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bīng）州是古九州之一，亦位列東漢十三州。其轄區在歷史上時有變化，最大時包含今山西省全境與河北、內蒙古的部分地區；魏晉南北朝時，幷州則基本不出今山西省境。作為邊地，秦漢時期的幷州在政治上並不突出；可漢末三國以後，它卻異軍突起，一躍成為當時的風雲中心。東漢末年，王綱解紐。董卓、呂布率領幷州涼州軍事集團悍然入京，把持朝政；此後若干年中，以董卓、李傕為首的涼州武人與呂布（幷州五原郡人）、楊奉（其麾下白波軍亦來自幷州西河郡）代表的幷州武人互相傾軋，對時局產生了深遠影響。至魏晉更替，司馬昭以幷州六郡及司州二郡為封地，又以幷州古稱“晉”作為日後之國號。

影視劇中的董卓（前）和呂布（後）。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後值晉室傾覆，劉淵、王猛、苻丕、拓跋珪、爾朱榮、高歡等風雲人物紛紛自幷州而建功立業。受此影響，平陽（今山西臨汾市）、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晉陽（今山西太原市）也先後成為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政治、軍事中心。及至後世，前有李唐王朝自太原而出，定鼎天下；後亦有李存勖、石敬塘、劉知遠以太原府為根據地，建立了五代中的後唐、後晉與後漢。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總結道：“山西在歷史上佔據重要地位的時期，往往是歷史的分裂時期。”這不由令人好奇：人們眼中比較低調的山西，為何總能成為亂世時的割據中心？

兵家必爭之地

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幷州主體位於黃土高原東部，地勢險固，易守難攻。加之其周圍特殊的地理條件，進而造就其自身的絕佳戰略地位。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西方輿紀要序》稱：“其東則太行為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為之襟帶。於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於南則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也。”

東漢時期幷州位置示意圖。來源/譚其驤 《中國歷史地圖集》幷州擁有的豐富地障資源，讓它一度成為中原政權阻擋外族南下的防禦重地之一。對於“地障”，何世同將其歸納為三類：一是有相當長度與寬度之天然地形，能使大軍通過時產生幾個戰略行動方案；二是有相當長度與縱深之人為阻絕或工事，能阻止或遲滯大軍通過；三是有大範圍、並屯駐相當戰力，具有堅強防禦功能的築城地帶（即“要塞”）。幷州以北，“一去紫臺連朔漠”，外有大漠、陰山山脈為遮掩，內有句注山、雁門郡“隔絕內外”。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為了“不教胡馬度陰山”，蒙恬奉命率軍北上，於次年“斥逐匈奴”，奪取了陰山之南的河南地；而後他又連取高闕、陽山等地，“築亭障以逐戎人”。北方大定，秦始皇又命人在燕、趙、秦三國長城的原有基礎上築成了一條“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的雄偉長城。西漢時，漢武帝大破匈奴後，亦在幷州置朔方、五原二郡，從而牢牢掌控了陰山南麓的河套平原。顯然，幷州特有的地理條件，加之秦漢時期積累的地障資源，極大增強了它的防守作用。然而，亂世之下只防守不進攻，也是不現實的。所以，幷州自東、南方向居高臨下，能制約河南、河北、關中等地這個優勢，相對來說更有戰略意義。在經濟重心尚未南移的中古社會，中原以兩河流域為中心。冀州位於河北，被荀彧稱為“天下之重資”，後來也成了曹魏以及北魏的王業興起之地。自冀州向西而行，跨過“天下之脊”的太行山脈，即為幷州。相對於峭壁陡立的東麓山脈而言，太行山西側的幷州地區又相對平緩，適合耕種或是屯兵。由此觀之，幷州不僅是河北地區的一道天然屏障，也同樣能對它造成威脅。如永嘉之亂後，以“聞雞起舞”而知名的劉琨坐鎮幷州，抵禦匈奴、羯等外族長達九年之久。後劉琨敗走，“大河以北，無復晉土矣”。

