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至秦昭王時期既是秦、楚兩國關係錯綜複雜的一個時期，也是兩國關係發展變化較為關鍵的一個時期。為了更清晰地瞭解其中緣由，有必要對秦與楚的族源及早期歷史發展進行追溯。

關於秦人的族源問題，主要有東來說、西來說和北來說。按照《史記·秦本紀》的記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根據神話傳說，秦人的始祖為顓頊，其後代女修誤吞玄鳥卵而生子，名為大業，大業生子大費。夏朝建立之前，大費因為輔佐禹治水、幫助舜馴服鳥獸有功被賜“姓嬴氏”。

夏朝末年，秦人歸順商朝，並因在滅夏過程中有功得到商朝統治者的重視。大費的五世孫中衍曾為帝太戊駕車，並得到了帝太戊的寵幸。自中衍之後，秦人因“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到了西周時期，嬴姓逐漸分化為兩支。一支為造父一族，因為周穆王駕車救難有功被賜姓趙氏。另一支為非子一族，居於犬丘，為秦先祖。

周孝王時，為和睦西戎並念及非子馴馬的功勞，周孝王令非子“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周宣王時，隨著周王室的衰落，再加上戎狄的進攻，周宣王封非子的曾孫秦仲為“西垂大夫”，希望藉助秦的力量安定西垂。

待秦仲之子莊公等人徹底打敗了西戎以後，周宣王便把犬丘一帶的地盤都賞賜給了秦人，並任命秦莊公為“西垂大夫”，為周王室鎮守疆土。秦襄公時，因救援周室和護送平王東遷有功，不僅得到了岐以西的地盤，還獲封了爵位，秦國開始成為諸侯國。

楚人的族源問題意見較多，主要有中原說、西來、東來和土著四種說法。近些年來清華簡《楚居》的出現，使得一部分學者認為楚人源於關中平原。楚人的祖先便是季連，但由於當時中原各個部落間鬥爭比較激烈，季連的後裔一部分散居在中原地區，一部分遷居到了江漢地區。周文王時，季連的後裔鬻熊開始侍奉周族。到了周成王時，正式將鬻熊的曾孫熊繹封在楚蠻，楚得以立國。從此，楚人一直為周王朝鎮守南疆。

西周後期，周王室衰落，周、楚間的關係逐漸疏遠，楚人也以蠻夷自居，不再服從周王室的命令。周平王東遷以後，周王室更加衰微，楚國開始吞併周圍的姬姓、姜姓小國。經過楚武王和楚文王兩代君主的發展，楚國開始強大起來，成為南方大國。

按照《史記》的記載，秦人和楚人的始祖都源於顓頊，但若從顓頊論起，周人、商人、夏人甚至胡人的始祖都可以追溯到顓頊，那麼便可謂是四海同宗。張正明先生在《秦與楚》一書中指出秦人與楚人俱為雙源，他從秦人和楚人的墓葬頭向這一角度出發，考察出秦人和楚人都有公族和庶姓之分。

公族秦人源於東夷，庶姓秦人源於西戎。楚蠻本是江漢地區的土著居民，隨著羋姓公族的逐漸南移，楚蠻成為庶姓，外來的羋氏成為公族。另外，他認為“秦國公族的始祖與楚國公族的始祖，當初的居址不會關山遙隔，他們不是‘小同鄉’，也是‘大同鄉’。”由此看來，秦人和楚人的始祖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但隨著兩個部族的遷徙移動，這種聯繫漸漸減弱。

秦、楚兩國一個位於西北，一個位於南方，儘管地理位置相隔較遠，但在早期發展中都被中原各國視為蠻夷，遭到鄙視，同樣都經歷了艱苦的開拓發展歷程，文化上具有共同性。此後，波譎雲詭的政治局勢使得兩個國家聯繫漸多，也就有了後來說不盡的恩恩怨怨。

進入春秋早期以後，秦國和楚國都開始了各自的擴張歷程。此時的秦國雖然獲得周王的封賞，已獨立建國，但仍困在與戎狄的對抗中，再加上地處西垂、勢力相對較小，因此一直無法與中原各諸侯國會盟。楚國脫離了周王室的控制，不斷吞併周圍的小國，逐漸發展成了南方大國，即使被視為蠻夷也泰然處之。這時，兩國尚未有過外交或者姻親上的聯繫。

秦國自襄公建國以來，經歷幾代人的努力，實力不斷增強。到了秦穆公時期，秦國已經積蓄了向外發展的力量，開始著手實施東進中原的基本戰略方針。此時的楚國已發展成方圓千里的大國，經濟、軍事實力大增，連周天子都將祭祀的胙肉賜給楚成王，希望楚國可以“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楚國由此獲得了征伐南方諸國的權力，逐漸成為江漢流域的霸主。

當時，晉國阻擋著秦國東出和楚國北上之路，同時也是楚國爭奪霸主之位的強勁對手，是秦、楚兩國的共同敵人，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兩國開始結盟。按照《詛楚文》記載，秦穆公時期兩國“絆婚姻，袗齊盟”，併發誓“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秦、楚自此結盟，並將這種同盟關係一直持續到秦惠文王時期，期間兩國多次以姻親關係不斷鞏固聯盟。

