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220-420年）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較為頻繁的一個時期。

由於長期的戰亂割據，使得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表現出了獨特的時代特點。

其中，最突出表現就是以崇尚老子、莊子為主要思潮的新道家“玄學”的興起。

這一時期的士人也在玄學基礎上，接納了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魏晉士風。

一：魏晉士風的代表，魏晉風度

“士”的原意是指西周等級社會秩序下的最後一級貴族，在春秋戰國的社會大變動中，士階層瓦解，社會身份變得非常複雜。

而士階層中的許多人，雖然已經不再是貴族，但仍然保留著士的稱呼，構成當時社會的主要知識群體。

士在軍事上可充任將帥，領兵作戰。下馬又學得古今知識，可以擔任中下級官吏;在文化上，也可憑藉文化知識的優勢與傳承，設帳收徒，傳播思想，形成學派。

士階層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負、有社會責任感。正因為如此，古代往往把這種知識群體稱之為“士”。

士這一階層發展至魏晉時期，在朝政、軍事、宗教、社會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最終形成了迥異於前代的獨特士風。

首先，理想與現實總是有矛盾的。

士人們雖有匡扶天下之志，但中國歷史在東漢末年卻進入到一個動盪不安、多災多難的時代。

特別是曹魏代漢後，三國鼎立、西晉統一、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戰亂頻仍，分裂割據與軍閥混戰成為時代的主流。

同時，這也是一個思想活躍、多姿多彩的時代。

新興的門閥士大夫階層在朝代興替的朝政高壓和異族入侵的社會背景下，生存處境極為險惡。

士族階層的主體人格和思想行為又十分自信，不拘禮節、風流瀟灑、不滯於物，更有一些士人，為表達自身的狂放之情，甚至裸袒箕踞，散發垢面，與豬共飲。

士人們多懷才不遇，獨立特行，又頗喜雅集。

其次，自從漢武帝劉徹採納大儒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作為兩漢思想界主流的是儒學化了的經學。

即以“君權神授”為核心的“天人感應學說”。

至東漢滅亡，“天人感應學說”全面崩潰，舊的思想權威倒塌，必須有新的思想取而代之，以在這個亂世作為人們的精神支柱，從而指導人們的行為。

於是，魏晉的士大夫們便擔負起了重新建立精神支柱的歷史性任務。

但經過東漢末年群雄並起，並引發的社會劇烈動盪，人們的自我意識終被喚醒。

而這一時期，“天人感應”學說的崩潰，又為當時人們精神世界的開拓和發展解開了束縛，掃清了障礙。

這些社會上的劇烈變化都直接影響了魏晉時期士人的價值選擇、人生態度和為人處世的基本作風，從而促進了魏晉士風的形成。

此外，魏晉時期施行的九品中正制，導致門閥的權力色彩濃厚，高門大族把持朝政。

在當時社會條件下，門第的高低成為評定人才等級的最重要依據，寒士即使能夠入仕，晉升之途異常艱難。

究其原因，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名門望族在中央控制力較弱的地方上形成相對獨立的勢力是難免的。

魏晉士族從單個宗族來說，只有少數是出自於東漢的世家大族，多數是魏和西晉時期的新建立起來的宗族組織。

他們在九品中正制的架構中，先依靠政權奪取地方選舉中的品評人物之權，進而在政壇形成各自的勢力範圍。

從而使原本強盛的皇權不得不對其加以重視，甚至妥協。這也是魏晉士人可以在一定範圍內騁其志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為如此，魏晉時期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名士、隱士層出迭現的情況。

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則是魏晉之際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

《晉書·嵇康傳》記載：

“嵇康居山陽，“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鹹、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南朝宋劉義慶則在《世說新語》中也記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正是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士人，在生活上的不拘禮法，常歡聚於竹林之中飲酒高歌，直抒胸臆。

以其為代表的魏晉時期名士們的那種清靜無為，灑脫倜儻的行為風格。

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的隱逸生活讓士人們遠離世俗、戰火，儘管舉步維艱，但依然自在逍遙。

