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要考察聖火廟究竟起源於伊朗還是中亞,就需要對已知的最早的聖火廟進行溯源,但因其很可能存在著一個發展和演化的過程,最早的聖火廟和後來的形制已經確立的聖火廟在建築式樣上不一定相同,要認定一處建築遺蹟是否屬於早期聖火廟,首先需要界定什麼是聖火廟以及作為聖火廟的基本要素都包括什麼。
學者們普遍認為,聖火廟是將“火”作為唯一敬拜對象的宗教性建築。但需要強調的是,聖火廟中的“火”本身不是被崇拜的對象,它受到敬拜是因為其所具備的象徵意義——即作為象徵正義的神聖之火可視的化身。
但就如何判斷一座古代建築遺蹟是否是瑣羅亞斯德教的聖火廟這個問題,研究者們的觀點卻不盡一致。長期以來,判斷聖火廟的最重要標準是其建築形制。
基於薩珊時期聖火廟的普遍特徵,學者們認為聖火廟的主室,即通常被稱為ātegāh(波斯語中意為“火室”)的部分,應該具備一個十字形的建築平面、每個側面分別有一個拱和由其支撐的一個穹窿頂的建築式樣,即所謂的chahār-tāq(波斯語,意為“四個拱門”)。
到目前為止發現的薩珊波斯時期的瑣羅亞斯德教聖火廟多為這種形制,但近年來,隨著對伊朗境內的宗教性建築研究的加深,部分學者認識到這種建築形制不僅限於瑣羅亞斯德教聖火廟,許多非宗教性的建築也採用這種“四拱門”的樣式,事實上,作為薩珊時期聖火廟的基本形制,這種建築式樣是建立在帕提亞晚期建築形制的基礎之上、在薩珊王朝早期定型並開始傳播的。
葛勒耐承襲了伯納德的觀點,認為判斷聖火廟的標準應該包括兩點:第一,該建築遺址內不應該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具有日常生活的功能;第二,應該具備特定的顯示瑣羅亞斯德宗教功能的遺物和遺存,比如用來搗碎豪麻以製作豪麻飲料的石臼和石杵——豪麻是一種植物,作為致幻劑在瑣羅亞斯德的宗教儀式上經常被使用——又比如用作潔淨儀式的祭祀坑等遺蹟。
布沙拉則強調祭祀用火和聖火之間的區別,著重指出聖火是天堂之火在人間的代表,永不熄滅,聖火廟是存放聖火的地方,裡面應該有專門保存火種的地方,比如火壇或火坑;因聖火是一直燃燒的,故一直會產生灰,聖火燃燒後產生的灰也應該是聖潔的,所以應該會被專門保存在特別的地方而不是被隨便扔掉。
因此他認為,一處神廟建築內是否有專門儲存灰的場所和設施,比如一個專門的房間或一個專供存灰的盒子或罐子,才應該是判斷該建築是否是瑣羅亞斯德教聖火廟的關鍵因素。
對此,葛勒耐並不認同。他認為,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會保存聖火燃燒後的灰(以便分發給信眾),只要有足夠的證據表明聖火是該神廟敬拜的唯一的核心就可以了,至於這個火是一直被保存在該神廟內,還是來自別處,在宗教儀式上以聖火火種的形式被帶入該神廟,從而在祭祀活動中使用,這個並不重要。
綜合各種觀點,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判斷一座建築是否為聖火廟,最核心的因素應該是它是否作為儲存和(或)展示聖火的地方,換言之,聖火是不是該建築所圍繞的核心和唯一的敬拜對象?如果是的話,就可以認為它是聖火廟,而其建築形制並非最重要的判斷標準,尤其是當瑣羅亞斯德教本身還處在形成和早期發展階段的時候。
那麼問題是,如何才能通過考古材料來判斷在一個建築內部火是否是唯一的崇拜對象呢?上文提到,在過去,學者們通常基於薩珊時期聖火廟的普遍特徵,認為聖火廟的主室應該具備“四拱門”這種建築形制,但這種形制是帕提亞晚期才出現的,而按照文獻記載,瑣羅亞斯德教的教徒們在古波斯帝國晚期就已經創立了聖火廟,因而最早的聖火廟很可能與後期的“四拱門”形制不同。
在過去的近10年裡,隨著中亞新發現的宗教性建築的增多,越來越多的學者擯棄了依據形制,轉而強調通過其所展現的功能來判斷一座早期的神廟是否為聖火廟。儘管學者們對聖火廟功能上的特點仍然看法不一,但大體可總結為如下幾條:該建築屬宗教性建築,不具備日常生活的功能,且內部沒有偶像;
