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現代經濟增長過程，用學術理論來解釋，應該怎麼理解？——首先，我們要先知道，在對現代經濟增長曆程的研究中表明，國家參與能力是一國制度質量及其執行效力的集中體現，而制度在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考慮到當前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制度質量相對落後的困境，以及中國作為參與全球化後取得高速增長的典型國家。

本文在貿易開放和經濟增長的理論關係中引入制度質量，通過對中國省際層面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作為經濟增長的代理變量，以嘗試回答兩個關鍵問題：一，以貿易衡量的開放水平在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是否發揮了正向作用，二，制度質量在貿易開放-經濟增長關係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制度質量與現代經濟增長

在人類歷史發展中，一國能實現經濟持續增長是19世紀以後才出現的現象，當時由西方國家所引領的長期增長進程被納入到現代經濟增長的研究範疇。分析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特徵及其能夠持續的原因，對於正處於轉型期的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意義重大。

經濟學家對現代經濟增長推動因素的解釋主要有三種：首先是技術進步論，19世紀的經濟增長髮生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技術進步首當其衝地被認為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但這一理論卻無法回答技術進步是如何發生這一核心問題，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歐而非當時經濟上更為發達的中國，即“李約瑟之謎”。

第二種解釋強調經濟增長依賴於有效的制度安排，後者可以促進社會對人力資本和物資資本的投資，從而實現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但制度有效論並不能很好地解釋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許多邊緣國家在複製了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後未能實現預期的經濟增長，即為什麼有些社會能夠出現好的制度安排，其他社會卻不能。

第三種理論解釋實際上是制度有效論的延續和深化，在強調製度安排重要性的基礎之上，增加了對政治和經濟體制互動的考察，以此分析制度的演化過程及其對經濟增長髮揮作用的機理。

新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North et al.指出，對暴力行為的控制及規避推動了社會規則的誕生，這些由精英們共同商定的規則逐漸演化成為社會制度。而不同國家的差異化制度最終形成了不同類型的社會秩序，根據權力從屬方的不同可依次分為覓食型秩序、權力限制秩序以及權力開放秩序。

North等人認為權力開放秩序由於實行的是“非人格化規則”，即政治協議不再取決於那些擁有特權的壟斷集團，而是平等地對待每個個體，將會為一國開啟現代經濟增長進程。同樣強調政治和制度重要性的阿西莫格魯認為，在理解國家經濟增長軌跡時，那些支撐一國做出某種經濟選擇的社會和政治基礎是極為關鍵的，制度的選擇在根本上即是政治的選擇。

因而在那本著名的新制度經濟學暢銷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反覆強調是一個國家所推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了該國的經濟績效，並提出一國可選擇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分別有包容性和攫取性，幾乎所有的國家在建立包容性制度之間。

所謂包容性制度，在政治層面上表現為權力廣泛分佈於社會之中，民眾有自由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在經濟層面上則強調自由競爭和產權保護，無壁壘的行業進入和公正的法制體系。

任何一國都可能有四種不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組合，而兩種制度類型相同的國家往往較為穩定，包容性政治制度配以包容性經濟制度是一國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如果一國有著攫取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包容性的經濟制度，那麼權力集中和經濟開放之間的矛盾，最終會導致該國要麼經濟體系趨於封閉，要麼政治權力分佈變得廣泛。

然而，儘管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指出國家增長失敗的根源在於採取了攫取性制度，但卻未能系統性地解釋如何實現從攫取性到包容性的制度跨越。

兩位學者提出了“制度漂移”理論，指出制度的發展歷程就像是水面上冰塊的漂移軌跡，會受許多偶然因素的影響，兩個原本制度類型相同的國家可能會因為各種意外事件而出現制度分化。但制度漂移理論由於放大了制度形成過程中的偶然性和不可控因素，無法為落後國家建設包容性制度提供有效的現實路徑。

此外，考慮到包容性制度只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從這些意義上說，阿西莫格魯找到了國家增長失敗的根源，卻沒能找到一國擺脫落後的途徑。

