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提起《三字經》《弟子規》，那耳熟能詳的“人之初，性本善”“泛愛眾，而親仁”便會撲面而來，但我們可曾想到這是前人的“蒙學家訓”；

當我們提起《論語》《朱子語類》，那意味深長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便會浮現腦海，但我們可曾想到這是智者的“治學家訓”；

當我們提起《顏氏家訓》《溫公家範》，那飽含情懷的“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使之有成人之禮節”便會讓人動容，但我們可曾想到這是名臣的“處家家訓”；

當我們提起《曾國藩家書》《傅雷家書》，那歷經滄桑的“不怨不允，但反身爭個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不經歷尖銳的痛苦的人，不會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便會引人深思，但我們可曾想到這是父愛的“人生家訓”。

我們不禁會問，“家訓”彷彿無所不在，它究竟是什麼？其實，“家訓”包含著為人處世和齊家守業兩個主要方面，是《大學》所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的踐行。“家訓”的載體是形式多樣的，朱冬梅將之歸納為“語言形式”“文字形式”“實物形式”“實踐載體”“家長身教”與“家風薰陶”，其中“語言形式”與“文字形式”是主流，可細分為“訓誡（語錄）、家書、家訓詩、格言、家法族規、譜牒、鄉約、蒙學”等。

大家通常把成書於隋朝的《顏氏家訓》（顏之推晚年所著），作為“家訓”文本的開端，其實先秦時期《尚書》中有大量涉及訓誡的篇章，如《康誥》《酒誥》《召誥》《無逸》等，而孔子也曾把《詩經》作為教育子女的重要對象，如“不學《詩》，無以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等，足見中國古代“家訓”實為源遠流長，它既可以是至親長輩的諄諄教誨，也可以是帝王名臣的治世秘寶；它既可以是樸實無華的人生感悟，也可以是萬古流芳的文學瑰寶。

兩宋掠影，家訓走向恢弘

如果給“家訓”找一個里程碑，見證它由涓涓細流走向恢弘，那麼宋代應該當仁不讓。宋代以前，“家訓”以隻言片語的訓誡以及後人追憶的單篇為主，集語錄成冊數量還比較有限，像《顏氏家訓》那樣能全面涉及修身、治學、理家、處世的可謂少之又少。而宋代開始，“家訓”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上自君王“祖宗之法”，中為名臣“興隆之術”，下至平民“修身齊家”。“家訓”呈現出普及化、系統化與生活化的特徵。宋代“家訓”中的普及化，體現為群體身份的重大突破，撰寫者不僅包含帝王將相與文化名流，更包含“諸如隱士、善士、逸士、鄉先生、各級州府的學生等下層士人”（劉欣所言）。“家訓”的數量出現了跨越式發展，就“家訓”專著而言有跡可查者為二十餘部（下表列舉了較有代表性的十八部），“家訓”詩詞而言為二百餘首，此外還有形式靈活多樣的“誥”“銘”“約”“規”“箴”“戒”“說”“書”“記”“序”“題”“跋”“雜言”等。宋代“家訓”中的體系化，體現為對聖賢事蹟的梳理，以及對“家訓”體例的完善。如劉青之甄選聖賢語錄、名人事蹟，生動而深刻地啟迪族中子弟；真德秀從禮、坐、行、立、言、揖、誦、書等八個方面教導孩童的言行舉止；司馬光列舉祖、父、母、子、女、孫、伯叔父、兄、弟等社會關係明確親疏禮儀。宋代“家訓”中的生活化，體現為對擇業立家與理財持家的充分關注，為“家訓”帶來濃郁的時代氣息。如袁採在《袁氏世範》中提倡“各業可為”，陸九韶在《陸氏家制》中提倡“豐儉適宜”，司馬光在《溫公家範》中提倡“量入為出”等。

