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持朝政勢力龐大的“肅黨”，為何頃刻之間就被打倒沒掀起一絲波瀾，這是辛酉政變的最大謎團。這場政變國內外雖已有諸多探討和定論，但一些事件細節仍然存在不少疑點：顧命八大臣為何政治警惕性極低、奕訢勢力如何由弱變強。本文筆者就以恭親王奕訢在權力場的絕地逆轉，來重構這場迅雷不及掩耳的清廷政變。

咸豐皇帝駕崩熱河行宮後，清廷頂層權力表面上由後宮與重臣共同執掌。但實際上由於兩宮太后無法接觸朝臣，除了皇權底線外，只能被動接受顧命大臣擬好的詔書。雖然西太后慈禧素有干政心機，但長此以往直到小皇帝親政，顧命大臣都將長期把持朝政。事件的轉機出現在恭親王奕訢的身上，他是道光皇帝第六子，因參與皇位爭奪且頗具才幹，使得他在咸豐朝深受打壓，伴駕熱河與託孤的重任都被排擠在外。而正是以奕訢為首的北京留守勢力出其不意，聯合後宮發動了這場影響晚清格局的政變。

愛新覺羅·肅順（1816年—1861年），字雨亭，滿洲鑲藍旗人，道光、咸豐兩朝宗室權臣，著名的顧命八大臣之首。面對亂世和滿洲貴族的墮落，肅順認為“兩害相權取其輕”，唯有重用漢人方能力挽狂瀾。特別是在借戊午科場舞弊案將柏俊處死後，他更是放手舉薦提拔漢人，知名者如湘軍的曾國藩、胡林翼等。但身為滿人卻打壓滿人的做法，受到京畿重地掌握實權的滿洲貴族敵視，這為肅順後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1861年31歲的咸豐皇帝英年早逝，因繼任皇子載淳年幼，遂遺命將身後的帝國權力一分為二：以肅順、載垣、端華等八位重臣為贊襄政務王大臣參議政事；授皇后鈕祜祿氏“御賞”印、小皇帝載淳“同道堂”印（生母懿貴妃葉赫那拉氏代為掌管）蓋印頒旨。肅順曾建言咸豐皇帝效法漢武帝殺鉤弋夫人，賜死載淳的生母懿貴妃，倚仗重臣輔政。這是肅順深憚後宮勢力的表現，但未被採納。咸豐皇帝和稀泥的做法使得分權雙方勢同水火，御史董元醇上書由皇太后垂簾聽政引發的爭端，就印證了這一點。

肅順等人本就對干政的西太后慈禧（懿貴妃）頗有忌憚，在兩宮太后拿出董元醇的摺子後，肅黨以先帝遺詔與祖制無此先例為由拒絕。雙方據理力爭聲振屋瓦，直到小皇帝載淳嚇尿了褲子大哭起來，肅順等人才惶恐告退。此事僵持數日，因兩宮太后提出擱置不議方才了事。由此可見肅黨對待後宮是存有相當戒心的，卻百密一疏忽視了處於弱勢的對手奕訢。

終咸豐一朝皇帝對待自己的六弟奕訢都是忌憚與壓制並存，恭親王始終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直至由洋人換約及巴夏禮事件引發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奕訢、文祥等人奉命留守北京與洋人和議。在咸豐皇帝遙控前線的艱難形勢下，以奕訢為首的留守大臣費盡心力周旋於各方。其中的軍機大臣文祥與奕訢素來交好，在被排擠出託孤重臣權力圈後，與奕訢合流暗中與肅黨爭鬥。後奕訢以奔喪為名前往熱河行宮面見兩宮太后，頗具政治敏感與手腕的慈禧、奕訢兩人僅在一個時辰裡就敲定了聯盟與政變的大致細節。而肅順等人卻仍被矇在鼓裡，後宮與重臣一時難分伯仲的較量，即將因為奕訢勢力的入局被打破。

在熱河的六日裡奕訢平和處事，給肅黨留下了其認清局勢甘願認命的印象。而返回北京的奕訢立即著手準備政變，他促成《北京條約》的簽訂送走了英法聯軍；命令幕僚完成政變前後要頒佈的各類詔書（包括肅黨罪狀）；設立粥棚安撫民心穩定京城周邊秩序；拉攏京畿附近的兩股重要軍事力量的將領僧格林沁和勝保。之後在兩宮太后的周旋下，醇郡王奕譞（光緒生父）掌握了原屬肅黨的步軍統領和善捕營的軍權，此刻的肅黨除了在熱河控制小皇帝頒旨各地勤王外已無力迴天。

拖延許久的大行皇帝梓宮於承德避暑山莊起駕，兩宮太后以小皇帝年幼且天氣酷寒為由，帶領顧命大臣中的七位先行走小道返京。而護靈的肅順大隊人馬則被惡劣天氣遠遠甩在了身後，抵達北京的慈禧馬不停蹄地召見奕訢、文祥、桂良等人。之後奕訢率眾人傳詔將殿外的載垣、端華等人捉拿，肅順也在密雲被抓。原本在獄中候審的幾人沒有等來審訊，載垣、端華就被勒令在宗人府自盡，肅順則被押赴菜市口斬立決。八大臣中的其餘幾位或流放或革職查辦，政變就如秋風掃落葉般落幕了。

類似於順治初年孝莊皇太后與攝政王多爾袞的共掌朝政，辛酉政變也以奕訢勢力取代肅黨，兩宮太后獲得垂簾聽政的權力而告終。肅黨提防後宮忽視弱勢宗室的做法，告訴我們做大事眼光要遠眼界要寬，顧及明暗兩處的因素方能做到佈局周全有備無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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