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朱元璋第一次大封功臣，在分封的同時又賜給了公、侯們免死鐵券。但沒過幾年，這些功臣們幾乎被朱元璋屠戮殆盡，他們手上的免死鐵券似乎也沒有起到“免死”的特權。

那麼朱元璋既然賜給功臣們免死鐵券，為何後來又出爾反爾，將他們逐一誅殺呢？其實這是朱元璋很早就埋下了一個伏筆，他鑄免死鐵券時，就在上面刻上了一句不經意的話，而就是這句不經意的話，讓他後來大開殺戒有了理由。

皇權與功臣是對不可調和的矛盾

《漢書》中就記載了韓信的一句至理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這是說劉邦在建立漢朝政權後剪除異姓諸侯王、殺戮功臣的事。

自古以來，開國皇帝與功臣同患難易，共富貴難。在創業階段，那些跟隨皇帝一起打天下的人，都是同鄉兄弟，大家出身資歷都差不多，甚至在創業過程中，功臣們比皇帝流血更多犧牲更大。

以朱元璋而言，徐達、湯和的情況就是如此。然而大功告成之際，朱元璋南面稱王，徐達、湯和折腰做了臣。這樣一來，矛盾就出來了，江山是大家打下來的，你朱元璋既然當了皇帝，那就不能虧了我們這幫老兄弟。

大明建國初期，老朱與功臣們也度過了一段蜜月期，可時間不長，雙方感情就破裂了。老朱頒給功臣們的免死鐵券還閃閃發光，卻依然救不了他們的命。

皇帝與功臣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皇帝怕功臣手中擁有的權力危及皇權；而功臣又怕皇帝翻臉不認人。這種互相設防、互不信任的狀態，最終只能讓皇帝痛下殺手。

歷史上凡是開國皇帝和功臣，大多逃不出這個怪圈。唯獨宋太祖趙匡胤用了非常高明的“杯酒釋兵權”的高明方法。他用高官厚祿把功臣們手中的兵權給買了過來，這樣也就等於換取了功臣危及皇權的權力。

杯酒釋兵權是解決皇帝與功臣矛盾的最佳方法，但卻又是難以複製的。畢竟趙匡胤與劉邦、朱元璋不同，黃橋兵變黃袍加身是一個比較突然的舉動，期間沒有經過數年或十數年的征伐，功臣們也僅僅是擁戴之功。

作為強勢的皇帝，趙匡胤不僅有用人識人的才能，還有寬廣的胸懷，以及玩轉權力的智慧。僅就這一點而言，他比劉邦、朱元璋更勝一籌。

免死鐵券上一句不經意的話

朱元璋登基後，可謂煞費苦心，他既要公正地封賞功臣，頒賜他們免死鐵券，又要貌似合理地消除對皇權的潛在威脅。同時又有避免天下人嘲諷他言而無信。

所以老朱在頒賜免死鐵券時，就刻上了“除謀逆不宥，爾免二死，子免一死。”老朱為功臣免死設下了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如果有人謀反，一律不得免死。湊巧的是，在後來兩次大規模屠戮功臣時，他們的罪名都是“謀反”。既然是謀反，那就不能怨老朱出爾反爾、言而無信了。

朱元璋屠殺功臣與劉邦的情況不同，劉邦是因為異姓諸侯王反叛而不得不出手，多少還有一些自衛的意思在裡面。而朱元璋則是純粹了消除皇權的威脅，以莫須有之罪名屠殺功臣。

朱元璋屠殺功臣，也不僅僅是出於對皇權的自衛。事實上，如果僅僅是為了維護皇權的高度集中，他還犯不著對昔日的兄弟舉起屠刀，因為以老朱之強勢，這些拱功臣們對他構不成實質性的威脅。

對此明史專家吳晗先生有一段評價可謂是鞭辟入裡，他說：

“這一批並肩作戰、驍悍不馴的將軍們，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勢力，有社會名望，主意多，要是自己一嚥氣，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麼對付得了？到了太子死後，太孫不但年輕，還比他父親更不中用，成天與腐儒們讀古書，講三王的道理，斷不是制馭梟雄的角色。他要替兒孫斬除荊棘，要保證自己死後安心，便有目的地大動殺手，犯法的殺，不犯法的也殺；無理的殺，有理的也殺。”

朱元璋為了清洗功臣前前後後持續了十多年，遭到誅殺的功臣以及家屬族人有數萬人之多。儘管朱元璋最終是為兒孫起到了“拔刺”的效果，但也自己留下了壞名聲。

其實，朱元璋在清洗功臣的過程中也很迷惑，他甚至分不清哪些人是忠臣，哪些人是奸臣。正是在自己無法辨別忠奸的情況下，他採取了寧可錯殺三千也不放過一個的原則。

已經殺得興起的朱元璋，幾乎喪失了理智，在他看來功臣有沒有造反並不重要，關鍵是這些功臣有能力造反。故而只要他們活著，不管有沒有造反，就必須要徹底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