參照劉欣：《宋代家訓研究》，雲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來源/作者自制

追根溯源，兩宋何以為尊

宋代“家訓”的重大突破絕非偶然，它的背後是波浪壯闊的時代變遷。有人將宋代視為“商業革命”的時代、“城市革命”的時代、“文化頂峰”的時代、“平民社會”的時代，宋代是從中唐至五代二百餘年動盪後的深刻反思，是門閥士族轟然倒塌後的清醒認識，是科舉取士噴湧後的呼嘯而起，是商品經濟大潮襲來的繁華之勢。首先是反思動盪，穩定基業。安史之亂是盛唐走向衰敗的分水嶺，由此迎來了中央權力日衰、藩鎮尾大不掉的動盪局面，隨之相繼的五代雖是短短的五十餘年，卻經歷了八姓十四帝，割據政權更是此消彼長。北宋建立之初，是以強大的武力為動盪局面按下了暫停鍵，擺在太祖太宗面前的現實問題是如何走出亂局，重迎太平盛世。為此，北宋政壇頗有標誌性意義的“祖宗之法”應運而生，它以皇家治理為基石，以家國同構為拓展，貫徹兩宋、影響後世。歷史學者遊彪將“祖宗之法”歸納為：齊家之道與治國之法，前者包含待宗室之法、待后妃之法、待外戚之法、待宦官之法；後者包含政治分權、募兵制、崇文抑武、守內虛外。我們所熟知的“宰相須用讀書人”“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等均出自其中。“祖宗之法”就是宋朝的“皇室家訓”，它造就了守內虛外、崇文抑武的獨特時代，也形成了群起效仿、穩定基業的社會風氣。

宋代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畫像。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更重要的是門閥式微，庶族崛起。魏晉南北朝曾是門閥士族的輝煌時期，正所謂“王與馬共天下”，琅琊王氏、陳郡謝氏、譙國桓氏、潁川庾氏等一度權傾朝野，為後人津津樂道。而隋唐之時門閥大為衰落，朝廷先後編纂出《氏族志》與《姓氏錄》，將皇族、外戚、官僚置於尊位，而大大貶抑了原有士族的地位，同時，科舉制取代九品中正製成為入仕做官的正途，血緣姻親的優勢不再明顯，讀書科考的選擇蔚然成風。至宋代之時，庶族出身的士大夫已成為朝廷的主體，“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變成現實，他們一方面在深刻借鑑門閥士族轟然倒塌，一人作難九族牽連的宗族不幸，另一方面也在暗自思索庶族崛起綿延不絕，穩家固業傳之百代的成功秘訣。立規立訓就是宋代士大夫反思時代後的重要抉擇，范仲淹編纂《義莊規矩》和睦族人、講求禮節，範氏後人頗為受益，範純仁、範純禮、範純粹等均聲名顯赫；蘇洵揮就《蘇氏族譜引》弘揚孝悌、傳遞溫情，蘇氏後人頗為受益，蘇軾、蘇轍兄弟間的幫扶，蘇邁、蘇過等後輩的孝心都感人至深；朱熹執筆《訓子帖》希冀重德修身、志存高遠，朱氏後人頗為受益，朱塾、朱埜、朱在等均潔身自好、傳承家學。同時，還有天下大勢的變化。科舉盛行，治學成風。隋唐之時，科舉逐漸完善，每榜錄取名額少則數人、多則二三十人，猶記得大唐才子們“五十少進士”的哀嘆，以及“題名慈恩寺”的期盼。而宋代之時，在崇文抑武的政策指引下，科舉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既有宋真宗《勸學詩》“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膾炙人口，又有一榜取士兩千餘人的驚世駭俗，更有仁宗年間龍虎榜群星閃耀的由衷歆羨，平民家庭由科舉入仕途變得近在咫尺，光耀門楣、名揚後世在於苦讀之間。上自達官貴人，下至貧寒百姓，都有督促子弟勵志求學之意，“家訓”的規勸、訓誡、引導就顯得至關重要。宋代“家訓”的主要內容，由唐代的全面兼顧開始明顯轉向“處己”與“治學”，科舉激勵下的世風變化讓人不由驚歎。歐陽修苦口婆心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葉夢得近乎嚴苛的“旦起，須先讀書三五卷……若遇無事，終日不離几案”。正是科舉時代的真實寫照。

