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朝園林發展的時代背景

元朝雖歷史短暫，卻湧現出了許多優秀的園林作品，對兩宋至明清園林的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在中國造園史上具有深刻意義。元朝多元文化之間的交融、碰撞，為這一時期的造園藝術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從而形成了不同與其他朝代的顯著風格特徵。

蒙古人在統治中原地區的過程中，除不斷吸納以漢民族為主的中原文化外，還將來自漠北的草原文化以及西域與中亞文化等帶入漠南漢地。園林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同樣也受到這一時期社會發展的影響。因此，結合這一時期重要的歷史事件，互相映襯，追溯元朝園林發展的時代背景是瞭解元朝園林的關鍵要素。

1、多民族統一王朝的建立

公元1259年，蒙哥汗在親征南宋途中去世，隨後其弟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最終掌管漠南漢地軍國事物的忽必烈取勝。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位開平（今內蒙正藍旗境內），建立年號為中統。

蒙哥汗之死，加速了蒙古汗國與四大汗國之間的分裂，在名義上擁有大汗之位的忽必烈，實則控制區域只限於北半部中國、蒙古草原以及今新疆的東部與南部地區。

由於忽必烈對版圖勢力的考慮，因此元王朝將統治重心從漠北草原轉移到了漠南地區，通過封建專制王權的建立及滅亡南宋，最終於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完成全國統一。

2、採行漢法

忽必烈能夠在與阿里不哥的汗位之爭中獲勝，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在中原地區的漢人力量。早在忽必烈出任漢地軍事要職之前，便與中原漢族儒士往來密切，如著名理學家姚樞、竇默等。

隨後忽必烈駐紮漠南地區，因崇儒攬士開創了有名的“金蓮川幕府”，這一舉措招致了部分蒙古守舊貴族的不滿，由此引發與蒙哥汗的矛盾。

對於漢法，忽必烈一直採取積極的態度，這一點與蒙哥汗迥然不同，是蒙古貴族改革派的領軍人物。因此，在他建立元王朝之初，便開始採行漢法，這對元初園林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

3、商貿興盛

元朝完成大一統之後，忽必烈對商貿採取了積極推動的政策，如解除貿易禁令、統一貨幣和度量、開鑿運河等。早在元朝建立之初，忽必烈為了繁榮上都的經濟曾下令“上都商稅，酒醋諸課毋徵”。由此可見，忽必烈對商貿的重視程度非同一般。

隨著元廷對商貿的進一步推動，全國掀起了一股經商的風潮，從皇室成員、達官貴人到平民百姓，都爭相參與到商業活動中。“重商”之勢逐漸形成，並出現了一批官商一體的士大夫，如阿哈馬、姚仲實等。

元朝商業的繁榮，同時也建立在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基礎上。起初，元廷考慮到政治與軍事上的需要，在全國範圍內設立驛站，分馬站與水站。驛站政策的實施，加強了各地區之間經濟與文化的頻繁聯繫。這一時期，除陸上交通發達之外，海運也極為蓬勃，並對南北經濟的往來起到了關鍵作用。

海運和河運的發展，帶動了商業城市的迅速成長，除了一些舊有的城市之外，一批新的商業城市也隨即出現，如臨清、崑山、松江等，這些城市也成為了江南私園的主要分佈地。

二、園林發展沿革

元朝園林是兩宋園林的傳承與發展，尤為受到宋代私家園林“文人化”的影響。文人園最初形成於魏晉南北朝，興起於唐代。到了兩宋時期，已逐漸成為主流園林影響著皇家園林與寺觀園林的發展。

與前幾代文人園相比較，宋代文人園更加突出園主對生活的美好寄託。在造園手法上重視對意境的表達，趨於簡約式寫意的藝術風格。景物詩詞化的寓意及園林“壺中天地”的歸隱思想，是兩宋文人在造園藝術上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在歸隱的態度上，元朝文人與兩宋文人具有較大差異：前者是毫無希望的純粹歸隱，後者則為社會憂患意識下的逃避式歸隱。這一觀念轉變，對元朝文人造園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從江南私園個案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文人在遭受傳統仕途之路毀滅的重創之後，試圖在園林天地中重塑昔日文人的光輝，如蘇州張適樂圃林館之復古思潮的追溯。

除了影響這一時期文人私園外，官宦與商賈私園也趨於“文人化”的特質，如私園雅集活動的盛行，也可以視為對兩宋造園的延續。可以說，兩宋園林的“畫化”與“詩化”為元朝園林寫意風格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此外，元大都的園林建設受遼金造園影響頗為深刻，如金章宗時期皇家園林的選址佈局。根據史料可以得出，元大都的園林興建與金代造園活動具有密切聯繫。這可能與兩個朝代的統治民族均來自北方草原有很大關係：相似的遊牧文化影響下，對居住空間的擇址觀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而且這一地區很多園林的建設是依託金代造園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元大都是以金代離宮大寧宮為中心展開的都城設計；大都壽安山寺是在金代五華觀的基礎上所建造而成；金代蓮花池水系的開發為元大都南城私園的興建提供了必要的水環境；下馬飛放泊自遼金以來一直是皇家獵遊的場所等。