三國時期冀州、幷州位置示意圖。來源/譚其驤 《中國歷史地圖集》幷州西、南兩側，還被奔騰洶湧的“幾”字型黃河彎道圍住了。不同的是，其西側多山谷，導致河道狹長，僅有八十步寬。黃河之水奔流在此，水勢自然湍急，難以逾越，從而有效隔絕了塞外的羌、胡。這同樣是一種地障資源。反觀幷州南側之河道，自龍門而出後，便一馬平川，河面也豁然開朗。這不僅保障了幷州與中原地區日常商業通航的安全，也為大軍南下迅速抵達關中、隴西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談及交通優勢，幷州的政治、軍事中心——晉陽（即幷州州治）表現地更為突出。這同樣取決於它自身的地理條件。晉陽四面環山，不僅其自身位於太原盆地的中心，就連晉水、汾水也在此匯聚，可謂“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憑藉這些山道、河道以及受河流衝擊而形成的陘道，晉陽能迅速快速抵達中原各地，可謂幷州及其周圍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顧祖禹亦稱其“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為河東之根本”。歷史學家勞幹先生也說：“《讀史方輿紀要》好講各地方的形勢。有時對於任何一個地方都強調其重要性，因此變成了無一處不是重要，顯不出重要的等次。不過就《太原府》這一段來說，確實比較其他各處的重要性更為顯著……無一處虛設。”河水支流汾水圖。來源/張布天 《水經注地圖集（上）》從晉陽前往洛陽、鄴城、長安等地的路線十分發達與方便，這便是亂世梟雄、軍閥定都在此的一個主要原因。北魏自爾朱榮掌權，後分裂為東西兩魏，再到宇文氏一統北方，即詮釋了晉陽作為交通樞紐的戰略地位。北魏末年，“太原王”爾朱榮自晉陽起兵，經上黨、太行關抵達河內、河陽等地，發動“河陰之變”後直逼洛陽，進而掌控了朝政大權。後爾朱榮被殺，其侄爾朱兆再次從晉陽起兵控制了洛陽，殺孝莊帝元子攸；至爾朱氏為高歡所滅，孝武帝元修不滿其專權，亡奔關中，投靠宇文泰，並在後者的幫助下遷都長安，史稱西魏。高歡見狀，遂另立孝靜帝元善見為帝，遷都至鄴，是為東魏。彼時，高歡在晉陽建大丞相府（霸府），遙控鄴城；故東魏北齊時，高氏皇帝頻繁往返於兩地之間，可見晉陽雖是名義上的陪都，卻是實質上的首都。另一邊，宇文氏取代西魏後，改國號為“周”。至北齊末年，後主高緯荒淫無道，北周武帝宇文邕遂從長安東伐攻齊，先克平陽，後攻晉陽，拔之。晉陽一失，北齊“首都”鄴城亦被輕鬆拿下，北方自此一統。

民族交融之地

幷州擁有絕佳的戰略地位，佔據此地，即可居高臨下，俯瞰河南（洛陽）、河北（鄴城）、關隴（長安）等地，從而快速進入中原各地。基於此，幷州自漢末以降，就成了北方少數民族南下進入中原的必經之地。換言之，亂世之下的幷州，不僅是兵家必爭之地，還是民族交融之地。論及這種情況，還要從北方少數民族的內遷開始說起。

秦漢時期，草原上的匈奴部落崛起，南下寇邊，一度成為中原政權的心腹大患。漢武帝在位時，衛青、霍去病橫空出世，大破匈奴，此後數年，“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惰殰，罷極苦之”，昔日最強大的遊牧部落，自此一蹶不振。而後，匈奴內部征戰不休，還出現了“五單于爭立”與“兄弟爭國”的鬧劇。這種混亂局面，一直持續到了東漢時期。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為南匈奴與北匈奴，前者率先歸附東漢，並聯合鮮卑、烏桓各部大破北匈奴，迫使後者不得不向西方大陸遷徙。為了解決後患，東漢政府又採取強制手段，將部分羌族、鮮卑、南匈奴等少數民族內遷到北方。自此之後，並、涼、幽三州便成了“漢胡雜居”之地。以幷州而言，五原、定襄、雁門、朔方各郡皆能看到匈奴人的身影。東漢末年，曹操委任梁習為幷州刺史。後者在任期間，提拔匈奴貴族為地方小官，又藉此向他們徵發兵丁，並扣押其親屬為質，“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至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扣押了入鄴城覲見的南匈奴單于呼廚泉，並將匈奴部落一分為五，安置在幷州各地。除此之外，曹操還曾轉戰東北，大破烏桓，遷其眾，由是三郡烏丸為曹操所用，成為“天下名騎”。至於鮮卑各部，也被曹魏政權採取羈縻手段給牢牢控制了起來。