影視劇中，進士朝覲謝恩。來源/電視劇《清平樂》截圖還有一點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原因。中唐前後均田制瓦解，傳統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已備受衝擊，農民的流動性與商品的依賴性正逐漸改變著社會生活。至宋代之時，佔據地產的主戶與沒有地產的客戶已為官方所認可，農事勞作的僱傭已較多達成契約，田產買賣與典當基本不受干預，真可謂“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而城市中時空限制逐漸被打破，早市、夜市輪轉經營，大街小巷熙熙攘攘，《東京夢華錄》中的北宋汴京、《武林舊事》中的南宋臨安無不是酒樓林立、行業繁多。可以說田產、族產的經營，已經關乎家族命運；從業趨向的選擇，已經制約後輩生活。這些現實問題不斷引發世人的思考，宋代“家訓”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明確家族的經濟問題，用節儉與經營謀求持續性的發展。司馬光在《居家雜儀》中提出，“制財用之節，量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廢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司馬光強調家庭預算，用量入為出的方法實現收支平衡。葉夢得在《石林治生家訓要略》中提出，“出作入息，農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貿遷有無，商之治生也；膏油繼晷，士之治生也。然士為四民之首，尤當砥礪表率，效古人體天地、育萬物之志，今一生不能治，何雲大丈夫哉！”葉夢得認為族中子弟能求學入仕是最佳，但農、工、商本身也是重要的營生，不可輕視與荒廢。袁採在《袁氏世範》中更為直率的表達，“如不能為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為也。”袁採更能考慮社會轉型與家族不易，對從業趨向更顯包容。

參照陳志勇：《唐宋家訓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來源/作者自制最後，蒙學發展，理學壯大。伴隨著宋人庶族家庭的不斷髮展，身份地位的不斷攀升，家族禮儀、尊卑等級再度受到推崇，例如《涑水家儀》《少儀外傳》都極為詳細的介紹家庭成員間的禮節、婚喪嫁娶重大節日的籌備。但世人越發覺得規勸、訓誡成年男女往往收效不佳，而蒙童謙遜純真甚為可教，於是宋人藉助於科舉、私學的有利氛圍，發展起“蒙學家訓”。呂本中的《童蒙訓》，梳理了呂氏家族的發展軌跡，凸顯了對先賢的尊崇，激勵後人光耀門楣，文中宣揚了忠厚誠實、盡孝明禮、崇勤戒惰等美德；呂祖謙的《少儀外傳》與真德秀的《真西先生教子齋規》也均為一言一行教導蒙童的重要作品；王應麟的《三字經》，更是朗朗上口、家喻戶曉，傳承至今的佳作。（《三字經》的作者雖存爭議，但學界基本認為是王應麟所編纂）宋代思想的獨到之處當屬“理學”的發展，尤其在南宋之際，面對偏安一隅、戰火紛擾的時代，世人思想由外擴轉為內斂，這種修身治學、尋理問道的傾向越發明顯。繼北宋五子之後，南宋的朱熹、張栻、呂祖謙等人將理學進一步發揚光大，直至宋理宗時將理學確立為官方哲學。理學大師們往往於書院講學，於詩歌語錄中寄託深意。通過文獻梳理，我們發現宋人的“家訓詩”足足有二百餘首（理學色彩為主），但是“家訓詞”僅為數首，原因在於宋人眼中詩作的嚴格性區別於詞作的抒情性，宋人更願意把“家訓”視為規誡當世、傳之後人的嚴肅作品。

參照侯巖峰、高長山：《論南宋書院家訓詩理學精神內涵》，《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21年第1期。來源/作者自制依據於宋代的時代特徵，我們彙總出“家訓”盛行的五個重要方面，而除此以外，名臣“家訓”吸引著無數家庭的效仿，其示範性不可忽視；書籍印刷的蓬勃發展大大降低了了閱讀的門檻兒，其傳播性不可忽視；家廟家譜見證著庶族的崛起，“家訓”往往書寫於其間，其推動性不可忽視。正如明清之際魏象樞所言：“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既行，在家則光前裕後，在國則端本澄源。十年之後，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從此中出，將見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矣。”宋代“家訓”成就了家族的繁盛，也推動王朝的發展，它是家國同構的縮影，它是流傳至今的血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