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光復會成員徐錫麟在安徽安慶策劃起義，他原本計劃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組織學生軍攻佔安慶軍械所，推翻清政府在安慶的統治，這個起義的時間，定在了8號恩銘出席乘巡警學堂畢業典禮時。

然而起義計劃遭遇叛徒告密，巡撫恩銘掌握了革命黨人名單，他故意將典禮提前到6號舉行。面對突生的變故，徐錫麟無奈之下只能將起義也改在6號進行。由於時間倉促，起義軍尚未到位，人手嚴重不足，在清軍的重重圍堵下，參與起義的革命黨人幾乎盡數覆滅。

徐錫麟被捕，面對嚴刑拷打他絲毫不屈服，最終壯烈犧牲。但是，清政府抓走了他的故交胡道南，胡道南則出賣了秋瑾，說她"私藏槍火"，此外，清廷還搜繳了一批徐、秋之間往來的信件，策劃安慶起義的罪名"坐實"，秋瑾就這樣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單"。

秋瑾參與安慶起義確實不假，數月來秋瑾奔走在杭、滬之間聯絡會黨，起義軍的編制是秋瑾親自核定的，起義的檄文也由秋瑾草擬，她是安慶起義的幕後英雄。

7月10日，秋瑾在報紙上看到徐錫麟失敗的訊息，她心如刀割，捧著報紙在屋內哭泣，為同志的犧牲而悲痛。秋瑾身邊人勸她趕快逃跑去上海的租界內避禍，但是她始終沒有走，只是安慰他人"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她不吃不喝，連夜燒燬了各類機要檔案，靜待官兵的到來。

13日，紹興知府貴福帶清兵包圍了大通學堂，秋瑾被拘捕。貴福忌憚秋瑾的社會影響力，又不願意讓她成為自己仕途上的汙點，在沒有確鑿供詞，沒有正式審判，沒有宣佈罪狀的情況下，就草率的奏請浙江巡撫張曾敭要求將秋瑾"就地正法"。

7月15日的清晨，秋瑾被殺害於紹興鬧市區的軒亭口刑場，年僅32歲，她的屍體足足在街頭曝晒數時。秋瑾之死激起民眾的憤怒，先是各方媒體紛紛發文替秋瑾鳴冤：《神州日報》連續釋出了與案件相關的各類函電、文告、政府通報，《時報》對秋瑾案的詳情做了全面報道，一連刊登數篇仁人義士撰寫的悼念秋瑾的文章，《申報》也發表了秋瑾生前好友為她撰寫的墓表。

而後民間也多有動作，上海復興社整理秋瑾生前寫的詩詞打算出版，《女子世界》的主編陳勤專門為秋瑾創辦了期刊，蕭山湘靈子將秋瑾的事蹟寫成劇本，要編排演出，《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樸還帶頭與數十名文士聯名奏電，竭力拒絕秋瑾案罪魁禍首之一的浙江巡撫張曾敭調任江蘇。

四方的質疑像潮水一般湧來："秋瑾沒有口供，按律例不應該殺沒有口供的人；軒亭口是殺強盜的地方，秋瑾不是強盜，不應該到那裡去殺，婦女只有剮刑和絞刑，秋瑾不應該用斬刑。"清政府面對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輿論危機，無論清朝官員拿出什麼狡辯的詭辭，始終無法服眾。

為什麼秋瑾的死能如此震動人心，讓江浙一帶的鄉紳、士人、學子、平民聯起手來反抗朝廷命官，這一切還要從"革命"二字說起，貫穿秋瑾一生的絕不是"烈士"這個略帶悲愴的稱呼，而是驚世駭俗的"革命者"，她為革命而生亦因革命而死，她的思想不僅超越了同時代的人更啟迪後來之人。

1875年11月8日，秋瑾出生於福建省雲霄縣城一個官宦人家，父親秋壽南，任湖南郴州知州，母親單氏出身浙江蕭山的名門望族，優渥的家庭條件讓秋瑾從小受到良好的教養。但這並不足以改變她的命運，和絕大多數封建家庭出生的女孩一樣，秋瑾註定會早早走進婚姻，承擔相夫教子的使命。

1896年，在父親做主下，秋瑾嫁給了湘潭富商"義源當鋪"掌櫃王黻臣的兒子王廷鈞為妻，王廷鈞一邊協助父親打理當鋪，一邊教書課業，秋瑾隨夫移居湘潭，新婚伊始，兩人相敬如賓，倒也算得上琴瑟和鳴。

秋瑾在婆家居住時，結識了湖湘女傑唐群英、葛健豪兩人，她們經常在一起賦詩談心，情同姐妹。唐群英是中國同盟會第一位女會員，葛健豪則以50歲高齡帶著一雙兒女赴法留學，三人行必有我師，這兩位優秀的女性好友不僅帶給秋瑾情感上的支援，更解放了她的思想。

