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是一國處理與外部世界關係時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中原地區建立統一王朝之後，其對外政策方面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儒家外交思想。該思想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的主流意識形態，其包含的內容嵌入中國文明的歷史進程之中，成為華夏民族性格與歷史記憶的組成部分，形成了朝貢制度的觀念源頭。

一、“仁”、“禮”思想

儒家所有的思想體系中，最能體現整個世界秩序建立與維持的思想就是孔孟的“仁”、“禮”思想。“仁”和“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不僅影響著國內的政治制度，而且對中國的外交制度同樣影響深遠。“仁”代表了仁愛和慈善，是對道德價值的衡量，“禮”強調了秩序和禮制，是對行為規範的肯認。

根據儒家學說，一個良好的家庭應該恪遵“仁”和“禮”的原則，一個成功的國家則應由這樣的家庭構成，而一個秩序井然的天下應該由這樣的國家構成。孟子說：“人有恆言，皆日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家是國的組成與縮影，國是家的放大與延伸，只有生生不息的家族繁衍，才能有延宕流長的國家命脈。於是，中國的政治體系被構建在基於儒家教義的單個家庭的基礎之上。那麼，中國與蠻夷的外部關係也同樣如此。進一步講，中國的朝貢體系也同樣依賴於“仁”和“禮”。

這一政治體系是以中原王朝為核心，周邊的民族地區和國家像皇帝的弟妹甚至子女一樣按規矩行事。因此，朝貢體系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的“國際社會關係”對家庭內部政治關係的擴張和翻版。

如果說儒家思想中的“禮”使得朝貢體系成為一種上下尊卑、君臣有別的等級體系，那麼儒家思想中的“仁”就是這一等級體系得以穩定與維持的保障。“仁”和“禮”強調大國不能欺壓和威脅小國，而應該對他們施之以禮。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若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也就是說，等級體系下的和平穩定不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仁”來維繫的，即強調“以德服人”。所以中央王朝的統治者常常推崇“懷柔遠人”“尚德抑武”的精神，就是希望用道德來表達自己的仁慈，最後達到感化外邦的目的。

二、“大一統”理念

“大一統”理念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最早倡導的政治學說之一，秦漢以來，被歷代封建帝王奉為對外行動實踐的理論指南。中國是世界的中心，人類文明的“最高代表”，周邊夷狄和遠方之國前來朝貢是理所當然的事，就如漢武帝的《泰山石刻文》所言：“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鹹來貢職。”

在天朝統治者的意識裡，天下一統、四海一家才是終極目標，展開來說，就是以中國為宗主、四夷為附屬的華夷一統。這種“大一統”理念反映到外交中就形成了朝貢制度。古代中國沒有“世界”的概念，只有“天下”的觀念，且中國人觀念中的“天下”主要侷限在現在的東亞地區。

從地理上說，這塊地區的確以中國為中心，中央王朝佔據著最肥沃廣闊的領土，東部和南部是大海，北邊是西伯利亞，西邊是茫茫草原戈壁，此外還有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脈的阻隔，其他國家的確散佈在中央王朝四周。整個“天下”都是以中國為中心展開的，其他國家都是“蠻荒之地”，或者是可有可無的“蕞爾小國”。

乾隆時期編制的《皇朝文獻通考》中這樣寫道：“中土居大地之中，瀛環四海，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人中國在自己的“天下”裡，維持了幾千年的“超級大國”地位。籠罩這個“天下”之上的國際體系，也被冠名為“朝貢體系”。

顧名思義，就是其他國家和民族都來朝拜中央王朝，向中央王朝貢獻方物。一言以蔽之，古代中國在處理對外關係時秉承“胸懷天下”的整體性原則，最終實現“世界大同”的目標。在這種具有“大一統”理念支配下的對外關係，只會產生君臨天下的一元世界秩序，即中國居天地之中心，以控制周邊的蠻荒之地與化外之國。

三、華夷之辨

“華夷之辨”，又稱為“夷夏之辨”，指的是對華夏與四夷的區辨，該思想是儒家外交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華夏自稱“中國”，周邊民族則屬於“四夷”，只有中國的君主有資格稱皇帝，周邊部族首領和小國君主最多隻能稱王，即使不受中央直接管轄，也要接受冊封。

這就形成了宗主國和蕃屬國的朝貢體系。“華夷之辨”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第一，天限華夷。“華夷之辨”首先是地理區域上的不同。古代將生活在中原地區的人稱為華人或者夏人，因此中原地區亦被稱為“華夏”；將生活在周邊地區的人稱為蠻夷，或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禮記·王制》言：“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中國和四夷從中心開始向邊緣擴展，最終形成一種“內中國而外夷狄”的差序格局。

其實，在歷代存留的世界地圖中這種華夏中心觀也隱約可見。在宋代的《華夷圖》中，長城以南中國的領土佔了全圖 90%的空間，四夷則僅僅以文字的形式鑲嵌在四角的空白處。無獨有偶，清代康熙年間開始，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經緯線等區域地圖也都參考“中國為世界中心”的編制規則。

成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的《皇輿全覽圖》最為典型，該圖測繪的詳細程度遠遠超過當時歐洲水平，繪製技術也更為精湛，但這種實測地圖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地理上的華夏中心觀。第二，以夏變夷。以夏變夷導致了文化上的“華夷之辨”。

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便開始從文化的角度去區別華夷。因為這一時期北方少數民族逐漸入主中原地區，從地理上劃分華夷先顯然已經失效，於是“合於華夏禮俗文明者為華，不合者為夷”成為新的判斷標準。

華夏民族發源於黃河中下游，為漢族祖先，文明發展程度高於四周的民族，因此華夏民族將自己的衣冠、禮儀等民族習慣看作是高層次的文明，而四周文明程度較低的地區則被視作蠻夷。

華夏民族注重衣冠、禮儀，《春秋左傳·正義》雲：“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故稱夏”，《尚書·正義》說：“冕服採裝曰華，大國曰夏”，《周易·繫辭下》也言，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在此“華夷之辨”不以地理區域為標準，而以文化禮義作量度，體現的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

以夏變夷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周邊國家接受中華文明，形成“小中華”思想，歷史上朝鮮就曾以“小中華”自居，北宋和契丹人建立的遼也都自稱“中國”。“華夷之辨”是中國古代對外關係的基本理論之一。

同時，這也成為中華文化中心論的濫觴，進而形成了對外格局裡中國居高臨下、傲視萬國的心態。這種心態慢慢演化成一種政治理念和國際外交秩序，即中原王朝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朝貢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