而這也恰恰是魏晉名士們所大力推崇的生活方式，亦即“魏晉風度”。

二：亂世與高壓朝政下的仕風

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較長的亂世期。

從東漢末年發生的“黨錮之禍”直到東晉滅亡，兩百年間政局混亂，戰亂頻仍。

而那些有志於匡扶社稷、再造山河的士人，在面對日益惡化的政局和社會環境時，也面臨著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擇，亦由此形成了魏晉時期獨特的仕風。

（一）志於朝政，執著不渝

如曹操之子——曹植。其少有文名，極受曹操看重。曹植自己也曾在《與楊德祖書》中稱：

“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

從中可見曹植雄偉的抱負和救民於水火的使命感。

但其一生雖文采斐然，名傳千古，但卻始終無法在朝政上得到曹操的認可，在曹丕登極後，更是成為皇權鬥爭的犧牲品，無法實現畢生抱負，困厄至死。

此外，東晉士人祖逖也是這一類型的代表。

祖逖出身於西晉的世家大族范陽祖氏，曾在西晉歷任中下級官吏，卻始終鬱郁不得志。

永嘉之亂後，曾經強盛一時的西晉王朝滅亡，祖逖被迫率族人南遷，避亂於江淮。

在戰亂頻仍中，卻反而被東晉朝廷授為奮威將軍、豫州（今河南）刺史。

祖逖為實現自己收復中原的志願，在建武元年（317年）率部北伐，數年間收復黃河以南大片領土。

但也因勢力強盛，受到東晉朝廷的忌憚，被明升暗降，剝奪了兵權。

而此時的祖逖目睹剛剛建立起的東晉王朝，不思進取，朝廷內部明爭暗鬥，國事日非，最終憂憤而死，北伐功敗垂成。

（二）壯志難申，獨善歸隱

此類仕途境遇的最著者，首推陶淵明。陶淵明，字元亮，又名潛，私諡“靖節”，世稱靖節先生。

他雖出身士族，但家境沒落，迫於“親老家貧”，曾幾次出仕，擔任過江州祭酒，後又出仕桓玄、劉裕等人，最後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

然而，陶淵明時代的東晉官場已經十分腐化墮落，官吏結黨營私，勾心鬥角。

反而是有志於濟世安民的正直之士實難立足。陶淵明深感身在仕途，不但不能實現濟世安民的仕途抱負，反而要被迫隨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汙。

這對於陶淵明來說是何等痛苦，又是何等的無奈？

故其在彭澤令任上僅呆了80多天便棄職而去，歸隱田園。

（三）矛盾不已、欲隱不得

這類型仕風的文人多處於王朝更迭前後。

如魏晉之際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劉伶、嵇康三人。他們“不為魏死，恥與晉生”。

其中，最著名的嵇康，字叔夜。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其父兄皆追隨曹操為官。

嵇康憑著父兄的地位，更加上“幼有奇才，博覽無所不見”，少年得志，得以與曹魏宗室通婚，並藉此任中散大夫。

嵇康正好以官為隱，縱酒狂歌、彈琴賦詩、養性服食、談玄說道。

而此時的曹魏政權，在經歷曹丕、曹睿兩代皇帝后已經大權旁落，司馬懿及其子司馬師、司馬昭自立門戶的形勢日漸明朗。

而曹魏皇室和司馬氏集團兩個權力中心並列的局面，更是使得這一時期的許多士大夫無所適從，於是隱逸也就成了若干士人的首選道路。

由於嵇康的卓越才華和特殊身份，在當時的士林名聲極大，甚至成為一部分在野勢力在思想文化界的代表。

因此，有志於取曹魏而代之的司馬集團最初是很注意爭取他的，竹林七賢中的老友也多次推薦。

如景元二年（261年），早已入仕司馬氏的山濤，被提拔為散騎常侍。

其原任官職，山濤曾舉嵇康自代，但被其嚴詞拒絕;景元四年，山濤在未取得嵇康允許的情況下，再一次推薦了他。

而嵇康對此的反應十分激烈《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有“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之句。

