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實際上，詹姆遜的文化歷史主義意識形態模式構建的內涵己經包含了對歷史主義原則的強調，他在資本主義文化的歷史階段的劃分上與這一理論特徵具有一致性。但資本主義文化分期的歷史劃分的特殊之處就在於，詹姆遜將文化作為闡釋符碼替代了“元評論”的研究方法。在詹姆遜看來，文化主導成為反映資本主義不同歷史階段的文化鏡像，在此，“生產方式”的決定性根基已經動搖。

依據詹姆遜的觀點，資本主義文化可劃分為三個歷史時期，即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然而，詹姆遜的文化主導並不是脫離資本主義現實社會的抽象文化，而是不同階段的文化形式表徵著生產方式的歷史性斷裂。這一做法是將文化主導置於更大的歷史語境中考察，通過“主導文化”吸納其他“殘存的”文化，從而以一個更全方位的、總體上的宏觀層面把握歷史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運動走向。

在這個視域內，“文本”作為研究客體是以文學作品的面貌出現的，這種文學作品本身也會偶然與政治歷史觀的闡釋模式相一致，然而這一闡釋模式與這些普通的文化闡釋的突出不同就在於將文學作品解作為象徵性行為。“所以，文學作品的闡釋就是要去找到被壓抑的"願望"，去揭示支配著文本但並沒有顯現出來的"政治無意識"。”

詹姆遜認為，這樣的闡釋模式正是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關於神話和美學結構的解讀方式，在《憂鬱的熱帶》中，列維-施特勞斯將卡都衛歐印第安人所具有的獨特面飾“闡釋”為一種不平等的關係的象徵。卡都衛歐是由三個族內通婚的群體或等級構成的等級制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統治關係即使不是通過政治權力施加的，但是這種隱含著的婦女地位低下，年輕人與老人之間的尊卑從屬關係以及世襲貴族階級的發展等的潛在的等級關係巳經形成。

然而，與卡都衛歐社會所形成的潛在的權力結構不同，瓜那和波洛洛作為卡都衛歐的鄰族卻將這種潛在的權力結構破壞了，這是因為半偶族掩蓋下的部落不平等通過異族之間的交換表現出來了，這就使這種不平等關係再現在卡都衛歐的社會生活中，因此，顯而易見的不平等關係促使社會上出現了對抗和衝突。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出，表層上體現平等的社會制度的瓜那和波洛洛族只是提供了平等的表象域，而其深層上是半偶族相互依存的關係所掩蓋下的真正的等級制和不平等。

然而在卡都衛歐這樣一個等級制的社會中，他們首要的不是解決這些不平等關係而產生的矛盾，而是藉助於機構進行巧妙設計來掩蓋這些矛盾。因為不平等關係產生於他們內部，是由他們所掌握的，這是造成社會混亂和動盪的根源，但他們並非採取補救的方法徹底根除對抗關係，而是把這一矛盾對抗拋入想象的世界，在審美領域中找到純粹形式上的解決辦法，這便是卡都位歐婦女面飾上的圖畫藝術。

因此，原本僅僅作為審美範疇上的卡都衛歐面飾藝術構成了一種象徵性行為，把其不可言說的、潛意識的且無法逾越的真正的社會矛盾說成是尋求一個幻想性表達的方式。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卡都衛歐等級制社會中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便通過現實中的機構的幻想生產，從而使這種激烈矛盾轉入到審美領域，以婦女面飾上的圖畫藝術尋找純粹形式上的解決辦法，卻恰恰掩蓋了社會中實際存在的真正的無法解決的矛盾。

詹姆遜正是通過列維-施特勞斯對神話和美學結構的解讀方式來說明意識形態與文化文本之間的關係，同時也表明在政治歷史觀分析模式下揭示文化文本或文化製品的意識形態之合理性。然而，在這一視域下所謂的審美行為，不再是純粹意義上對美或藝術的評判，而是把審美行為本身作為意識形態來對待，因此，審美行為便具有了意識形態的功能，這一功能不是為了傳達意義或進行象徵性生產某種東西，而是為掩蓋社會真正矛盾提供想象的或純粹形式上的解決辦法。

所以，詹姆遜指岀：“對這裡提倡的這種闡釋比較令人滿意的解釋是，它是對文學文本的重寫，從而使文本本身被看作對先在的歷史或意識形態的潛文本的重寫或重構。”然而，詹姆遜所謂的潛文本並不是外部現實或歷史手稿的傳統敘事，而是基於歷史事實基礎上進行重構的文本。這就意味著，不管是文化文本，還是審美行為，都不是脫離現實的空中樓閣，而是表徵著一種與現實之間的互動關係。與此相應地，“現實”也不再惰性地維持與文化之間的距離，而是把現實納入到文本的結構中並作為其內在的、固有的潛文本。這進一步表明，所謂象徵性行為的“世界”，不過是將內部固有的內容形式化，從而服從於外部形式的變化。

“象徵性行為開始於生成和生產其自身的語境，在出現的同一時刻又從其中退卻出來，以對自身變化的眼光來審視自身。”顯然，這就導致阿爾圖塞將歷史看成是“缺場的原因”。因為文化作品或文化客體一方面生成自身的環境，另一方面又將自身所處的環境文本化，這就使文本生成的環境成為一種幻覺，而這種幻覺是文本本身生成的形式，所以外在於任何現實的存在。

因此，詹姆遜認為,歷史不是文本，在其本質上，只是以文本的形式無限地接近我們，只有通過文本的再文本化才能揭開歷史的真相。也是在這一意義上，象徵性行為內含著兩個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方面，過分強調文本的能動方面或過分強調文本惰性的反映現實，前者會使文本產生純粹的意識形態，後者則陷入到庸俗的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然而，無論敘事形式如何重建，存在於潛文本中所謂“解決”的社會矛盾仍然作為缺席的原因。

所以，詹姆遜認為要從社會矛盾存在的終極文本中區分出二律背反的意識形態，揭示文本中壓抑的政治無意識。然而解決真正的社會矛盾實際上只有通過實踐的中介來解決，而不是純粹的把文本本身作為化解社會矛盾的敘事機制在想象中解決，這種二律背反的意識形態一方面是社會矛盾的表徵性表達，另一方面是文本的概念性反射，由此既衍生出由它自身塑造的意識形態的封閉，也構建出二元對立機制。因此，在這一意義上，象徵性行為承擔著二律背反的特殊使命。

在詹姆遜看來，文學作品的闡釋所找到的被壓抑的“願望”本質上異化為一種習慣的惰性沉澱在個人的心理上，而文化文本所解決的政治矛盾僅僅是象徵性的純粹形式上“解決辦法”，文化文本也在很大程度上表達的是個人的意圖而不是集體的、人類的。正是文化文本的想象性解決並不是實質上的解決，現實的解決社會矛盾，從而必然使真正解決社會的方案被掩蓋著，壓抑著，這就是詹姆遜所謂的“政治無意識”，即指無法表達的、不可言說的、被壓抑的潛意識。然而詹姆遜的政治的野性的思維並沒有侷限於政治歷史觀的闡釋模式，而是進一步拓展到更為廣闊的政治寓言的結構中，以及包括小說等的象徵性敘事的整個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