結婚四年，王廷鈞仍然屢試不第，無奈之下，他花錢捐了個戶部主事的官，帶著秋瑾進京赴任。在北京生活的這段時間讓秋瑾真正有了"睜眼看中國"的機會，從小成長於小城的她來到了天子腳下，官場的黑暗墮落、洋人的耀武揚威、滿清貴族的糜爛跋扈都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廷鈞本來打算大展身手做一番事業，不幸的是，恰好趕上了八國聯軍侵華這樣的屈辱時刻，

洋人一來，連慈禧太后都跑了，王廷鈞的官自然也當不安生，他帶著秋瑾返回老家，直到1903年，才再次回京述職。

此時的秋瑾從思想和觀念上已經與王廷鈞產生分歧，她不再是一個拘泥於個人生活的小天

地家庭婦女，轉而開始關注民族與國家的危難，灑脫外向的秋瑾將思想的轉變完全表現在了言行上。秋瑾常常穿著一席英姿颯爽的男裝，梳西洋髮型，頭戴一頂鴨舌帽，手中提一根細手杖。

除此之外，她還隨身攜帶一把日本倭刀，與友人相聚，興起時就拔刀舞弄起來。她在北京居住時經常與好友吳芝瑛相伴，兩個人"無日不相見，見輒呼酒，不醉不散"甚是豪邁，不僅交換《蘭譜》結為姐妹，還共同發誓要"萬方多難，與四海同胞手足，競雄世紀新元。"

秋瑾的思想不斷解放，她與王廷鈞之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1903年中秋，王廷鈞讓秋瑾在家中做飯，言稱有客人要來，結果，他卻被朋友拉出去喝酒沒回家。秋瑾一怒之下就穿上男裝跑去戲院看戲，王廷鈞知道後，認為秋瑾的行為傷風敗俗、辱沒家門，就動手打了秋瑾，秋瑾遭遇家暴後直接離家住進了客棧，後來，經過好友的一番勸慰，才回到家中。

王廷鈞家暴是大錯特錯，但是，他本質上也只是一個懷抱保守封建思想的男性，他理解不了妻子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是什麼，認為女人就應該相夫教子、賢惠居家，而秋瑾早已接受了新思想的薰陶，她追求自立自強，渴望擁有獨立人格，兩個人思想觀念的差異使得他們之間的裂痕越來越深。

思想急遽蛻變的秋瑾希望接觸更為廣闊的天空，當時，日本發展的非常快，很多中中國人都前往日本去學習先進經驗，秋瑾受到啟發，決心東渡日本留學。王廷鈞雖然一開始多有反對，後來，他看秋瑾意志堅決，也只能放她東去。1904年，秋瑾進入東京日語講習所學習日語。

秋瑾在日本生活了兩年，這兩年是她一生中轉變最多、成長最快的兩年，她從一個思想上受到啟蒙的家庭婦女轉變為能身體力行的革命者。她在日本積極參與同鄉會、留學生會的活動，結識了很多進步青年和愛國志士，魯迅、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人都成了秋瑾的朋友。

除此之外，她還參與了各類婦女解放的社會活動，建立婦女團體，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呼籲興辦女學。她與陳擷芬建立支援婦女解放事業的共愛會；她接受孫中山的建議，與劉道一、王時澤共同創辦旨在宣傳時事、反抗清朝腐朽統治的《白話報》；她以筆名"鑑湖女俠"在雜誌上發表《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警告我同胞》，號召女性覺醒，爭取權利，參與救國運動。在日本的求學生涯，秋瑾將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革命救國的事業中，像蠟燭一樣燃燒著自己。

1905年春夏，她經人介紹先後加入了光復會和同盟會，從此，她與革命結下了更深的緣分。秋瑾本來打算在日本多呆一些時間，學習更多的知識，可是，1905年冬天，日本政府的一紙《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打亂了她的計劃。

清政府對於在日留學生的革命行動頗為頭疼，於是，在和日本政府協商後，同意由日本政府加強對中國留日學生的管理，這個規則要求定中國留學生進入日本各類學校就讀時，必須有清政府駐日公使的介紹信；中國留學生的宿舍也要受到日方的管束，如果留學生因為"性行不良"被退學後，就不能再次入學。

規則剛一頒佈，就受到了留學生的強烈反對，當時去日本留學的學生很多都是進步青年，這樣嚴苛的管束規則在他們眼中就是日本協助清政府鎮壓革命、限制學生自由的手段。秋瑾在日本結識的好友，同盟會成員陳天華為了抗議這一規則，直接在日本大森海灣跳海自殺，他死之後，革命黨人宋教仁與秋瑾在留學生會館中為陳天華舉行追悼會。為了實現陳天華遺志，秋瑾動員了數百名留學生與日本政府持續抗爭。

