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沒有區分人與自然，沒有分辨家園和野地。他把人的勞動等同於自然的過程，亦即天地山水自身週而復始的流轉。他所尋找的語言不是人性的共同語言，而是萬物齊一的沉默。所謂的自然不僅是外在的而且也是內在的，更直接地說，就是人身體的感官和感覺。

在從事文學批評時，鄧曉芒具有一種非凡的洞見。那麼他究竟洞察到了什麼？他看見了各種現象中的一，亦即尋根的基本話語。不僅如此，他還穿透了作家所具有的盲點，也就是根的無根性。當然他自身的視角更值得思考，因為它使尋根話語的批判成為了可能。

九十年代的文學呈現出多種話語的局面：或者由現實主義而來的新現實主義，或者由西方而來的中國的現代派和後現代派。但是這個“新”的和“中國”的話語如何區分於其他話語？

鄧曉芒稱之為“尋根”。當然它們並非同一而是差異的，因為每位作家都試圖說出獨一無二的話，以此和他人相分離併成為創造性的言說。但是也許這只是欺騙和自欺，事實上，九十年代的作家們說著類似的話，亦即對於根的迷戀，正如鄧曉芒所描述的：尋回失落的童年，遠古的回憶，千年無變的原生態和人們既有的本心。

在此鄧曉芒發現了尋根話語中的一系列家族相似現象：返回子宮（張賢亮），痞子的純情（王朔），無史的心靈（張承志），廢棄的靈都（賈平凹），沉默的馬橋（韓少功），女兒國的破滅（顧城），野地的迷惘（張煒〕，戀乳的痴狂（莫言）以及怨女幽魂（林白和陳染）。這些詞語是關於根的不同表述。當然這樣一個大家族又可以區分為幾個小的家族：自然的，歷史的和心靈的。

如果要尋根的話，那麼人們非常容易地想到自然，因為它是人的生存之根。在張煒那裡，它就是野地。不僅野地中的風景，而且野地中的人，特別是人野性的情慾成為了其寓言的主題。在作家看來，野地並不是荒原而是人的家園，所以他對於人們離棄野地深感悲哀。

面對作家的悲哀，鄧曉芒也感到悲哀，因為作家沒有區分人與自然，沒有分辨家園和野地。他把人的勞動等同於自然的過程，亦即天地山水自身週而復始的流轉。他所尋找的語言不是人性的共同語言，而是萬物齊一的沉默。所謂的自然不僅是外在的而且也是內在的，更直接地說，就是人身體的感官和感覺。

但是每一男女身體自身的規定性卻是通過與他人的差異性所實現的，這個差異性也就是性別。向人自身根的迴歸成為向性的回覆，不過自身的性又剛好完成於與異性的交往之中。張賢亮的作品正是將性形成了主題。在作家及其主人公的眼裡，生存之根不在心而在性。

然而這裡的性成為了純粹的性，它與婚姻和愛情沒有關聯。所以作家及其主人公斷言，愛就是做愛。它是肉體的，因此它是自然的並由此是根性的。於是性愛可以拯救一個男人，也就是使一個無根的男人成為了有根的男人。

在此鄧曉芒卻看到了這種獲生的跳躍變成了獲死的跳躍。一方面，純粹的性蔑視精神，它是精神的自殺；另一方面，赤裸的性戕害肉體，它是生命的耗散。

本文選自《尋根話語的批判——評鄧曉芒的“靈魂之旅”》，未完待續。作者系湖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著有系列學術專著“國學五書”（《論國學》、《論老子》、《論孔子》、《論慧能》、《論儒道禪》，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與發行）。本文圖片來源網絡，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