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南宋時期，特別是南宋中後期，有越來越多的文人開始不注重功名利祿。當時國家處於外敵不斷侵擾過程中，而南宋朝廷一味苟且偷安，為了待續統治只求屈膝投降，並不去真心組織抵抗。這引發了文人們的高度失望情緒，因此他們對這樣的朝廷十分失望，不再繼續像以前那樣有強烈的參考科考以求榮華的心理。這裡就有一位，學問造詣深厚，但卻終生未進南宋官門一步。他就是著名的南宋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藏書家、書畫家王柏。那麼他有怎樣的事蹟呢？其思想達到了怎樣的境界？

思想家、教育家：王柏王柏的人生王柏於公元1197年出生於婺州金華（即如今的浙江省金華市）。他的一生以教授作為主業，也就是說是一職業教師。當然，他的身份不只是普通的教師，而是一位有影響力的教育家，一生拜在他門下的學子數量極多。他有段時間在麗澤書院、上蔡書院等當時最有名的書院講學。王柏一生創作了許多作品，比如《詩疑》、《書疑》等書籍，但由於時間的長遠及戰亂等原因，多數並未流傳下來。他本來創作了一本極為有名的詩文集，名為《甲寅稿》，可惜也沒有流傳於世。直到明朝正統年間，他的六世孫王迪裒收集了王柏的著作，編寫了《王文憲公文集》一共20卷，交由當時義烏縣正，名叫劉同，在正統八年（也就是1442年）刊印發行。此事，在《續金華叢書》所附屬的《王文憲公壙志》以及《宋史》中均有記錄。

王柏作品《研幾圖》王柏一生除了以教育為己任，他熱忠於藏書，數量巨多且類別齊全，也是位藏書家。此外，他的書畫造詣深厚，也是有名氣的書畫大家。他一生收集了歷代有名畫作，尤其以人物、花鳥書畫作品最甚。在學習上，他日夜研磨，成就其高。後來他編寫了《魯齋清風錄》共一十五卷，並自己創作了序言，寫道“有書萬卷，手帖石刻數百種”。在後來清代時期的《四庫總目》裡，收錄進他的讀易記、書疑、詩疑、研等數幅他創作的圖畫，由此傳世至今。他創作的詩作《詩疑》共二卷，其它作品比如《書疑》及《研幾圖》等各有若干卷，因此史書稱他“頗有竄亂，攻駁毛、鄭之說”。

《王文憲公文集》王柏思想境界甚高，影響深遠王柏出生於文化世家，但一直並清楚其家學的淵源。直到他三十歲時，才瞭解家學之緣由，因此放棄了俗世學問，而去問學求道。當時朱熹道學影響深遠，王柏心中對此甚為嚮往。在拋棄俗學一心求道後，他數次造門造訪朱熹門人楊與立與劉貴。後者劉貴是朱熹道學的執掌者（當時稱為執堂）。到了後來，王柏聽人說何基曾經得到過朱熹真傳，他就拜了何基為師。

圖：朱熹，這是王柏嚮往的理學道家自從踏進道學之門，王柏心中就再也沒有出仕為官的念頭，而是把精力盡數放在研討生命之本源上。之後，他經常受聘在麗澤書院、天台上蔡書院去講學。在朱學上，他在金華地區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同他的教師何基以及金履祥、許謙三人，被人們合稱是“金華四先生”。為此，他先後培養出一在批弟子，其中較為有名的弟子有楊珏、金履祥、周敬孫、以及徒孫王相、族子王佩等眾人。王柏雖然未在官門，但他卻十分關心國家的安危。那時南宋處於中晚期，國家風雨飄搖，但統治者卻一味偷安，這讓王柏十分心痛。他極力地痛陳時弊，心中十分希統朝廷能改弦更張，挽回國家的頹勢。對於流於形式的科舉，他極力指斥它是“一次於三日之虛文”，如此不能治天下，而極度主張恢復古時以來的擇仕制度。

王柏十分關心國家的安危他清醒地認識到，當時情形下之所以國貧民病，其根本的原因在於國吏治的腐敗，因此他說“勢家巨室，不輸王賦”。針對此現象，他提出瞭解決的方法，即如果要“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為本”，主張“理財無巧法，止得輸其所當輸者足矣。但輸其所當輸，當自公卿大夫始”（詳見《魯齋集》第四卷裡的《送曹漵序》）。

