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歷仕諸王與詩歌創作的關係，給南朝文學發展造成了什麼影響？——首先，我們要知道，南朝詩人，鮑照從元嘉十二年冬到元嘉二十一年正月，一直在臨川王劉義慶的幕府，任臨川王劉義慶的國侍郎、國常侍，跟隨劉義慶從荊州江陵到江州尋陽，再到南兗州廣陵；劉義慶卒於建康後，元嘉二十二年春，又為徐州刺史衡陽王劉義季闢，隨劉義季到彭城。
劉義季卒後，元嘉二十四年八月，又為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浚所闢，任職國侍郎，隨始興王劉浚出鎮建康、京口、廣陵；大明五年，在吳興入臨海王劉子頊幕，大明六年，臨海王子頊為荊州刺史，鮑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赴任荊州，泰始二年八月，鮑照捲入臨海王劉子頊和晉安王劉子勳反對宋明帝劉彧的戰亂中，為亂兵所害。
鮑照從元嘉十二年出仕，到泰始二年為亂兵所殺，仕宦三十餘年，前後二十餘年輾轉於臨川王劉義慶、衡陽王劉義季、始興王劉浚、臨海王劉子頊四位諸王的幕府，孝建、大明年間又在宋孝武帝身邊擔任過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
也就是說，鮑照仕途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擔任諸王幕僚和皇室秘書工作，這種工作的性質使得劉宋皇帝、宗室對其創作不可避免地產生著影響。
劉宋諸王的審美趣味
鮑照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輾轉於劉宋諸王幕府之間，文集之中有大量詩文與劉宋諸王有關，如跟隨諸王出行而創作的行旅詩《還都道中三首》《上尋陽還都道中》《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還都口號》《從臨海王上荊初發新渚》，山水詩《登廬山》《登廬山望石門》《從登山香爐峰》《從拜陵登京峴》《從過舊宮》，還有一些奉教之作如《代白紵舞歌辭》四首、《蒜山被始興王命作》。
鮑照在詩歌創作上有兩個特點，一是創作了一些七言樂府詩，開風氣之先；二是學習民歌，創作了二十五首吳歌西曲。因此，從更深層次考察劉宋諸王對於以吳歌西曲和樂府舞曲為代表的民間流行音樂的喜愛對鮑照詩歌創作的影響，很有意義。
眾所周知，劉裕出身於彭城綏輿裡劉氏，東晉時期屬於尚武的次等士族。相較於東晉時期的文化士族，劉宋皇室的文化素養較低淺，趣味較為鄙俗。
鮑照創作吳歌西曲的關係
鮑照一生三次獻詩頌，其中鮑照獻給孝武帝的《中興歌》十首，是鮑照仕途的一次重大轉折，自此鮑照由鬱郁不得志的王國侍郎，轉為京畿大縣的縣令，進而遷為太學博士，中書舍人。鮑照創作《中興歌》的政治目的，既是為了歌功頌德，也是為了強化朝廷的中心地位，表明朝廷在禮樂文化上，遠遠超越了地方上的方鎮諸王。
地方上有《壽陽樂》和《襄陽樂》，中央朝廷就創作《中興歌》，朝廷和地方要在這個方面進行比較，分出優劣，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吳歌西曲在當時的重要地位。
鮑照選用《中興歌》這樣的形式進行創作，而不是常見的典雅的詩歌，或者如其元嘉年間獻給宋文帝的頌，說明孝武帝是非常喜歡吳歌這種形式的歌詩的。鮑照和湯惠休歷來被認為是同一派的詩人，論者多以“休鮑”並稱，《南齊書·文學傳》雲：“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鹹亦標世”。
湯惠休能夠躋身仕途，也是緣於孝武帝對其詩才的欣賞。《宋書·徐湛之傳》記載：“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
徐湛之死於元嘉三十年的元兇之亂中，徐湛之對於湯惠休文采的欣賞，給湯惠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湯惠休能出仕做官，完全出於孝武帝對於其綺豔辭采的賞識。湯惠休今存詩十一首，《楚明妃曲》是用典雅的四言寫成的，一首《贈鮑侍郎》是五言八句的古詩。
其餘詩篇都是用樂府或者民歌形式進行創作的，《怨詩行》是五言樂府，《白紵歌》三首和《秋思引》都是七言詩，《江南思》和《楊花曲》三首都是民歌的形式。
湯惠休的成就雖不足與鮑照相頡頏，但他鮮明的特點，恰恰集中反映了兩人的共同特色，就是喜歡創作樂府詩和民歌。可見，這兩人在孝建年間得到重用並不是偶然的，鮑照、湯惠休的例子說明孝武帝對於創作吳歌西曲的詩人，確實青睞有加。
