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特別是北宋，是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提起宋代，人們總喜歡稱其為“富宋”。但實際上，在宋太宗時期，大宋並沒有多少財富。

那時候的宋軍，每年都要和遼國開戰，王小波和李順兩人也在其中，可謂是內憂外患。尤其是與遼一役，極大地打擊了宋朝的經濟，不僅切斷了與中原的聯繫，更重要的是，兩個國家都在爭奪幽雲十六洲，這讓大宋的河北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糧食產地。

按宋朝的呂蒙正所言，“朕親眼看到，京城之外，餓死無數。”汴京周圍，到處都是這樣的景象，更別說別的了。

就算是宋朝最好的官員，在宋初也不是很高，至少比起盛唐時期要少很多。

最清楚的例子就是宋真宗初期，有官員上疏稱，朝廷的薪金與唐代相比：“衣食無著”，請皇上加薪！

幸虧宋真宗收到了這種上書，信心大增：“薪俸低，待遇差，本官再加。”

宋真宗之所以有這麼大的魄力，主要是因為他有一個很有本事的父親，宋太宗趙光義在朝中賺了一大筆，留給他的財產也很多。

宋太宗在大陸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居然還派人到國外採購貨物？

宋太宗是如何讓一個一貧如洗，一貧如洗，突然變成了一個土豪？

他竟然想到了出國消費的辦法。

雍熙四年，宋太宗下令：“派八名內侍衛，送去海南，博買香藥，犀牙，珍珠，龍腦”。通俗點說，就是他讓人在國外買了很多奢侈品牌。

這也太不合情理了吧，現在國家那麼窮，你卻不顧百姓的痛苦，讓他們花那麼多錢，給你的生活添磚加瓦。

難道宋太宗真的只是為了一己之私？肯定沒有。

他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放出“市場信息”，讓其他國家的商人來這裡擺地攤。

安史之變之後，陸上的絲路一直處在動盪的時期，而海上的絲路，則是欣欣向榮。經歷“玄、肅、代、德、順、憲”六代的賈耽，在其《廣州通海夷道》中記載了由廣州至東非的一條航路。可以說，自唐代中葉以來，中國沿海商路的“通海夷道”就成為了一條興盛的商路。

即使是五代“太監王朝”，號稱“太監王朝”的南漢，在五代的時候，也是風生水起，在宋滅亡的時候，南漢的官員和軍人，就是從宮中“拐”出了十多艘珍奇異寶。儘管如此，宋軍還是從南漢搜刮到了大量的財物，即便是南漢皇宮被摧毀，宋軍也從瓦礫中挖出46罐珍貴的明珠。如此龐大的身家，讓趙匡胤大吃一驚，甚至用“奢靡亡國”來形容南漢。

因此，在南宋滅亡了南朝以後，開始在廣州設立了商號，致力於開拓國外的商業。但問題在於，常年的戰爭，讓海洋的商業變得非常的冷清。

宋太宗不得不花重金，到國外大甩賣，就是要傳遞一個消息：大宋已經安定，大宋也是受人追捧的地方！

宋朝應該把“海上絲綢之路”換成“瓷器之路”

所以，在大宋國“擺攤”能得到多少利益？當然，最大的收穫，就是國庫的收益。

雖然是請他們來做生意，但宋國的商號管理體系，卻是前所未有的完善，各種貿易、稅收和特殊的貿易體系，都是非常完善和嚴密的，所以，如果有很多人來這裡，單憑“禁榷”與“博買”的方式，就能讓大宋賺到足夠的銀子。

趙光義自然明白，不管多麼好的計劃，都要有人來實施。因此，他對挑選市舶司的工作非常看重。任何一位廣州市的使節，都要有三位以上的官員共同提名，由三位大臣共同提名，再由樞密院選出，再由樞密院選出，再由“三年內，為人正直，品行端正，沒有任何過錯，由轉運使和副使奏，也該賞賜。”

廣州市舶司成立以後，北宋相繼設立七個杭州、泉州、鎮江的城市，將“廣州模式”推向了四面八方，並以此來賺取外快。

泉州市水府志

起初市的使節是廣州的官員擔任的，到了現在，已經成為了全職官員，市府也從地方政府中分離出來，自成一體。可以說，任何對城市經營和發展有利的事情，都會竭盡全力。

而這，就是要在國外建立一個“擺攤”的氛圍，讓這些外國商人安心，大宋皇朝也算是下了血本！

不過，只要有足夠的精力，就一定會有好的結果。

首先，這次的交易規模要比唐朝要大得多，有記載的帝國有六十多個，幾乎遍佈整個大陸。

隨著他的生意越來越好，趙光義一心想要擺地攤，一個數據就足夠了。在宋朝，進口與財政收入的比例居然能達到1:5。而在中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國家，這樣的人口數量堪稱一個奇蹟。

