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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妃意象,作為荊楚特有的神話意象,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發展已久。湘妃意象源頭最早可追溯至《山海經》中的“瀟湘女神”形象。

自先秦以來,每一個時期都有著與之相關的文學作品產生。作為荊楚地域中的文化中的主流文學之一,湘妃詩歌創作表現出不竭的活力,成為中國蔚然大觀的文學現象。

湘妃意象是歷史與文化的產物。其神話生成是早期人類原始思維,對於自然萬物具象化的產物,隨著文化的不斷髮展,湘妃女神的身份也經歷著多次的嬗變。

作為神話典籍中的呼風喚雨的瀟湘女神,是如何搖身一變成為舜的妻子的呢?

  1. 《山海經》

湘妃的雛形最早出現在《山海經》一書中“瀟湘神女”,《山海經》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神話典籍,書中記錄了大量的的神話傳說。

在《山海經·中山經》中:“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操蛇”表明瀟湘神女作為瀟湘一帶水系神靈有著控制自然的神力,能引風喚雨。古代人類往往傍水而居,從而形成最早的聚集地,水對於早期人類而言,既喜愛又畏懼。人類生命延續下去離不開水資源,同時,種植技術的發展,對水的依賴逐漸增強。

2.《九歌》

較之於《山海經》中“瀟湘神女”作為早期人類原始思維下對於自然萬物的具象化產物,那麼到了屈原的時代,則成為了以“巫”為原型來溝通神靈祈求福祉的產物。

屈原筆下的《湘夫人》、《湘君》二篇祭祀的湘水女神是以“女巫”為原型來進行鋪陳的。較之於天袛神的諸如東皇太一等,充斥著肅穆而又莊重之感,鋪陳祭祀場面。

而作為地袛神的湘水女神,則更多的是以“人神之戀”來魅惑神靈。於是屈原筆下的湘水女神,以“巫”為原型帶有著人類女性獨有的色彩。

兩漢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比興之義教化的經學闡釋興起,湘水神女搖身成為了史傳類文學的中的聖母形象。

而到了魏晉時期,文學脫離了經學的桎梏,“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湘水女神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

經學的闡釋之下,神話中的湘水女神一步步,儼然成為了凡間專事婦德的輔佐聖君的聖母形象,並被世俗所接受。

而其在詩歌體裁,主要表現在頌讚詩與歌行詩,諸如劉向的《有虞二妃頌》中“嬪列有虞,承舜於下,以事尊卑,終能勞苦”突出其為作為人世間的帝后歌功頌德的目的。

隨著漢王朝的土崩瓦解,其所建立的經學世界也隨之分崩離析。魏晉時代的到來,文學衝破了原先經學的桎梏,轉而走向了自覺的道路。

這一時代雖然是中國史上最為混亂的年代,但是卻也是精神史上,極為自由的一個時代即“文學自覺”的時代。

這一時期湘水女神逐漸走入到詩歌賦文的作品中,魏晉時期的文人群體,既接受了其作為舜妻——娥皇女英的身份。

同時也繼承了湘水女神的身份特質,於是湘水女神,在魏晉詩賦中呈現三種類型:理想寄託神女形象、仙姿縹緲的仙女形象和道德貞淑的后妃形象。

1.理想託喻的神女

生逢亂世的詩人,大多有建功立業的凌雲之志,卻身懷不遇,理想志向得不到實現,只得轉入詩歌這個精神的桃花源中。

曹植,自其兄曹丕於稱帝后,職權逐漸被剝奪,遭遷徙於數地,自身命運恰若浮萍一般,他的為政理想恰若綻放璀璨光芒的明珠,卻被曹丕親手將這顆明珠鎖入櫝中。

光芒掩蓋意味著曹植“美政”理想的落空,於是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訴諸於“神女”懷抱,以湘妃和宓妃等神女作為其所嘆詠的對象,或自比神女,渴望能得到賞識。

2.仙姿縹緲的仙女

在曹植《仙人篇》中“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湘娥撫琴瑟,秦女吹笙乎。”詩人鋪陳了仙界宴會的盛大場面,湘娥秦女爭相獻技,佳餚美酒,不甚快哉。

如此良辰美景之下,詩人現實世界的生存危機得以暫時性的遺忘,使得苦悶的精神得到慰藉。

關於仙靈形象的描寫,集中於郭璞的《山海經圖贊》:“神之二女,爰宅洞庭。遊化五江,惚恍窈冥。”

顯然受到了莊子哲學的影響,莊子在《逍遙遊》中鋪陳了眾多鯤鵬、朝菌等事物來表明受“有所待”限制,而無法達到自由之境界。

只有“無所待”才可以“遊無窮”此處的湘妃,則顯示出了自由的悠遊於世,超脫萬物,無所依待的自由的精神的仙靈形象。

3.賢良貞淑的后妃

這一時期出現了眾多頌讚詩歌,來褒獎二妃作為后妃的道德模範,諸如左棻《虞舜二妃贊》:“沉湘示教,靈德永敷。”

作為最早歌頌湘妃詩作的女詩人,拘泥於其自身身份本為後宮妃嬪,於是筆下的湘妃更多是訓誡後宮,以光虞舜之治理之德。

在虞舜逝去後歿於湘水來歌頌其“夫死婦殉”的道德品質。諸如此類還有庾闡《二妃像贊》讚頌德行出眾,品質高潔,秀麗奪目。成公綏《中宮詩》(其二):“二妃濟有虞,三母隆周王……關雎思賢妃,此言安可忘。”

能管制好後宮的賢妃,對於帝王治理國家起著輔助的作用,詩人在此處將二妃與上古時期一系列的后妃相提並論,來突出他們“賢”能示教的作用。

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從早期人類的具象思維下自然萬物呈現出具象化、人格化的色彩。

《山海經》中所呈現出的就是“狀如人”、“出入飄風暴雨”、“操蛇”、“踐蛇”的對於自然萬物的實用情感投射。

而到了屈原筆下,受楚地巫風影響,以“女巫”為原型的湘水女神“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的“愛而不得”人性化色彩。

兩漢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學闡釋的興起,註釋家“言必稱經”,湘水女神搖身成為了上古明君堯之女和舜之妻,於是在漢代史傳類文學中成為了專事婦德的聖母形象。

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解體,文學自覺,湘水女神走入詩賦創作,呈現出多樣化,以神女、仙女和后妃為主,同時也成為了文人心靈的符號——理想託喻的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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