在這一段持續了三百多年的和睦期內，秦、楚兩國僅發生過兩次摩擦。一次是秦穆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秦國攻打楚國的附庸——鄀國。鄀國只是依附於楚國的一個小國，但其國都商密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是秦、晉、楚三國交界的黃金地帶。

從全局上來看，丹江流域是春秋時期秦、楚兩國之間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後來兩國關係的惡化也是由爭奪這一地區的控制權引起的。秦穆公之所以將矛頭指向鄀國是因為他一心想找出一條東出的路線，但是東方的函谷關一直被晉國獨佔，秦國暫時無法染指，於是只能將希望放到南方的武關，以期武關可以成為東出爭霸的根據地。

鄀之戰是有史記載的春秋時期秦、楚兩國的第一次交鋒，秦國因佔領鄀國開始同楚國接壤。此次戰役秦國的勝利主要是靠謀略，秦人偽裝與楚將鬥克、屈禦寇會盟，讓鄀人以為楚國已經將他們出賣給秦國了，被迫向秦人投降。等到鬥克和屈禦寇趕到的時候便糊里糊塗成了秦人的俘虜。再待令尹子玉親自率軍追趕秦人時，秦人已經走遠，秦、楚間的第一次交鋒以楚國的失敗而告終。鄀之戰是秦國無法與晉國抗衡，所以只好將注意力轉向東南方的無奈之舉，然而之後的事實證明，這條路線不僅幫助秦國逐步走上爭霸之路，也成為日後進攻楚國的重要線路。

秦、楚間的第二次衝突發生在秦穆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這一年晉、楚之間爆發了城濮之戰。在這場戰役中，秦國站在了晉國這一方，實際上秦、楚兩國之間並無衝突。其後，隨著秦、晉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秦國最終選擇與楚國結盟以共同對抗晉國。在這段和睦期內，兩國同仇敵愾，聯合出擊。在這一過程中，秦國曾三次在關鍵時刻救助楚國。

據文獻記載，秦國第一次救楚於危難之際是秦康公時期。其時楚莊王剛剛繼位，躊躇滿志，欲北上與晉國爭霸。可是當時楚國國內政局不穩，庸國趁機出兵騷擾楚國，秦康公隨即聯合巴國，協助楚莊王一舉滅掉庸國，幫助楚國渡過了難關。

庸地對於秦、楚兩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秦國甘願把這塊土地讓給楚國，以此來表示合作的誠意。同時，這也是秦國曆史上有著深遠戰略意義的一步棋，秦國不僅藉此壓制住晉國，而且使楚國放鬆了對秦國的警惕，戰國時秦之所以可以燒夷陵進而滅掉楚國，皆源於此。

秦國第二次救楚於危難之際是在秦哀公時期。秦、楚結盟後，引起了晉國的恐慌，晉國多次拉攏秦國希望可以瓦解秦、楚聯盟，但始終未能成功，於是晉國轉而結交新興崛起的吳國來牽制楚國。公元前506年，吳國趁楚國衰落之際大舉進攻楚國，並攻破了楚國的國都。

在此危難時刻，楚昭王派申包胥赴秦求援。但是這次秦國沒有立刻出兵，直至申包胥日夜痛哭、“勺飲不入口七日”後，秦哀公才發兵救楚。緊接著，秦厲共公時，“晉人、楚人來賂”，表明秦、楚兩國的實力在戰國初時便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兩國間的友好同盟關係隨之減弱。

秦國第三次救楚於危難之際是在秦惠公時期。三家分晉以後，三晉依然扼守著秦國東出和楚國北上的重要關隘，因此，在共同的敵人面前，兩國尚能維持同盟關係。楚悼王時期，楚國因與三晉爭奪鄭國的榆關而矛盾激化。

公元前400年，三晉聯軍敗楚於重丘，楚國被迫歸還了榆關。公元前391年，三晉再次攻打楚國，大敗楚於大梁、榆關，楚國無力招架，只得“厚賂秦”，請求秦國的援助，秦國於是出兵攻打韓國，再次幫助楚國渡過了難關。這次事件表明此時的秦國已經不能再無條件的援助楚國，兩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大大減弱。

綜上所述，從春秋到戰國伊始，由於有著共同的敵人，秦、楚兩國尚能保持睦鄰友好的關係。然而到了秦孝公時期，隨著商鞅變法的進行，秦國的國力大增，加快了東進的步伐。在這樣的背景下，秦國的擴張勢必將威脅到楚國的利益，兩國之間的摩擦終究不可避免。

總體來看，從秦孝公至秦昭王時期，導致秦楚關係變化的根本原因是兩國利益的衝突。秦自商鞅變法之後逐步強大，在歷經四代君王之後，秦國取得的成果越來越多，統治者的意願由先前的東進中原逐漸轉為一統天下。在這一過程中，楚國不僅佔據著秦國東出的路線，還不時與別國聯合損害秦國的利益，同時楚國還是秦國一統天下過程中最大的障礙之一，在利益的驅使下，兩國間的關係趨於複雜化。

此外，影響這一時期秦楚關係變化的原因還有：秦、楚兩國所處的政治環境、統治者的個人素養、秦與楚兩國臣子的政治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