而此舉也使得司馬氏的當家人司馬昭對嵇康深惡痛絕、懷恨在心，但因苦無合適罪名，因此一時尚未採取什麼行動。

而此前已與嵇康交惡的鐘會，卻藉此機會在司馬昭耳邊反覆攻擊嵇康，尤其指出嵇康乃是一個有影響的與司馬氏集團對立的人。

他的存在會嚴重影響到司馬氏的建國大業，因此必須及時清除掉。加之稍後發生的“呂安事件”。嵇康終於難逃此劫，被牽連入獄。

嵇康被逮捕入獄後，鍾會又藉機再次大進讒言，把嵇康說成司馬氏最大的敵人之一。

而實際上嵇康任性放達，一向不大過問世事，對司馬氏並不會有什麼大的危險。

嵇康下獄後，眾多士人更是多方營救。

但這些做法卻反而坐實了鍾會所言的，嵇康是反對司馬氏領袖人物的論斷。

司馬昭於是悍然下令處死嵇康、呂安。嵇康之死，《廣陵散》亦成絕唱。

（四）臣服現實，屈膝投靠

與拒不與司馬氏合作和嵇康相比，同為“竹林七賢”的山濤則要“軟弱”得多。

山濤，字巨源。其出身士族，但早年孤貧，喜好老莊學說，為竹林七賢之一。

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後，徹底消滅了曹魏主政的曹爽集團，進而控制了中央權力。

儘管此時，司馬氏政權並不穩固，叛亂和陰謀頻發，但司馬氏掌控天下已是大局已定。

40歲的山濤也是在此時告別竹林，為司馬氏所徵召出仕任郡主簿。

司馬師掌權時，山濤便已經升遷為尚書吏部郎。

西晉建立後，山濤由於個人名望及較早投靠司馬氏集團，而仕途通達，平步青雲。先升任大鴻臚，後歷任侍中、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僕射等職，位極人臣。

但其志氣之高潔，千古以來，皆以為較嵇康遠甚。

三：士風與仕風的異化與趨同

在漢語詞彙中，“士”與“仕”這兩個字，雖然字形近似，讀音相同，但意義卻頗為不同。

《現代漢語辭典》對“士”的解釋是：“古代介於大夫（封建時代泛指官的階層）和庶民之間的階層。”

而“仕”，《現代漢語辭典》則說得很明確：“舊指做官”。

（一）異化，有轉讓、疏遠、脫離等意。

俗語有云“學得文武藝，貨與皇帝家”。作為古代文化知識擁有群體的士階層，仕進貌似是其理所當然的選擇。

但由於社會環境、政局環境乃至文化環境的變化，士與仕在很多情況下難以取得一致。

如此一來，士大夫階層便必然會出現人為地割裂。

與此同時，士階層所推崇的士風與政局上的仕風便成為一對有趣的矛盾體。

而魏晉時期，恰恰是由於朝代更迭頻繁，士階層在漢代儒化經學崩潰的基礎上，重新整理建構思想文化的核心意識。

加之在九品中正制基礎上形成的門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為士人提供了一定的參於朝政的空間和經濟基礎，從而產生了這一時期士風與仕風的異化現象。

（二）趨同，即趨於一致。

有人認為竹林七賢皆是脫離塵俗之人。

但細察之，卻可以發現他們還是有著許多凡俗之氣的，且七賢又各有不同。

但其可貴之處，則在於以執著的探索和苦苦的抗爭來試圖蔑視俗，打破俗，跳出俗。

其可悲之處，則在於，如果掙脫失敗，甚至會像嵇康一樣被從肉體上毀滅掉，那麼由此帶來的沮喪，或現實壓力，將迫使士大夫們“迷途知返”，重新與俗合流。

魏晉時期，在幾回合的較量過後，皇權與士人都找到了比較務實的相處方式。

如從陶淵明“道不同，不相與謀”的主動歸隱，到山濤背離七賢的主動出山，甚至想要“提攜”嵇康的行為，都可以視作魏晉士人“士風”與“仕風”的逐漸趨同。

實際上，以“竹林七賢”為主的魏晉士人人生境遇為代表的“士風”與“仕風”的異化與趨同，正是九品中正制向隋唐科舉制轉型，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由兩漢儒家化經學向宋代理學轉化過程中的一種表徵。

同時，也是對中國古代倫理型仁政觀、道德型禮教觀、聖賢君子觀、理想境界、理想人格境界等的延續和發展完善。

對傳統政治模式與政治文化，以至於中國傳統文化，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