這一討論當作一個嚴重的思想教育工作。

5月20日《人民日報》的評論還預期：這一場思想討論將會極大地提高每個黨員的思想水準，豐富我們黨的學習生活。同時，也會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性，使我們了解一個共產黨員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應當表揚什麼，反對什麼，對於錯誤是應當採取自由主義態度還是應當採取革命的鬥爭態度。[45]毛澤東不是就事論事，而是抓住電影《武訓傳》存在的思想問題，通過討論和批評，對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首先提高黨員的思想理論水平。

胡繩對毛澤東的思想作闡述，指出，“不應該抽象地看‘普及文化教育’。”“人民的‘文化翻身’，必然追隨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翻身而來，決不能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變革的前提。在革命鬥爭時期普及反動的文化教育，其意義就是阻止群眾的覺悟，抵抗革命鬥爭，所以是反動的，是向反動階級投降。”[46]6月1日，在《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僅僅10天后，郭沫若寫出《聯絡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討》，刊登在6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他表示自己犯了錯誤，“主要的原因是不曾從本質上去看武訓，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國與捻軍的革命運動聯絡起來看。”

徐特立、馬敘倫等文教系統的負責人也作檢查。馬敘倫認為自己“站在為人民服務的立場，並且還在領導全國的教育工作，卻還來盲目地表揚武訓，更是不可饒恕的錯誤。”[47]

夏衍回國一個多月後，在8月26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做出誠懇的檢查。他說：“上海是一個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反動宣傳侵蝕的地方，也是一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長期發生重大影響的地方。同時，從長期反動統治下面剛剛獲得了解放的上海進步文藝工作者，又還沒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武器，在他們的認識上與實踐上，和工農兵群眾還有著很大的距離。”《武訓傳》的教訓中，暴露了上海革命文藝界和自己工作中思想工作薄弱、自由主義庸俗習氣濃厚、事務主義的作風，《武訓傳》的教訓充分說明了：“今天中國的文化藝術陣線固然是統一戰線的（包括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各種不同思想和傾向），但是，必須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唯一的領導的力量。”

四、對《武訓傳》的批判重在提高思想認識

那麼，對《武訓傳》的批判是不是聳人聽聞的“欲置上海那批‘黨內秀才’或‘同路人’於死地”？相反，毛澤東對《武訓傳》的批判是比較謹慎，對創作者的批評是強調“對事不對人”。他3月初在石家莊調看了影片，儘管對影片的錯誤不滿意，但沒有立刻禁止影片放映。3月24日的會議，決定“對《武訓傳》的批評需事先與該片編劇孫瑜談通”，這說明對當事人的尊重。

從5月20日到8月底，全國主流媒體，如《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天津日報》、《進步日報》、《大公報》、《文匯報》、《長江日報》、《東北日報》、《南方日報》、《新華日報》等報紙紛紛轉載《人民日報》社論，並“發表許多文章，根據具體歷史材料，對武訓和《武訓傳》進行分析和嚴正批判。”[48]其中，《人民日報》刊登了70餘篇批判文章和各種討論及座談會情況報道，刊登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文章40餘篇。上海《文匯報》共發表批判文章80餘篇，關於《武訓傳》的討論報道20餘篇。這就形成一個全國性的群眾性思想批判高潮。

6月，毛澤東在審閱修改楊耳《關於武訓和〈武訓傳〉的幾個問題》一文，針對一些人說的評論歷史人物要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但不能用今天的觀點去要求和衡量歷史和古人，加寫幾段文字：“武訓的中心事業是所謂行乞和辦‘義’學。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腦筋的老好人”。“武訓的‘義’學，其實是不義之學。錢是殘酷地括來的。一是強要來的，武訓是一個以吃五毒威脅善良人民逼其出錢的惡丐；二是放高利貸（利息三分）；三是依仗官勢募捐。這三種錢的來源都是不正當的。”我們說，“武訓自己一個人想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麼影響。後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49]對創作者再次提出批評。