三、元朝園林變遷

1、心凝形釋的初期（公元1271-1295）

對於元朝園林而言，元世祖忽必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忽必烈王朝對中原文化的高度包容，使元朝初期（公元1271-1295）的造園活動並沒有受朝代更迭的重創，反而呈現出了蓬勃發展的勢頭，可視為元朝園林最關鍵的發展階段。

根據史料，元朝的皇家園林均在此階段所建。從元上都的北苑到元大都的北御苑、太液池與兩島、隆福宮西御苑的營建中，可以看出草原民族逐漸汲取中原造園文化的過程，但這種汲取是在保留自身文化的基礎上進行的更進一步發展。

與其他少數民族所統治的朝代相比，元朝皇家園林具有顯著的北方遊牧民族之粗獷風格，體現在園林的擇址觀、空間佈局觀等方面。

對此，後人多認為有以下幾點原因：

1、元朝初期的經濟雖然經歷了較多戰爭的破壞，但蒙古汗國時期西征所獲得的大筆財富難以保證這一階段城池建設的基本開支。

2、忽必烈是元朝的開國之君，同時也是蒙古貴族改革派的領軍人物。為了鞏固其在中原的統治地位，忽必烈展開了仿效歷代中原帝王營造園池的活動此外，元大都地區私園的建設也較為活躍。

通常，園主人以畏兀兒族官員廉希憲為代表的官宦群體為主。廉希憲自小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且篤信儒學，這為其造園鋪築了堅實的思想根源。雖然這一時期文人的社會地位低下，但元廷對儒學的崇拜，使得大量文人墨客與朝廷官員間的往來較為密切。

因此，與江南地區私園的樸素所不同，這一地區的私園在“文人化”的基礎上，添加了幾分“官僚”氣息。

綜上，這一階段的園林發展，可謂是廣泛融合了多種民族文化意識的造園藝術表達。

2、極盛發展的中期（公元1295-1345）

元朝經濟在建國之初，經歷幾次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後，受到了較大的影響。忽必烈為了振興經濟，從元初便開展了一系列恢復經濟的舉措，如廣興農業、扶持商業等。直到元朝中期南北大運河的連通，使元朝的經濟發展進入了鼎盛時期。

南方豐富的物資，通過運河輸往元大都內，並加強了南北之間文化藝術的交流。同時，這也象徵著全國經濟中心逐漸向江南地區的轉移。這一轉變，為元朝中期園林的發展做好了經濟鋪墊，從而使其進入了極盛發展階段，主要體現在多種園林類型的廣泛發展。

隨著元朝財富的積累，加之鞏固政權的需要，北方地區以元大都為代表大力開展了新建佛寺的活動，無論是財力或是人力上的投入，都屬歷代之罕見，如大都大承天護聖寺、大都壽安山寺的建設等。這些皇家佛寺的建設，同時帶動了周邊公共園林的興起，即佛寺園林的“公共化”。

此外，南北漕運的繁榮，也促進了城內漕運碼頭公共空間的發展。南方地區的造園活動以江南為代表，尤其沿海城市漕運、海運的發達，帶動了這一帶私家園林的發展。元朝對文化的兼容幷蓄政策，對江南地區的私家園林、書院等的建設具有積極的推動意義。

雖然元中期江南私園的建造數量遠不如元末時期之多，但此階段為元末江南私園的興盛做好了夯實的基礎，對其進一步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3、轉瞬即逝的末期（公元1345-1368）

從元順帝初年（公元1345）開始，元朝政府日益腐朽，加之民族壓迫政策的實施，促使民族階級矛盾愈演愈烈。直到元末社會總危機呈現山雨欲來之勢，元廷在軍政、財力等各方面均面臨了崩盤。

最終，元朝爆發了以南方為代表的大規模人民起義，並切斷了元大都的經濟命脈一一南北運河。因此，這一階段在元朝園林史上呈現出了南北割裂的局面，即北方的造園活動進入了停滯期，而南方的造園則未受太多的影響。

從造園數量的統計來看，這一階段為江南地區造園的的高峰期。元朝中期海運、漕運的興盛，為造園活動的開展提供了經濟基礎。加之元末其他地區遭受戰亂之苦時，江南地區則相對安定，且有較高的造園水準，如這一時期所建造的蘇州獅子林、崑崙顧德輝玉山草堂、無錫倪瓚的清秘閣等園林最為盛名，並對後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詩同與書畫的相互滲透、相江融合，帶來元元朝藝術上的較高造詣。同時，元朝寫意山水畫的進一步發展，將元朝的造園藝術帶入了一個新的高點，即園林寫意風格的確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元末四大畫家之一的倪瓚。

他在造園時，將自身逸筆草草、不求形似的畫風帶入了園林所營造的意境中。可以說，這一吋期文人士大夫的審美風尚主導了造園的藝術風格。但在經歷短暫的繁榮發展後，隨著朝代的毀滅，江南興盛的造園活動也戛然而止。就整體而言，元末的造園是轉瞬即逝的。

結尾

縱觀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無論是金代金章宗時期，還是是清代諸帝王的統治時期，從造園風格上看，極少有少數民族園林的特點。而在元朝短短的幾十年間，在多種文化融會合流的基礎上，造園藝術呈現出多元共生的格局。

並且，元朝多民族大統一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多種文化之間的融匯合流，同時也影響著這一時期造園思想的多元化，使其呈現出共生互映的局面，多種造園思想能夠並存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