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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侵略勢力的到來,中國的國家主權完整遭到破壞,與此相伴的國弱民貧狀況進一步加劇,在此背景下探尋富國強兵之法,追求國家之獨立,民族之富強成為政界學界有識之士的共同目標。

在此過程中,墾荒成為當時國家建設計劃、人口政策和社會建設方案等的重要內容之一。加之墾荒政策的推行往往伴隨著一定資金、人力、物力的流入,因此各地區的主政者也樂意執行。墾荒從中央到地方形成共識,成為施政的重要內容之一。

具體到西南地區,從倡導墾荒者的言論來看,希望憑藉墾荒工作達到以下幾個方面的目的。希望墾荒取得地盡其利的效果,進而發揮開發富源促進民生的作用。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初,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其《建國方略》中就提出以移民墾荒促進西部資源開發的計劃。

“假定十年之內,移民之數為一千萬,由人滿之省徙於西北,墾發自然之富源,其普遍於商業世界之利,當極浩大。”在西南地區,主政雲南的唐繼堯對墾荒也採取鼓勵政策。在此背景下,負責實業工作的童振藻提出“墾殖本屬要政,邊荒之地尤宜從速著手”,並於1916年擬定《擬墾滇荒辦法》作為發展實業的重要舉措。

在雲南開展實地調查者也認為“其附近且有金、銀、銅、鐵、銻、鉛諸礦,蘊藏之富,冠於西南。此後如能隨農墾之經營而同時開發,則有益國富之收入,豈為淺鮮”。在川西南,民間也有“打開萬石坪,世上無窮人”的說法,人們對開發小涼山地區充滿了想象和期待。

希望通過墾荒解決人口分佈不均及移民和難民安置問題。倡導墾荒者認為西南墾荒不僅可以解決內地省份人口過多、西南邊疆省份人口過少的問題,而且在抗戰時期還能解決難民、歸僑安置等問題。

如1934年中國西部科學院雷馬屏峨考察團在小涼山地區經過6個月的調查後,認為“四川內地,人口過剩,而西陲邊地,則地廣人稀。故移民實邊,乃為當今之急務”。1944年江應樑在《大小涼山開發方案》中也提出四川內地過剩的人口,以及雲南東北部地瘠土薄不宜農耕地區的人民,可考慮遷移至涼山,從事開墾。

“查涼山面積,約共三十餘萬平方公里,以每方里容納墾民十人居住計算,則除原有之夷人外,尚可移殖墾民二三百萬人,此不僅可解決內地人口過剩問題,且由此數百萬人之開墾,對國家糧食增產,實大有裨益。”陳碧笙在滇邊地區調查後也有相似的看法,認為雲南邊區如果實行移民墾荒,可容納400萬以上人口,解決沿海、平原地區人口過剩的問題。

希望通過墾荒促進民族交融。倡導墾荒者希望在民族平等的原則下,“獎勵墾民與土著間之交際、雜居與通婚,以促進其同化過程”。顧頡剛抗戰期間對內地青年發出呼籲,“你們應當不怕艱苦,學會了邊地的言語和生活方式,到邊地去埋頭服務,務使一方面杜絕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肅清出去;

一方面可以提高邊地同胞的智識,發展他們的交通,改進他們的生產……使得中原和邊疆可以融為一體……青年們應當和邊民通婚,使得種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地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識一代比一代高起來;更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後裔們的體格日趨健壯”。

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黃國璋呈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的報告《西康邊防問題及解決途徑》中也強調,移漢民至西康墾荒並與康地婦女結婚,可作為鞏固西康邊防的重要措施之一。

希望通過墾荒實現鞏固國防,安定邊疆的目標。倡導墾荒者認為,推動西南地區墾荒,在改變西南地區地廣人稀,土地資源利用不足狀況的同時,還能充實邊疆人口,進而發揮固邊的作用。如在中越邊境的金平縣,施政者認為,通過墾荒,“不及十年,邊區充實,邊民安定,邊防無形鞏固,可免政府南顧之慮矣”。

並且有提倡墾荒者認為,隨著英、法等殖民活動的衰落,西南的滇邊墾荒,對於鞏固國防乃至將來謀緬甸、泰國、越南諸地的開發,都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抗戰時期,包括西南地區的西部“實已成為復興我中華民族之基礎地帶,為撫慰我流難同胞,不能不謀所以安頓之方法,為擴充我抗戰力量,不能不圖經濟上之建設,是以移送災難民眾,墾荒生產,鞏固後方基礎,充實抗戰資源,實乃抗戰當中之要務”。

希望通過墾荒解決土地權屬問題,以此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前提。倡導墾荒者認為在西南邊疆,“漢官如流水,土司如磐石”,積弊叢生,究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土司、頭人對大部分可利用之土地均有支配權,進而握有了民眾的土地使用權,操持了民眾的生命線,致使民眾被魚肉也無從抵抗。