為了進一步弄清楚歷史上的武訓是怎樣的一個人，毛澤東責成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組織武訓歷史調查團，做實地的調查。調查團用了20多天時間，在當時屬於平原省的堂邑、臨清、館陶等縣，對武訓的情況做調查，調閱縣誌，查賬本，座談，形成了4.5萬字的《武訓歷史調查記》。毛澤東對調查記作了審閱修改，重要的改動和加寫的地方達十五處之多，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報》上連載。

關於武訓興辦義學，毛澤東指出：在封建制度下，“只有地主階級能夠壟斷文化，辦學校。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學文化的機會的。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教育學文化的必要。這是幾千年封建制度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並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係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50]毛澤東藉此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武訓傳》是在上海攝製的，上海的報紙雜誌首先發起對武訓、“武訓精神”和《武訓傳》的歌頌和讚揚，是檢討的重點地區。《福斯電影》編委會在《為電影〈武訓傳〉的檢討並向讀者和觀眾的建議》中，承認作為從思想上和藝術上幫助觀眾鑑賞電影的群眾性的刊物，為了配合電影《武訓傳》的發行，發表系列文章盲目地把它當作進步影片宣傳，是“喪失了立場”。表示“我們的政治認識和思想水平還是很低，我們應該無保留地將自己對電影《武訓傳》的各種各樣的思想暴露出來，對電影《武訓傳》及有關讚揚《武訓傳》或武訓本人的文章熱烈展開群眾性的批評和討論，以漫談、開座談會和寫文章等種種方式，來進一步澄清電影《武訓傳》的混亂思想，以便通過這一次的學習，把我們的政治理論和思想水平提高一大步。”[51]辦法是學習、批評和討論，目的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論水平。

在對《武訓傳》的批判中，中共中央始終重在提高思想認識水平，對有錯誤的人是團結和愛護的。7月12日，周恩來同剛回國的夏衍通電話說：“關於《武訓傳》的事，我已和於伶通過電話，你回上海後，要找孫瑜和趙丹談談，告訴他們《人民日報》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區的知識分子認真學習，提高思想水平，這件事是從《武訓傳》開始的，但中央是對事不對人，所以這是一個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上海不要開鬥爭會、批判會。”並作出安排：“文化局可以邀請一些文化、電影界人士開一兩次座談會，一定要說理，不要整人。孫瑜、趙丹能做一些檢討當然好，但也不要勉強他們檢討。最後還讓我方便時可以把他的意見告訴饒漱石和舒同。”“總理又重複了一次對事不對人，要孫、趙等人安心，繼續拍片、演戲。”[52]

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在批判運動進行時，專門約見了上海思想文化界的領導夏衍、戴白韜等，強調：“這是一個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你們不要緊張。本來有不同意見各自寫文章商討就可以了。現在《人民日報》發了社論，文化部發了通知（指文化部電影局5月23日的通知），這對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種壓力，特別是對留用人員，所以你們要掌握分寸，開一些小型座談會，不要開大會，更不要搞群眾運動。你們可以公開說，這是陳毅的意見，也就是市委的決定。”[53]在之前的6月6日上海市委宣傳部下發的通知要求：“討論應貫徹實事求是的精神，以提高思想改進工作為目的，並需要掌握內緊外寬的原則，切忌單純的追究責任，急躁從事。”[54]因此，上海在批判《武訓傳》運動中，批評持“溫和”狀態，思想認識上犯錯誤，“你、我、他都有份，大家提高思想認識。”

部分文章據此判定運動之所以溫和，和周恩來、陳毅等人的正確處理有關。這是偏頗的觀點。毛澤東向來主張“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而從周恩來轉述關於“《人民日報》的文章主要目的”的說法，以及《福斯電影》編委會的建議中看，周恩來、陳毅是在貫徹毛澤東的精神。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夏衍《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發表前夕，周揚打來電話，說文章送請毛主席看了，毛主席看了之後說：“檢討了就好”，所以要你“放下包袱”，放手工作。[55]幾年以後，毛澤東在文藝界代表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問趙丹：“孫瑜沒有安排好吧？”並說：“你是和他合作過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們兩個合作搞的電影《武訓傳》，曾受到批評，那沒有什麼，一個作品寫得不好，就再寫嘛，總該寫好它。”[56]

