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十六國時期漢趙開國皇帝，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代有名的亂世。許多人認為，這場亂世始於劉淵建政開始。劉淵的政權像一個變數，不同於以往我們認知的匈奴，以遊牧、部落、單于定基調，反而效仿中原的各項制度建立了一個“漢族”政權。是什麼促使劉淵有如此大的轉變呢？那不外乎就是天時、地利、人和了。

歷史背景（天時）

據《漢書·匈奴傳》記載，匈奴原來生活的地區“草木茂盛，多禽獸”，這樣的地理環境及其自然條件，非常適合狩獵或者畜牧。匈奴人正是利用了這些天時地利的優勢，發展了遊牧特色經濟。他們“逐水草遷徙”，《漢書·匈奴傳》中描述他們“食畜肉，飲種酪，衣皮革，被氈裘，住穹廬”，正是作為當時遊牧民族的匈奴人生活狀況的真實寫照。

匈奴原來生活的自然條件比較惡劣，“胡天八月即飛雪”就是對北方天氣的深刻寫照。“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這些特殊的地理氣候條件,決定了匈奴人長期以畜牧業為主的遊牧生活狀態。

畜牧業生產在其社會經濟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匈奴人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最主要來源，也是他們賴以擴大再生產的基礎。

隨著匈漢民族的遷徙，匈奴族與內地的交流不斷加強，不但在農事生產領域程度加深，原匈漢交界區域農耕經濟趨於向北發展狀態，地域範圍亦有所擴大。

當時的他們處於以牧業為主以農業為輔的社會狀態，隨著水草遷移的同時也不斷在城郭之地發展農業。

直至建安十一年(公元 206 年)，曹操任用梁習為幷州刺史，因為中原戰亂，少數民族實力增強，流民為了安身立命，投靠於少數民族。梁習到任，步步為營，恩威並施。

對豪強勢力進行收買，舉薦他們為官；又以徵丁為由分散其兵力，遷移其家眷；對不從命者進行打壓討伐。種種舉措最終使得單于恭順，服事供職。

但是因為少數民族從來致力於畜牧，不重視農桑，雖然他們已經融入中原生活環境，卻不能像漢族農戶一樣供應田賦以及戶調。

梁習對包括幷州之內的漢戶、匈奴戶以及其他少數部族的戶實行鼓勵農桑政策，其實質就是為了讓這些少數部族從畜牧經濟逐漸向農業方向發展，這也是匈奴入中國後正式農業化的開始。

民族力量的變化（地利）

一、匈奴的內遷

匈奴是較早和中原漢族發生密切聯繫的邊疆民族，很早就有匈奴人流入中原，早在西漢文帝時就有章尼等匈奴部民附漢。

大規模的內遷和相互間的不斷融合，是匈奴人挑戰“華夏正統”的基礎和前提，也是因為中原王朝為了顯示大國風範，對內遷少數民族實行羈縻政策的結果。

東漢後期,隨著北匈奴的西遷，鮮卑佔據了大漠南北地區。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又大破匈奴，由於兩漢王朝對匈奴的打擊，匈奴實力逐漸削弱，力量也日漸衰微。內部發生了兩次大的分裂。這兩次分裂導致強悍一時的匈奴分裂成了南、北兩部。

北匈奴被迫向西遷移，東漢大軍於公元 91 年，把北匈奴現在的阿爾泰山以外，北匈奴部族後又不斷西遷，直至消失於中國的史書之中。

分裂餘剩的南匈奴有五千餘落則依附於東漢，東漢每年消耗一億多兩的白銀供給，期望他們成為捍禦北匈奴的屏障。只是這時的匈奴似乎已不復當初的剽悍英勇，被隨之而起的鮮卑人盡佔故地。

南匈奴一敗再敗，人馬被殺無數，牛羊損失千萬，只好不斷遷移，日益南退，最後被趕至山西離石的左國城（今山西離石縣以北）。

少數民族真正大規模的向內地遷徙是在兩晉時期。西晉初，這些將要內遷的少數民族，因鮮卑壓迫和自然災害等原因而遷入內地，數目達 19 種之多。

這些內遷少數民族攜家眷財物來降，隨著規模的不斷增大,解決了因為戰亂而減少的中原勞動力的需求，分佈緣邊諸郡的匈奴人經常與漢人接觸交往，或與漢人交錯雜居、共同生活。

中原王朝優待匈奴降人的政策吸引了大批匈奴人來附，因此在他們逐漸向漢靠攏的過程中，漢文化反饋給他們的長期的強烈影響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這些不論是因為仰慕中原文化主動融入中原生活或者是因為戰亂被迫進入中原地界的少數民族，隨著中原文明對他們的影響的日益加深，先進的漢族文化漸漸地影響了遊牧的匈奴人，包括他們的日常生活、經濟生產方式等等。

在這種漢文化的強烈影響下，匈奴自身生活習俗和社會環境都逐漸發生變化。他們不斷地與漢族雜居、融合，漸漸適應了中原的風俗習慣以及文化氛圍，學會了中原的耕作方式，彌補了自身由於受地理環境限制而造成的經濟生產方式的缺陷，吸收了中原先進的文明，過上了相對比較穩定的生活。