有設施或跡象,例如火壇和長期燃燒的痕跡等,表明該建築的核心功能是供奉燃燒的聖火;聖火燃燒後產生的灰燼也是神聖的,因此,應該有專門存放灰的地方;發現有與瑣羅亞斯德教儀式中使用的相關宗教器具或遺蹟,例如用來製作豪麻飲料的石杵臼、用來進行潔淨儀式的設施等。
如果以此為衡量標準,中亞聖火廟的起源要遠早於伊朗本土的聖火廟。上文提到,在上述4個條件中,有學者強調,聖火廟中必須有用來專門保存灰燼的設施,因為如果有常年燃燒的聖火,就會有不斷產生的灰。但這一點並不重要,灰的存在是要證明神廟內有燃燒的聖火,如果有更直接的證據表明廟內有長燃的聖火,灰並不是必要條件。
近20年間,在中亞地區發掘出至少6座宗教或禮儀性建築,具體包括土庫曼斯坦南部和伊朗交界處色拉赫斯綠洲內的麥勒·海耶拉姆和陶帕茲·尕拉,烏茲別克斯坦南部的桑格爾·臺培、肯迪克·臺培和科澤爾·臺培,以及烏茲別克斯坦西北部卡拉卡爾帕克斯坦的阿克恰汗-卡拉遺址。
在這些遺址中,阿克恰汗-卡拉包含一座與瑣羅亞斯德教相關的禮儀性建築群,在這裡的一個柱廳內發現了一組巨型壁畫,內容為3位瑣羅亞斯德教的神祇,這是已知最早的關於該宗教神祇的形象,繪製年代為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中期,這座建築群包含一箇中心建築,裡面有一個類似火壇的設施,但該建築的主要功能與喪葬和王室的祖先崇拜相關,而不大可能是一座瑣羅亞斯德教聖火廟。
關於其它幾座宗教性建築,學者們普遍認為,麥勒·海耶拉姆基本可以確定是一座聖火廟,其建造和使用年代為帕提亞晚期至薩珊早期。其它4座則早至公元前1千紀以內,它們的發現為探索瑣羅亞斯德教聖火廟的源頭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證據。
雖然目前已有的材料尚不能最終判定紐曬張神廟的性質,但該遺址以及其它的中亞宗教性遺址的發掘促使我們去重新審視位於伊朗本土的宗教性建築。
如果說陶帕茲·尕拉和臺培·紐曬張的神廟確實都與瑣羅亞斯德教的聖火廟相關,那麼位於中亞的陶帕茲·尕拉很有可能是聖火廟的源頭,因為它在年代上要明顯早於臺培·紐曬張,後者建於大約公元前8世紀左右,於公元前7世紀後半期或6世紀初左右被廢棄填埋。
從文化淵源上看,陶帕茲·尕拉和紐曬張似乎都與米底文化相關,米底人是古伊朗人的一支。根據希羅多德的記載,米底人最初來自高加索和安納托利亞,曾在公元前1千紀初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帝國,但很多學者都不認同希羅多德的說法。
現在一般認為,米底人與波斯人都是來自東方(印度—伊朗邊緣地區或中亞)的遊牧民族,在公元前1千紀初在伊朗西北部定居。考古材料顯示,米底的核心地帶,即所謂的“米底三角”,位於伊朗西部扎格羅斯山脈中段,其考古學文化一直向東延伸至伊朗東北部呼羅珊的尼沙普爾附近,與中亞的土庫曼斯坦僅一山——科佩達格山脈——之隔。
近些年,來自中亞的考古證據顯示,伊朗西部的被認為是典型的“米底風格”的建築則很可能是受中亞影響的產物。2001年以來土庫曼—法國聯合考古隊對土庫曼斯坦境內的烏魯格·臺培的發掘顯示,在公元前1千紀前半葉,米底和中亞之間存在緊密聯繫。
考古隊在烏魯格·臺培發現了一座鐵器時代的城市,其中幾座大型建築,包括具有管理功能的所謂的“衛城”和“府庫”等,從風格和形制上均與伊朗西部的米底類型的遺址,比如紐曬張和溝定·臺培的管理性建築非常相似。
在這種歷史和考古語境下,陶帕茲·尕拉的神廟作為臺培·紐曬張神廟的前身,也不足為奇了。如果二者確實都屬於瑣羅亞斯德教的早期聖火廟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得出兩個推論:一是瑣羅亞斯德教聖火廟很可能起源於更早的米底時期而不是阿赫美尼德時期;二是瑣羅亞斯德教聖火廟源於中亞,並隨著從中亞西遷的米底人傳入伊朗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