後來，抗爭無果，性格剛毅的秋瑾選擇退學回國，結束了她在日本的求學生涯。她離開日本，亦有經濟上的考慮，丈夫王廷鈞不支援秋瑾留學，自然也不會提供學費，秋瑾是自費去日本留學的，她的開支全部由自己辛苦籌措。可是後來，她發現王廷鈞不僅不提供資助竟然還暗中侵佔自己的財物。

秋瑾給哥哥秋譽章的信中說: "子芳（王廷鈞）之人，行為禽獸不若，人之無良，莫此為甚！ 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為彼纂取，此等人豈可以人格待之哉？""況一年之久，未通一函，聞早娶婦矣。"秋瑾赴日一年，王廷鈞連隻言片語都沒有，可見夫妻感情，近乎完全破裂，秋瑾甚至懷疑王廷鈞已經另娶他人。

抗議的無果和經濟上的拮据迫使秋瑾不得不回國，在兩年的留學生涯結束後，她從思想到言行已經煥然一新，婚姻無法挽回，她就投身於革命事業，為同盟會事務奔波。被家鄉人視為離經叛道，她就索性追求自我，弟弟秋宗章在老家見到她時，看見她穿著紫色白條棉和服，把髮髻盤在頭頂，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幾乎認不出她。

秋瑾回國後，在浙江湖州南潯鎮潯溪女校當過一段時間的老師。她剛來學校，就結識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女校長徐自華，兩人一見如故，很是投緣。秋瑾受到孫中山的影響，一心想要通過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她就將這樣的理念傳遞給了徐自華，在秋瑾的啟發下，徐自華不僅加入了同盟會，還全力以赴的支援秋瑾的事業。

秋瑾想辦一張《中國女報》來宣傳革命，但是她缺少經費，徐自華就與妹妹拿出了1500塊錢，讓秋瑾把報紙辦了起來。後來，秋瑾要回紹興策劃起義，沒有路費，徐自華二話不說就變賣了自己的首飾，兌換成30兩黃金贈給了秋瑾，以示支援。秋瑾拿到這筆錢，感動異常，她隨即取下自己頭上的翠釧回贈給徐自華，還囑託她，如果自己犧牲了，務必要將遺骨安葬在杭州西泠，兩個人都沒想到，這句話竟然一語成讖。

1906年冬天，秋瑾最後一次回夫家，她回去有兩個目的，一是爭取一些金錢用於革命，二是與夫家徹底脫離關係。根據《湘鄉史地常識》中的記載，秋瑾從公公王黻臣那裡拿到了兩千金，她宣告脫離關係時，"鄉里親友，莫不駭怪，認為瘋癲，而加以唾罵"。

但實際上，雖然感情破裂，但是秋瑾對於公婆、兒女依然真心誠意，秋瑾這樣做並非是出於自私，她立志革命後就擔心家人受株連，乾脆切斷聯絡以掩人耳目，畢竟，在清政府的鎮壓下，與革命黨人扯上關係，就別想有好下場。

告別夫家，秋瑾應徐錫麟的邀請前往浙江山陰的大通學堂，擔任督辦，這也是她生命的最後一站。在大通學堂，她踐行自己的革命理念，特別注意培養學生身體素質，安排軍事操練，要求學生統一著裝、統一作息，爬山、泅河、夜間行軍一樣都不少，在秋瑾的堅持下，大通學堂成為了地方上有名的新式學堂。

她不僅管理大通學堂的一切事物，還在學堂建立聯絡點，積極策劃反清起義，聯絡江浙一帶的會黨人事，籌措資金，購買武器，為徐錫麟的安慶起義做準備工作。安慶起義失敗，秋瑾也隨之犧牲，她死之後，屍身仍曝於紹興街頭，在清政府的嚴密監視下，無人敢為她收屍。

後來，徐自華按照秋瑾當年對自己的囑託，與秋瑾知交吳芝瑛、陳去病商議後，將秋瑾歸葬於西湖邊蘇堤春曉處一地，俠女秋瑾與美女蘇小小、節女鄭貞女三墳鼎足，往來憑弔者絡繹不絕，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秋瑾墓也遭清廷當局的忌憚，革命先驅秋瑾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秋瑾死後，他的丈夫王廷鈞像是突然醒悟了一般，這個在秋瑾眼中保守、迂腐，甚至暗中算計自己的男人如遭大故，他哀傷過度、身體日漸消瘦，不到兩年也撒手人寰。而兩人的一雙兒女，王沅德與秋燦芝在父母雙亡後也飽嘗人世間的艱辛。

幸運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那些在反抗清王朝腐朽統治中犧牲的英烈終得安息，那些為了婦女解放事業奮鬥過的前輩們也等到了希望的曙光。秋瑾的身上流淌著最天然的革命者的血液，她不畏強權、不怕犧牲、信念堅定、態度堅決，還帶著湖湘人特有的剛正質直、勇猛強悍的氣質，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秋瑾之後，再無秋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