貿易開放-經濟增長關係中的制度質量

對兩輪經濟全球化的回顧可以發現，工業體系的發展及其製成品跨境貿易的增加是促成一國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那些成功擴大製成品出口、削減關稅壁壘的國家，在提高生產效率以及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往往都獲得了回報，以貿易規模衡量的開放水平似乎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但也有學者認為那些支持貿易可以促進增長的研究缺乏經驗基礎的支撐，貿易開放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尚無定論，甚至兩者之間的正向作用只是一種統計學上的偶然現象。

考慮到20世紀90年代許多國家的貿易改革才剛剛啟動，政策調整尚未顯現出經濟回報，全球化的持續發展為貿易和增長關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經驗和證據，現有的研究大多認同自由貿易有利於經濟增長。

20世紀中期以來，由於國家之間發展水平逐漸分化，解釋經濟增長差異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東亞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了貿易開放成為繼儲蓄率、資本產出比以及技術進步等因素後又一重要的研究對象。

事實上，國際貿易對於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從思想起源上最早可追溯至重商主義時期，但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對兩者的理論關係的構建才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系統的研究領域。

貿易對經濟增長的研究

有關貿易對增長促進作用的研究大致可以歸納為“核心-擴展”結構：一是核心部分，分析貿易對經濟增長的直接促進作用，即國際貿易通過什麼機理影響到了經濟增長進程。二是擴展後的研究框架，將那些會影響貿易-經濟增長路徑的外部因素，包括一國的制度質量、競爭優勢、市場規模以及要素市場等等變量納入到研究範疇中。

在核心部分的研究中，早期研究主要關注的是貿易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效應，通過擴大國外市場對國內產品的需求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通過GDP核算恆等式計算的哈羅德貿易乘數，但有關貿易乘數的研究及其理論演進並沒有脫離“出口創造需求，進口抑制增長”的基本論點。

20世紀60年代以後，貿易-經濟增長的路徑研究主要是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實現的，側重於分析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Grossman和Helpman、David和Loewy以及Feenstra等許多學者開始強調進口的作用，認為進口對一國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有積極影響，貿易可以通過技術外溢促進經濟長期增長。

在確定了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基本關係後，許多學者開始擴展研究視域，關注那些影響貿易開放-經濟增長路徑的外部因素，包括制度質量、競爭優勢、市場規模以及要素市場等內容。本文所關注的，正是一國的制度水平對於國際貿易發揮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何影響。由於制度的量化研究也只是在最近十幾年才逐漸興起，因而有關制度影響貿易開放-經濟增長關係的理論研究還相對較少。

在有關制度的渠道效應文獻中，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表現出一定的相似性以及差異化特徵。Hadhek和Mrad分析了OECD國家增長路徑後發現，制度質量在一國貿易開放和經濟增長的關係中起決定性作用，制度水平越高的經濟體傾向於實行更加開放的經濟政策，由此會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

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表明，貿易自由化政策放大了制度建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制度水平的提升結合貿易開放政策可以為欠發達國家帶來可觀的經濟回報。當對象國的收入水平進一步降低，研究結論出現了一些變化。

Akpan和Atan針對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國家的實證分析顯示，不加以制度保障的貿易往來對SSA國家的增長績效有顯著的負面影響，然而一旦將貿易自由化和制度建設相結合，開放政策就會促進經濟增長。作者證實了貿易開放對增長的影響程度取決於國內製度質量，涉及腐敗控制、政府效率和法治發展等議題。

在針對中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進程的研究中，文東偉得出了和Beverelli等人相似的結論，改革開放之前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並不明顯，改革開放貿易的增長效應逐漸顯現，只有當貿易開放和經濟領域的制度變遷同時發揮作用，地區經濟發展才會取得顯著成效。

結語

總得來說，目前有關制度質量在貿易開放-經濟增長關係中作用的研究相對有限，已有的結果大多強調製度的正向渠道效應，與理論預期結果一致，即制度質量的提升可以增強貿易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