在這次時間不長的批判中，沒有因思想問題處分人。影片的導演孫瑜5月2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對〈武訓傳〉所犯錯誤的初步認識》，表示“衷心擁護和尊重”這篇社論，承認“《武訓傳》犯了絕大的思想上和藝術上的錯誤。無論編導者的主觀願望如何，客觀的實踐卻證明了《武訓傳》對觀眾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於人民有害的電影。”他在運動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但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他仍然繼續執導影片。女演員王蓓還健在，“但她已經淡忘了自己還拍過這樣一部引起過‘轟動’的影片，淡忘了在影片裡扮演的那個楚楚可憐的小桃。”[57]武訓的後代武金興，在1950年代一直是縣勞模，沒有被牽連。這些都說明當年是以思想教育為主的，所謂“欲置人於死地”，是信口雌黃。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新中國成立後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展的第一次批判運動。許多人認同發動該批判事件有著深刻的原因，事件本身有重大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宣傳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產生了積極的作用[58]。新中國成立前後，“改良主義”、“民主主義”和“個人主義”在新解放區接收的知識分子中間普遍流行。改良主義思潮的主要表現是把中國的問題歸結為諸如“缺乏教育”、“工業落後”、“鄉村失調”、“腐敗”、“科學不發達”、“衛生落後”等具體原因，認為只要一個接一個地研究解決這些具體問題，就能最終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這些思想主張，沒有觸及人民遭受苦難的制度根源，迴避階級鬥爭和人民革命，它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徹底的社會革命，求得“根本解決”的政治主張是有本質區別的。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與批評，“這是一場涉及文藝、歷史、理論和思想領域的鬥爭，實際上成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深層內涵，是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的一次較量。”[59]因為這不僅僅是如何評價歷史人物武訓的問題，而引申到圍繞著中國歷史、中國革命、農民鬥爭、人民解放等一些重大問題進行集中討論和思想教育活動，諸如造成勞動人民貧窮落後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是由於受壓迫受剝削的階級地位，還是由於沒文化？勞動人民怎樣才能獲得翻身解放，是搞改良主義還是進行階級鬥爭和人民革命？對這些有關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出路的根本問題，澄清了立場與觀點，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一次重要的宣傳。通過這場討論和批判，使人們基本上對武訓和《武訓傳》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對革命與改良、進步與落後、積極與消極等一些馬克思主義常識問題有了基本了解。

二是對文藝工作者進行引導，幫助他們轉變立場和感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承擔思想文化教育等領域工作的主體，大多是中國共產黨從原國統區接收的知識分子。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愛國、進步。但是，一方面，中國有著兩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封建思想源遠流長；另一方面，由於近代以來，英、美等國家以教會為工具，在中國舉辦文化教育事業，西方長期以來“孜孜不倦”的文化滲透，加上大多數高階知識分子具有留學背景，許多知識分子存在著嚴重的地主買辦階級思想、改良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是重視的，新中國的建設需要匯聚各種文化人才和文化資源，迎接文化建設高潮，但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中的政權領域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文化也必須進行改造，知識分子需要改變舊中國文化中的舊思想及方法。毛澤東的思路是“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60]。從上述知識分子的思想情況看，無論是《武訓傳》的創作者還是評論者，主觀上都在努力去適應中國社會的變化，試圖通過《武訓傳》來表現對新政權的積極歡迎態度，只是他們內在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不可能很快完成改變。所以，毛澤東批判《武訓傳》固然因為電影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很大，但並非針對一部影片，而是以這個具體而典型的案例推動思想討論，在和風細雨觸動不大的情況下，旨在通過批判下一劑猛藥。因為“在新舊文化的變革過程中，有具體事件、具體人物、具體的思想焦點作為改造物件，自然要比一般地提出問題，寬泛地說有這種傾向，有那種傾向應當改變，更為引人注意，更容易深入”。[61]所以，毛澤東採取了“鮮明、尖銳、毫無吞吞吐吐”的批判方式，以喚起人們的充分重視。由電影《武訓傳》這個具體事件引發產生的批判，基本觸及和清算了封建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教育觀和歷史觀，為知識分子轉變立場、觀點，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打下了一定基礎。研究者認為，“電影《武訓傳》批判，不僅解決了對於《武訓傳》本身的認識問題，而且涉及並明確了教育、歷史、哲學領域內與此有關的某些問題。”因此，“這場批判，從思想政治教育上看，是一次成功的戰役。”[62]