據此倡導墾荒者提出要解決邊疆土地問題,應轉土地所有權為國有而土地耕種或使用權為私有,進而認為墾荒即是改變西南地區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最為直接的方法。

近代西南地區墾荒的實踐。西南地區的墾荒實踐相對較早,政府對在此開展墾荒活動的限制相對西北等其他地區也較為寬鬆。

在川西地區,早在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清政府就已實施屯墾,改美諾廳為懋功屯務廳,屯務廳駐小金縣,領懋功、撫邊、章谷、崇化、綏靖五屯,五屯共“安插及分戶加墾番屯兵共七千二百八十二戶”,先後“墾地一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三畝”。

在川邊地區,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有人奏川藏危急,請簡員督辦川邊,因墾為屯,因商開礦等語”。為此,光緒皇帝諭令川督錫良察看情形,妥籌具奏上報。此後,關於川邊地區能否墾荒,如何墾荒等問題的調查工作大量展開。

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任命鳳全為駐藏幫辦大臣,是年十一月鳳全抵達巴塘,他於此駐紮期間隨處查勘,發現“巴塘氣候稍為和煦,近臺數十里,土尚膏腴,前經督臣錫良飭派該臺糧員試用知縣吳錫珍、駐防都司漳臘營參將吳以忠試辦開墾。一年以來,計開成熟地三百餘畝”。

在此基礎上,鳳全旋即從內地招徠漢族農民在巴塘地區開辦農場,採取強硬手段開墾荒地,加之當地謠傳鳳全庇護天主教堂,力推限制藏族佛教寺廟喇嘛人數政策,引起當地百姓和藏族僧侶的不滿,不久鳳全被殺,巴塘墾荒活動中斷。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趙爾豐出任川滇邊務大臣,在川邊地區推行“改土歸流”的同時,大力推行移民墾荒,主要採取兩種途徑招徠內地人力,一是直接募內地民夫前往川邊地區屯墾,“二是從內地招募並戍邊,分批化戍邊兵為屯民”。

由於“計劃之詳,待遇之周,可謂無微不至,以故數年之間,各縣人民挈家襁兒,于于來邊投墾者,就檔冊約計,多至四千餘人,而尤以鄉城一處為最多”。經趙爾豐“改土歸流”後,川邊地區土地也均收歸國有,但是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川邊地區局勢動盪,川邊土司紛紛復辟,墾荒活動沒有得到繼續推進,並且土司復辟地區土地所有權又變為土司所有。

此後,川邊地區歷經尹昌衡、張毅、殷承瓛、陳遐齡、劉成勳等統治,墾荒之事雖時有籌劃,但鮮見於實施。及至劉文輝主政川邊,推動西康建省之後,墾荒活動漸有起色。1929年,劉文輝領導的二十四軍政治部申明的治邊策略即包括“移兵屯殖”一項。

1937年,西康建省委員會在對各縣土地使用情況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制定了《移民西康墾殖畜牧計劃草案》。1939年西康建省後,開展確定康屬地權的工作,並且改組屯墾委員會,成立地政科,負責辦理土地調查及督導開墾荒地工作。西康的墾荒活動和農牧試驗漸次舉辦。

在川西南涼山地區,清末以來政府對涼山彝民多采取防堵和安撫的方法,無力在此實施墾荒。民國元年(1912年),四川都督府設三邊屯務調查員,委專人赴雷波、馬邊、峨邊、屏山等地調查,雖然對屯墾一項調查甚詳,但是墾荒一事未見實踐。

在大涼山地區,民國初期唐繼堯曾派滇軍進入,實施墾荒政策。不久全國陷入軍閥混戰時期,四川也進入防區制,涼山地區墾荒之事遂無人過問。長期以來,對於涼山地區荒地的經營先後有“以兵衛屯”“以屯養兵”,提倡國營“開屯實邊”之論調,也有倡導以民營性移民開發為主的。

而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實施的實際情況來看,小涼山的雷波、馬邊、屏山、峨邊四縣大量實行墾荒的既非國營亦非民營,而是以代墾人資格出現的墾殖社。民國時期,僅雷馬屏峨地區前後就建立40多所墾社,成為邊疆墾荒實踐的重要區域。

除了上述墾社外,小涼山還曾設有公營墾荒機關3所,分置於峨邊和屏山兩地。如20世紀40年代初,四川省政府在屏山縣撕慄沱設立“中國抗建墾殖社第二區事務所”,經過3年的經營,該事務所的墾荒活動,逐漸向西發展,經西寧、羅三溪,南至中山坪,進入雷波縣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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