不可否認的是，東漢、曹魏、西晉政權在上百年的內遷史中，對北方少數民族多采取打壓政策；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少數民族完成“漢化”，接受了漢族的文化與禮儀。史載，匈奴人劉淵（漢趙開國皇帝）幼年好學，“《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其在洛陽為質子時，深受晉帝與士大夫賞識。此外，羯族人石勒（後趙開國皇帝）亦“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又據《晉書·慕容廆載記》載：“（廆）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鮮卑“大人”慕容廆（前燕政權奠基者）不僅學習中原的農耕與禮制文化，還吸納了不少漢人為其所用。故永嘉之亂後，北方“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從而為日後的燕國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竺可楨先生指出：“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於寒冷的趨勢。”據其考證，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兩個大的冷谷。幷州尚且都出現了“州界夏霜”的現象，更別提氣候條件更加惡劣的西北塞外了。極端的氣候條件，致使草原水旱災害頻發，出於生存需要，越來越多的北方少數民族選擇內遷進入中原。作為少數民族內遷與漢胡交融的主要地區，幷州在上百年來深受胡風影響，愈發接近塞外的風土人情；加之較好的氣候條件，絕大多數少數民族在內遷以後，都樂意定居此地。西晉末年，朝政腐敗、士族沉迷享樂、軍隊戰鬥力亦大不如前。眼見西晉宗室掀起了“八王之亂”，以匈奴、鮮卑、羯、羌、氐為首的少數民族遂紛紛進入中原，滅亡了西晉。衣冠南渡後，漢人再也無力抵抗少數民族的鐵騎，他們要麼自發組建塢堡，艱難度日；要麼選擇歸附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淪為附庸。自此以後，北方便成了少數民族爭霸的舞臺。譚其驤先生還指出：“因為盤踞山西的割據勢力大都是強悍的少數民族，他們的武力很強，因而能（利用幷州的地理優勢）攻則取之，退則守之，長期割據稱雄。”由於少數民族南下的第一站就是幷州，所以這裡往往會成為他們反攻中原的根據地。除了十六國北朝時期的少數民族政權，唐末五代十國時，也有少數民族割據於此。如開頭提到的李存勖、石敬塘、劉知遠，皆是沙陀族人；至於十國末期的北漢政權，卻是依附於契丹族而建立的。

北漢都城晉陽非常頑固，宋軍花費了很大代價才將其拿下。親自指揮此役的趙光義深感其威脅，遂縱火將晉陽城付之一炬。而後，他又徵發數萬人削平了晉陽北部的系舟山山頭，決汾水、晉水衝灌晉陽城廢墟，徹底抹除了晉陽城的蹤跡。於是乎，幷州就很難再成為割據中心了。

經濟緩衝之地

考察幷州成為亂世割據中心的原因，當從經濟、軍事、地理、政治都方面綜合考慮。地理與政治形勢上文已述，再從經濟條件看。一般情況下，河北平原地區的經濟實力明顯優於山西的高原地區。但也正因如此，每逢亂世，經濟條件更佔優勢的兩河流域更容易飽受戰火之摧殘，導致農業、手工業等一蹶不振。反觀位於“四塞”之地的幷州，受戰亂影響較少，比較太平。此消彼長之下，其經濟文化實力反而要比鄰近的河北地區更為發達。所以在金元之際，山西始終是華北地區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地區；而太行山東麓的河北平原地區，屢受刀兵之災，人口稀少，於是就有了明朝初年的大舉移民。

尚武善戰之地

接著再看軍事條件。少數民族何以擁有強悍武力？幷州能成為亂世下的割據中心，又僅僅是因為少數民族在此割據嗎？不盡然也。不妨先探討一下少數民族在軍事上的優勢。匈奴如何能成為秦皇、漢武的心腹大患？司馬遷有過總結：“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對匈奴或其他遊牧民族而言，騎射就是他們日常生存的必備技能。又據《後漢書·西羌傳》記載：“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羌、胡各部以強者為尊，遵循著“貴壯健，賤老弱”的基本法則，可謂“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在此情形之下，他們的戰鬥力可見一斑。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出類拔萃，有稱雄一方的潛質。需要指出的是，遊牧民族的組織是較為鬆散的，長期處於各自為戰的狀態。可一旦他們當中出現了一位靠強悍武力降服草原各部的梟雄人物，遊牧民族被團結在一起後，其實力就會空前強盛，進而對中原政權造成強大威脅。如西漢初年的匈奴單于冒頓與東漢後期的鮮卑大人檀石槐。然而，“強者”並非是始終存在的，所以冒頓、檀石槐去世後，原本強大的草原聯盟頓時就四分五裂。三國時代，鮮卑大人軻比能再次統一各部，漸成氣候。曹魏幽州刺史王雄深感其威脅，不惜採用暗殺手段，遣刺客韓龍將其刺殺；而隨著軻比能的暴斃，原本統一的鮮卑各部也再次陷入了混戰。