當然，知識分子立場觀點的轉變，不是開展一次批判或者讀幾篇文章就能夠完成的，要一步一步來，但還是有效果的。董渭川在檢查中也說：“在解放之前，我已懂得了不應該孤立起來看教育，也懂得了‘教育救國論’和‘教育萬能論’的不能成立，並且在解放後，也明白了文盲是由反動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造成的，但是在寫這篇東西時，竟然絲毫沒意識到這些。我不承認是被武訓的什麼所迷惑，完全是我自己的糊塗。”參觀團在6月到大連、旅順、瀋陽等地的參觀的一個月中，看見旅大地區在解放之後普及教育，不僅七歲以上的兒童都入了學，成年文盲掃盲，40多位家庭婦女晚上上課學習的情況，從中“體會到歌頌武訓之荒謬了！”[63]作家冰心談到自己的認識，說感到“過去的創作，範圍是狹仄的，眼光是淺短的。也更沒有面向著人民福斯。原因是我的立場錯了，觀點錯了，物件的選擇也錯了”[64]

文化改造是一個艱鉅的任務，共產黨在探索方法。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作《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圖為周恩來報告提綱的手稿

三是有助於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中指導地位的確立，是無產階級領導權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映或必然延伸。馬克思主義認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5]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是社會主義文化的核心。新中國文化發展的首要任務，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確立新的文化評價標準，以樹立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只有對“擔負起教育別人的角色”的文化創造和傳播主體的知識分子進行價值觀、世界觀的更新和改造，才能確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構建無產階級的話語權。通過批判對舊思想進行討論與清算，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對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選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破舊立新，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必經階段。對《武訓傳》的批判思想鬥爭的第一課，正是在毛澤東等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不懈努力下，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分析社會的方法論，在文化領域得到迅速普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念，得到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認同，新的文化正規化初步奠定。

當然，這次批判有缺點。本來是解決思想問題，但由黨中央機關報的社論發端，領導人出面，並對40多名讚揚過武訓的和《武訓傳》的人點名批評，這種集中火力的批判運動，容易形成一種政治壓力。許多知識分子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虔誠的、自覺的，但也有一些知識分子的自我批評是為了應付“過關”，有的人在檢討中則說了一些過頭的和違心的話，缺少深入的理論反思。8月8日，周揚對整個批判運動作總結，將此片定性為“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歷史，文學上反現實主義”的藝術，上綱過高。孫瑜後來回憶說：“對於有缺點錯誤的電影進行批評，對於錯誤嚴重的電影進行批判，本身是十分必要的。”“批判我編導《武訓傳》這個電影片子是代表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宣傳唯心主義，甚至說是‘向新中國進攻’，確實使人覺得有些太厲害了！”[66]當事人是有委屈的。的確，批判《武訓傳》“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綱過高的情況，未能真正用學術討論的方法來進行，在思想文化界開了用政治批判解決學術爭論的不好的先例。”[67]胡喬木1985年的講話中明確地說：“批判有它特定的歷史原因”，“這部影片的內容不能說沒有缺點或錯誤”，但所採取的方法是錯誤的，[68]並沒有徹底否定批判運動的本身。毋庸諱言，當時緊張的政治空氣，使廣大電影創作人員的思想一時無所適從，而滋長了一種“只求政治無過，不求藝術有功”的情緒，影響了藝術的多樣化。但是，唯物史觀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情，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