李延壽《南史·王儉傳》：“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劉勰《文心雕龍》：“孝武多才，英採雲構”。劉駿熱衷文學創作，對於詩才突出者，不吝以官爵賞之，孝建、大明年間，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文學集團。以孝武帝為中心的宮廷文學集團的宗尚是什麼呢？我認為，大力創作吳歌、西曲這些民歌，正是這個宮廷文學集團的主要追求之一。
《南齊書·蕭惠基傳》記載：“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王雲熙指出，“從《蕭惠基傳》更可看到，劉宋孝武帝大明年間是清商新聲全面取代清商舊曲的一個關鍵階段，這時正是西曲大大發展繁榮、與吳聲共同昌盛之時。”
劉駿及其周圍的文士將原來在民間和宗室諸王幕府之中廣泛流傳的民歌，帶進宮廷，讓其進入樂府，進入主流文壇。鮑照和湯惠休仕途這兩個在孝建年間得到起用的詩人，無疑反映了這種詩壇新風，即將吳歌、西曲創作帶進主流文壇。而鮑照、湯惠休這一派詩人和顏延之在孝建年間的文壇上發生了論辯，正是這種詩風嬗變在文壇上的反映。
《南史·顏延之傳》記載：“延之嘗問鮑照已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公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詩品》記載：“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顏延之是當時的詩壇大家，詩風凝鍊規整，喜用典故，堆砌辭藻，代表的正是典雅的五言古詩，因此鮑照認為顏延之的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湯惠休認為顏延之的詩如“錯彩鏤金”。從鮑照和湯惠休的評價來看，他們更為推崇謝靈運如芙蓉出水，自然可愛的詩風，而吳歌、西曲的特點也正是清新自然。
顏延之也鄙薄湯惠休、鮑照的詩風，《南史·顏延之傳》記載：“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製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顏延之鄙薄湯惠休，認為他創作的都是“委巷中歌謠”，過於俚俗，這恰恰正是鮑照、湯惠休二人在孝建、大明文壇上“新變”的一面。
《詩品》還記載了羊曜璠的評論，雲：“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羊曜璠，即羊璿之，早年與謝惠連、何長瑜、荀雍，並稱為謝靈運四友，羊曜璠認為是顏延之忌憚這種“新變”的詩風，因此貶低鮑照、湯惠休為“委巷中歌謠”。
劉宋皇室的影響
這也說明了在當時的詩壇上，在劉宋皇室的影響下，文人創作吳歌、西曲已經蔚然成風。鮑照一生對於仕途有著強烈的進取心，自然會迎合宋孝武帝和劉宋諸王的喜好。孝武帝集中有《夜聽妓詩》《秋夜詩》《詠史詩》，鮑照集中也有同題的《夜聽妓詩》二首、《秋夜詩》二首、《詠史詩》。
以孝武帝劉駿為代表的皇室對於吳歌西曲的喜歡，無疑會影響鮑照對於吳歌西曲的學習和創作，所以鮑照集中除了進獻給孝武帝的《中興歌》十首，還有《吳歌》三首、《採菱歌》七首、和《幽蘭》五首。鮑照的《吳歌》三首寫女子在卻月戍樓遠望情人所在的方向，以所見長江流水的浩蕩無涯比喻自己淚流之多和相思之深，是南朝民歌中最為常見的思戀主題。
《採菱歌》七首是一組西曲，梁武帝改西曲製作了《江南弄》七曲，其中就有《採蓮曲》和《採菱曲》。採菱是江南地區的風俗，這七首《採菱歌》只有兩首是描寫美麗的景色和採菱的樂趣，剩餘五首都是借景抒情，尤其是最後三首感情更為低落，充斥著美人遲暮，無人重用的悲涼。
曹道衡《鮑照幾篇詩文的寫作時間》認為：“鮑照這七首詩，確係‘感事而作’，他的‘感事’即有感於劉劭、劉浚的密謀”。
結語
總的來說，從詩中的滿腹牢騷看，這是很有可能的，這組詩歌充滿著仕途失意之悲，反映了鮑照學習西曲，並能將這種創作和抒發自己的感情融合起來。劉宋皇室對於吳歌西曲的創作和欣賞，是鮑照積極接受這種新興文學的重要因素之一。鮑照最終創作了二十五首吳歌西曲，使吳歌西曲這種民間文學的創作漸趨文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