可以說，光是進口和進口的稅收，就為大宋帝國賺取了一筆不菲的財富。

而且，來自國外的商人也在不斷地向中國走私商品。

實際上，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朝，就可以稱之為“瓷器之路”了。由於宋代船隻經過的地方，還有與宋有生意關係的各國和地區，都有大批的陶瓷產品，從日本，東南亞，印度，波斯灣，西亞，非洲，埃及，這些阿拉伯王朝的王室，都以收集中國的陶瓷而自豪。

據目前所知，日本福岡、沙撈越、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國家均有大量的宋瓷器碎片。即使是現在，也有一些國外的研究者相信：“東非中世紀曆史是由中國陶瓷書寫的。”據現代學者估計，單是廣州路，就有一千萬只瓷器，大部分都是用來做外銷的。

可想而知，光是這件東西，就能為大宋創造一筆巨大的財富。

蘇東坡竟然成為“出海擺攤”的一份子

和以往不同的是，大宋並不只是國外的地頭蛇。最主要的是，還可以讓宋朝人到國外擺地攤。

在宋國，政府不僅是明令禁止的，還會有嚴格的管理體系。首先海上的主要力量來自於海上的水手，大宋為了方便管理和收稅，就將他們的戶口改成了其他的戶口。其次，海洋航行的船隻，一定要有官方註冊，嚴禁偷渡。第三，從海上回來的商人，都要去市政廳領取贖金，違者嚴懲。

儘管這條規定比較嚴厲，但也讓那些商人有了出海掙錢的權利。

因此，自宋太宗時期開始，在大宋的沿海商人和各個行業中，都出現了一股到海外去做生意的風潮。

在那個時代，造船技術的發展，使得宋代人“出國擺攤”變得更加方便。中國造船的規模很大，建造的很結實，可以重達數百噸。一條可以容納數百人的大船，可以裝下一年的食物，還可以用來餵豬、煮水。

有了這樣一艘好的大帆船，海上航行就變得容易多了，而來自世界各地的巨大利益，也吸引了很多人前往國外。

那時候，做海員的人很多，就算是僧侶、道人，也開始變得虔誠起來。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夷堅志》等文獻資料，宋朝的杭州和尚淨源，是一位著名的海上商人。王居常，溫州的王居常，處州的“張道人”，在宋朝的“國際貿易”領域，都是非常有名的。

而著名的蘇東坡，也是“出國擺攤”的一份子。蘇軾來到海南後，每天都要吃三百個荔枝，這位大學者倒是聰明，將蘇木從東南亞運到了四川。

東坡的收入自然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居然要做生意，這就說明，宋朝的風浪是多麼的大。

他總算明白，為什麼說做生意了，出海賺錢了。

當然，除了賺錢之外，那些在國外擺地攤的中國商人，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在這個世界上，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可以說，當時的大宋，海上商人就是一塊“標牌”，不僅為大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更是支撐著大宋的形象，也是一種精神和精神的體現。所以，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得到很多國家的熱情接待。

那時，每一次宋人出海，都會引起軒然大波。不僅是本地的皇帝和官員，還舉行了“傾國聳觀”的盛大的歡迎儀式。“有時候，國王和他的僕從們，帶著他們上了一艘船上。”在宋國，中國商人看似“普通”，但在海外，他們卻是“上賓”。就連本地的商人，也紛紛拿出了自己的貨物，乘坐中國船隻，在大宋“擺攤”。“給力”的一幕，體現在了大宋的商業實力和海上實力上。

這樣的權力，也為宋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僅宋仁宗皇帝壽年，宋人就有一億二百六十五萬貫，而“硬通貨”的銀子，更是超過了八十萬兩。還有百分之七十的利潤，都是從企業稅收裡拿出來的。而國外的生意，也有很大的功勞。也是因為這種繁榮的商業，才讓原本就很窮的兩個國家，在經濟上還能保持繁榮。

這也印證了“只有改革，方能致富”的真理。

高瑩《宋代海外貿易發展的原因初探》，曹中原，《宋代海外貿易的興盛及其原因》，黃純豔，《宋代海外貿易》，《論宋代海外交通的三個問題》，何忠禮，《宋代官吏的俸祿》，高綿，《略論宋代海外貿易政策》，桑希臣，《藍色誘惑:中國海洋開拓簡史》，《宋代海外貿易發展的原因初探》。

《三國演義》中那個“無處不在”的人物，到底有多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