各種矛盾（人和）

但是內遷少數民族成分複雜，他們在中原社會地位低下，尋求穩定富足的願望並沒有因為環境的改變而實現，反而受到中原世家大族和本族貴族的雙重剝削，少數民族特有的血性迫切要求改變這種局面，民族之間的矛盾逐漸開始惡化。

在西晉統治下，各族人民都受到官府和地主的虐待，許多流民更面臨被晉軍逼遣還鄉的威脅，他們受剝削的命運相似，鬥爭的矛頭直指西晉統治階級，有了共同的敵人，故而他們暫時突破了民族界線的限制，劉淵反晉之舉一倡而天下爭相競附。

且當時中原人口大幅度減少，原因有二：

一是，戰亂頻繁發生導致民生不濟，地主官僚爭權奪利，普通百姓朝不保夕，大批死亡導致屍體充盈道路、白骨累累，接踵而至的是瘟疫疾病橫行，一輪接一輪的死亡以及相對穩定的農業人口被戰爭破壞，無法相繼，從而使得人口數量減少。

二是，災害層出不窮，地震、暴雨各方勢力為了搶奪地盤，掠奪人口，只注重擴充自己的軍事力量，對發展經濟自然無法完全兼顧，水利灌溉、農業設施等遭受戰爭破壞，政府在財力和人力上卻無暇顧及，天災自然伴隨著人禍肆虐。

而封建社會以小農經濟為生產基礎，生產力水平有限，小農們四季辛苦勞碌，剩下的就只能靠天成全。一旦災害橫行，因為從事農業生產而形成的穩定的共同體沒有足夠的對抗能力。

這種社會平衡性就會遭到破壞，受災民眾為了生存，只能不斷遷移、流亡以逃避災難。因此中原人口急劇減少，除了戰死、病死之外，大量居民苟延逃亡，中原漢胡勢力的分佈和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

而漢族內部與內遷的民族之間也矛盾重重，這無疑是給劉淵建立新的政權提供了機會。

尤其是“八王之亂”八王作為輔佐晉王朝統治的堅實基礎，本應同心一氣，共御外敵，鞏固晉王朝的集權統治。

孰料隨著藩王勢力的日益壯大，各王之間不滿足於既得的利益現狀，爭權奪利、競相征伐，禍起於蕭牆，終於導致內亂橫生，這場搶奪皇權的宗室內訌戰爭致使生靈塗炭，給本就飄搖的晉王朝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卻給了伺機待動的匈奴貴族不可多得的良機。

劉淵政權的建立（成果）

劉淵回到了自己的屬地，收納了大批有識之士，掌控了權力結構，被諸部匈奴共推為大單于，二旬之間，召集部眾五萬之多。當時居於幷州的匈奴和雜胡，或為田客，或為奴隸，遭受多重壓迫，多年困苦，無以為生。此時匈奴大單于號召他們到太行以東打國戰，這是脫離奴籍和博取富貴的唯一機會。

但是傳統的封建秩序總是以擁有先進文明的漢族為主導者，中國從先秦之時就對大一統思想做了深刻的定論。在這以前，中原一直是漢族統治的核心地界，從來沒有異族政權雄踞華夏內地，統治中原民眾，作為外族想要挺進中原，首先要師出有名。

在建立政權之初，劉淵及其部僚為挺進中原苦苦思索合理的起兵理由。因為侵凌邊境並不是其終極目的，為了減少漢族勢力的抵抗，建立一個長期的穩定政權，只有不被視為戎狄之列才能立足中原。最終他們想到了漢高祖與匈奴和親的這條歷史路徑，估計漢高祖沒有料到正是因為這樁姻親讓幾百年後的匈奴在中原找到了自己的“祖輩”。數百年前把漢高祖圍在白登山，現又藉著漢高祖的名頭行事，不知墓裡的漢高祖作何感想啊。

漢國的誕生

西晉永興元年（公元 304 年）八月，劉淵據左國城(今山西方山縣境內的南村)起兵反晉,自稱大單于，後為了吸引和團結晉人支持漢國政權，劉淵力排眾議，自稱漢王，以西漢繼承者的身份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為神主以祭之，立妻呼延氏為王后。署置百官，以從祖父劉宣為丞相，經師崔遊為御史大夫，宗室劉宏為太尉。

匈奴劉淵稱王,且劉淵適時地利用郊祀宣告了他受命於天、符合天意的稱王行動，通過這種儀式強化了自己地位的合法性。

這一舉措正式把匈奴拉入了漢的中原王朝統治秩序之內，對於漢族因排外心理而引發的抵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抑制作用，為向中原邁進踏出了堅實的一步。最後，“撈”出了汾水中的玉璽，玉璽是中原王朝權力身份的象徵，也是肯定皇權正統的唯一標誌，為淵所得，胡人建立的中原政權在各種形式上都臻於完善。

永嘉二年(公元 308)十月，漢王劉淵稱帝，國號為漢，改年號為元熙。前後在中原地區起義的汲桑、王彌、石勒及鮮卑陸逐延等都紛紛歸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