《魯齋集》在朱學道家理論上，他繼承了“理一分殊”的理論，但推崇其中的“分殊”優於“理一”，從而他理解“統體一太極者”，就是“理一”。對此，他以《易》為例說：《大傳》裡有“易有太極”的說法；這是易作為理說的一個方面，而後面的兩儀、四象、八卦，則演變出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裡面每個卦和交備都擁有一個太極；在那49策當中，每一揲每一變都各自擁有一個太極，這就是所謂的“易的分殊”。王柏繼續用人身來舉例，說人的四肢乃至百骸，人身體上各處的疾痛病癢等，完全都是相關聯的，這就如同上一個道理一樣。另一方面，人眼睛看耳朵聽，用手拿東西用腳走路，嘴上說話心中想思維，這些又不能同時進行，這就是“分殊”了。在“理一分殊”的基本下，王柏呼籲世人不要無緣無故去毀壞草木蟲魚等自然界的生物，而應當要“立法定製，品節禁戒”，且要“著書立言，開導勸止”。他主張將“分殊理一”的內容實際運用到學術裡，因此需要“由傳以求經”，對儒家學問的教育要給予重視。另一方面，他主張對事物要有所懷疑，這卻讓他產生了對經傳的教條內容不拘守，不輕信，不盲從的作法。因而，王柏認為聖人之道的作用，僅在於以書而傳，並以書而晦。王柏主張注重儒家思想的傳授，但他對儒家傳統經典卻產生了許多的質疑。對於《詩經》，他認為裡面那三百篇詩歌並不是產生於同一個時代的作品，其作者也不僅僅只有周公一人，更不是孔子所刪（史書記載了孔子曾經刪詩）。王柏認為在周公時，詩品數量不足百篇，而被孔子刪除的那些詩作，只是周公之後出現的雜亂的詩作。而《詩經》一書經歷秦楚時期以後，如今所說詩三百篇，是否都是周公、孔子時期的作品，就更加值得去懷疑了。王柏對《詩經》中的愛情詩持否定態度，他以自己“正道”為身份，將裡面的愛情詩看成是“淫”詩。王柏由此主觀地認為這些愛情“淫”詩，早就已經被孔子所刪除。《詩經》中之所以又有這些“淫”詩，是漢儒們又將它們重新編錄進來。而這並不不符合孔聖人刪經的本旨。故而，他極力主張要“有力者請於朝而再放黜之”，以便洗淨這些愛情類“淫”詩的千古蕪穢。

王柏對《詩經》有眾多懷疑在其他方面，王柏駁斥了“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的觀點，從而論證了《古文尚書》的觀點是錯誤的。對於《今文尚書》的觀點，他一樣認定並不真實。他的理由是，漢代初期時，伏生這一個人已經年老體衰，並且說不出話來了，因此讓他的女兒替他傳話去教晁錯這個人。而伏生的女兒是齊人，但晁錯則是州人，他們所講的語音並不相同，因此其中傳授過程中造成的錯誤及訛傳的內容太多了，因此需要糾正其中謬誤之處。從這個想法出發，王柏創作了《書疑》共九卷，其他認定的錯誤之處朝廷重訂移補。王柏的這一本書，確實並不嚴謹，紕繆百出，但總體上看也有一些學術成就值得後人學習。在此書中，王柏指出姚方興增加的二十八字裡“玄德”這兩個字，在《六經》中並未出現，這是晉代時期老莊之言詞，因此揭露了《古文尚書》中的虛假記錄。王柏後來創作了《堯典疑》一書，書中對上古歷史表示了懷疑。他在《大誥疑》一書中，又對宗教神學思想極力批判。結語王柏並不是對所有的古代書籍的內容都懷疑或批判，比如對於《四書》，他就十分推崇，認為這是“經天緯地之具，治世立教之書”。當然，秉承一貫的批評思想，他對《四書》部分內容及未熹對此書的集註，也提出了不少的懷疑。比如，對其中《大學》、《中庸》，認為是出自於《子思》那23篇文章，而認為《論語》是出自於古時的《家語》，此外《孟子》應當是孟子本人自創的之書籍。我認為，這裡需要指出，王柏對經史的懷疑，其目的並不是為了顯擺自己的學問，而是為了對更深進行發展。王柏提出的“分殊理一”及其懷疑經史的思想，對理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由於王柏推廣朱學貢獻巨大，因此深受此外各封建統治者讚揚，因此被後人列入正統的理學範疇。

後人立像記念王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