影視劇中的冒頓單于。來源/電視劇《大風歌》截圖上述可見，少數民族若僅憑自身之悍勇，恐怕並不能在亂世中稱雄一時。事實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少數民族之所以能割據幷州，進圖北方，也正是民族交融下的必然結果。首先，一些“漢化”後的少數民族政權，為了更好地統治地方，會選擇與地方大族合作乃至聯姻。永嘉之亂後，儘管大多數高門士族都選擇了南渡，但仍有一些豪強大族繼續堅守北方。這在幷州尤為常見。以太原王氏為例，其家族素與劉淵父子友善，還曾把女兒嫁到了拓跋皇室中。而高洋建立北齊時，太原唐庸、白建亦得到了執掌兵曹與騎兵曹之權，故時人謂之“幷州赫赫唐與白”。當然，幷州士族能保證自己的地位，也不僅僅是因為其自身的名望與經濟實力；實際上，他們自漢末三國以來，便“武德充沛”，普遍擁有較高的軍事素養。如魏晉時期的王渾、郭淮、溫嶠等人，皆文武雙全，聞名一時。這並非是巧合。“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並”。秦漢以降，幷州長期作為中原抵抗外族入侵的基本盤之一。在長期的對抗過程中，幷州“人性勁悍，習於戎馬”，養成了尚武好戰之風；後來，隨著大量少數民族南遷入塞，幷州士族與地方長官又吸納了不少羌、胡兵為己所用。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涼、幽兩大邊地。東漢末年的悍將，如呂布、張遼、董卓、馬超、公孫瓚乃至孫堅，都或多或少成長於邊地作戰，他們麾下也時常能見到少數民族組成的軍隊。

幷州地區多內遷胡人，也被稱為“幷州胡”。圖為北齊徐顯秀墓中出土的胡人騎士俑。來源/紀錄片《太原五千年》截圖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武將、士卒，雖然在騎射方面略遜於少數民族，但論戰鬥力也是非常可觀的。因此，劉淵、爾朱榮、高歡等梟雄雖然割據幷州，卻也免不了任用一些漢人族宗主、渠帥或塢堡主。據《晉書·石勒載記上》載：“元海（即劉淵）命（石）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眾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下，北方郡縣上多是以塢堡為基礎的社會組織。一些不願或來不及逃走的豪強為了抵抗入侵，紛紛以“以險為塢、以山為壁”，建立起了塢堡。值得注意的是，塢堡中除了漢人以外，也有相當一部分的少數民族。如冀州一帶，便有“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眾”。對於這些少則幾百戶，多則數千戶乃至上萬戶的塢堡，劉淵、石勒等人也想要以安撫為主，試圖將他們“收編”。這就進一步加深了民族交融。如此一來，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就會因為“封建化進程”的加深，變得不再像過去那般鬆散。隨著將帥對麾下士卒的掌控加深，其整體戰鬥力自然就提升了。此外，北方少數民族還學會了漢末邊地軍閥的作戰思路。漢末軍閥常用的騎兵戰術，正是承襲自西漢名將衛青與霍去病。得益於騎兵的高機動性，霍去病在作戰時能夠長途奔襲、轉戰千里；一旦遇到敵軍，他就一改以往騎兵多用來偵察、騷擾的習慣，採取中原步兵、車兵交戰時“橫衝直撞”的戰法，將騎兵當作衝鋒陷陣的主力，向匈奴大營發起猛攻。憑藉這種快、準、狠的騎兵戰術，霍去病往往能酣暢淋漓地贏得戰鬥，從而封狼居胥、青史留名。東漢末年，幽州軍閥公孫瓚在以數十騎對鮮卑數百騎時，就是直接衝上前去，與他們貼臉廝殺。鮮卑、匈奴雖然長於騎射，卻更多表現在遠程進攻上；誰料漢末軍閥個個身先士卒，一騎當先，這實在讓他們難以招架。民族交融的進程大大加快後，少數民族學會了這種先進的騎兵戰術。東晉永和十年（354），桓溫北伐，與前秦軍隊展開交鋒。景明帝苻健之子苻生一騎當先，率軍直入敵軍陣營，連殺應庭、劉泓二將，使晉軍“死傷千數”。而跟隨苻生一起衝鋒的騎兵，亦在主將的指揮下“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一下就衝散了桓溫北伐大軍的陣型，將其殺得潰不成軍。除了戰術上的變革外，長柄武器的普及、馬鞍的升高與加固、馬鐙的出現、鎧甲的量產與重型騎兵的大規模使用……這些中原騎兵的先進作戰思路與裝備，亦被北方少數民族吸收；再加上他們自身騎射上的先天優勢，其戰鬥力自然就大幅度提高了。故而魏晉以後的亂世，能時常看到北方少數民族以幷州為根據地，得以在北方稱雄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