60餘年過去，如何看待新中國建立文化話語權、進行文化思想改造的努力，是值得史家研究總結的，尺寸長短任人評說。但如本文開頭所述，一些文章一味地突出知識分子在運動中的“受難史”，不遺餘力控訴這件事，這種主觀的情緒發洩，是不是也是一個立場、感情問題。在社會轉型時期，經歷文化思想轉型的知識分子都會面臨巨大壓力，有的能順利完成轉型，有的困難很大，這都是正常的。事實一面是，個別當事人為當年的“當眾檢討”，在大會主席臺上“流出了懺悔的淚水”[69]而後悔；事實的另一面是，許多當事人愉快地順應了時代潮流。蘇里導演曾說過，1951年批《武訓傳》之後他投身到“思想改造”當中，那是他事業中最珍貴的一年。《福斯電影》原主編王士真也認為，應在新中國建設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訓傳》運動，因為當時發生的不僅僅是這一個運動，“我們當時是樂觀的，幹勁十足，嚮往著變革”。[70]應該說，這樣的回憶真實地反映了電影人當時的精神狀態——他們也許不能完全理解對《武訓傳》的批判何以如此嚴厲，但在思想感情上，他們願意接受新時代的感召，並按新時代的標準要求自己。這是毛澤東所希望的。

文化改造是一個艱鉅的任務，共產黨在探索方法。9月29日，周恩來到北大，向京津地區高校1700多名教師做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以自己思想改造的親身體驗，闡釋知識分子為什麼需要改造和怎樣改造，明確要求知識分子通過改造逐漸“從民族的立場進一步到人民立場，更進一步到工人階級立場。”“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看待一切問題、處理一切問題”。並指出：“工人階級立場不是那麼容易站穩的，需要長期地摸索、學習、鍛鍊。”[71]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進行正面引導。

註釋：

[1]袁鷹：《〈武訓傳〉討論——建國後第一場大批判》，《炎黃春秋》2006年第3期；齊翔延：《對〈武訓傳〉討論一文的一點補充》，《炎黃春秋》2006年第7期。

[2]鄒霆：《由影片〈武訓傳〉解禁聯想起的》，《經濟觀察報》2012年4月16日。

[3]張明：《武訓研究資料大全》，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頁。

[4]孫瑜：《我編導武訓傳的經過》，《縱橫》1997年第11期。

[5]孫瑜：《影片武訓傳前前後後》，《文匯報》1986年12月23日。

[6]孫瑜：《我編導武訓傳的經過》，《縱橫》1997年第11期。

[7]夏衍《〈武訓傳〉事件始末》，《文化電影時報》1994年7月16日。

[8]陸萬美：《我對電影武訓傳的初步檢討》，《文匯報》1951年8月31日。

[9]摘自《武訓傳》劇本。

[10]孫瑜：《我編導武訓傳的經過》，《縱橫》1997年第11期。

[11]《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

[12]同上。

[13]散木：《且說累人而無益的“避諱學”——兼說批判〈武訓傳〉和“批林批孔”中的若干事》，《博覽群書》2002年第11期。

[14]忠民（張勁夫）：《〈武訓傳〉問題的關鍵究竟在哪裡》，《文匯報》1993年12月4日。

[15]董渭川：《由教育觀點評〈武訓傳〉》，《光明日報》1951年2月28日。

[16]董渭川：《錯誤在於我的“教育”觀點》，《人民日報》1951年7月7日。

[17]夏衍：《〈武訓傳〉事件始末》，《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2期。

[18]夏文華：《武訓的願望實現了》，《進步日報》1951年3月23日。

[19]顧慰祖：《看了武訓傳的一點體會》，《文匯報》1951年1月6日。

[20]董渭川：《由教育觀點評〈武訓傳〉》，《光明日報》1951年2月28日。

[21]楊雨明、端木蕻良：《論武訓傳》，《北京文藝》1951年2月1日。

[22]趙桓：《由武訓和周大這兩個人物談起》，《天津日報》1951年3月19日。

[23]阮丁：《推薦武訓傳》，《進步日報》1951年3月19日；戴白韜：《看了武訓傳之後的意見》，《文匯報》1951年1月3日；陶巨集：《我看武訓傳》，《光明日報》1951年2月26日。

[24]項若愚、魏兆蘭：《對武訓傳的意見》，《新民報》1951年2月27日。

[25]馬侶賢（育才學校校長）《武訓傳觀後感》，《福斯電影》1951年第14期。

[26]顧慰祖：《看了武訓傳的一點體會》，《文匯報》1951年1月6日。

[27]穀風：《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看電影“武訓傳”有感》，《新民報》1951年2月27日。

[28]果鴻遠：《學習武訓無條件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進步日報》1951年3月23日。

[29]《武訓傳觀後感》，《福斯電影》1951年第14期。

[30]發表在1951年4月4日《進步日報》的文章是：王繼振的《我對武訓的批判》、詢的《我對武訓的看法》、程慶華的《關於武訓傳》。

[31]王繼振：《我對武訓的批判》，《進步日報》1951年4月4日。

[32]李士釗：《武訓畫傳序言》，上海萬葉書店1951年版，第8頁。

[33]孫之雋：《武訓畫傳畫者序》，上海萬葉書店1951年版，第11頁。

[34]林默涵：《十七年文藝戰線的一些大事》，見《林默涵文論集（1952—1966）》，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

[35]《毛澤東年譜》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9頁。

[36]孫瑜：《我編導武訓傳的經過》，《縱橫》1997年第11期。

[37]戴白韜：《看了武訓傳之後的意見》，《文匯報》1951年1月3日。

[3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頁。

[39]周揚：《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人民日報》1951年8月8日。

[40]周揚：《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人民日報》1951年6月27日。

[41]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頁。

[42]楊耳：《試談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文藝報》1951年第4卷第2期。

[44]《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

[45]同上。

[46]胡繩：《為什麼歌頌武訓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學習》第4卷第4期。

[47]馬敘倫：《我過去表揚過武訓的自我檢討》，《人民教育》第3卷第3期。

[4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75頁。

[50]同上書，第401頁。

[51]《人民日報》1951年5月26日。

[52]夏衍：《〈武訓傳〉事件始末》，《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2期。

[53]夏衍：《新的跋涉》，《文匯報》1994年4月17日。

[54]《關於執行市委的指示——開展對〈武訓傳〉的討論的通知》，上檔A22—l—26刊02，轉引自楊俊《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研究——從歷史語境的角度》，2006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50頁。

[55]夏衍：《〈武訓傳〉事件始末》，《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2期。

[56]《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頁。

[57]白樺：《孫瑜：修築大路的人》，《上海採風》2011年第7期。

[58]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05頁。

[59]《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頁。

[60]《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頁。

[61]陳晉、王均偉：《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與中國先進文化》，廣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2]範際燕：《電影〈武訓傳〉批判的意義和經驗》，見張明主編《武訓研究資料大全》，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81頁。

[63]董渭川：《錯誤在於我的“教育”觀點》，《人民日報》1951年7月7日。

[64]冰心：《歸來以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頁。

[6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頁。

[66]孫瑜：《關於我如何編導電影〈武訓傳〉的一些真實情況》，《齊魯學刊》1986年第1期。

[67]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

[68]胡喬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中國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黨史通訊》1985年第12期。

[69]鄒霆：《由影片〈武訓傳〉解禁聯想起的》，《經濟觀察報》2012年4月16日。

[70]舒曉鳴：《中國電影藝術史教程（1949—1999）》，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7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