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教道士上都文學活動。南宋亡後，還有一些文學修養極高的龍虎山道士隨張宗演北上覲見忽必烈，如張留孫，陳義高、馬臻、朱思本、吳全節、薛玄曦、夏文泳等，他們長期留居兩都，與達官顯宦、文人雅士有十分活躍的文學交遊。

這一時期，玄教道士的上都文學活動以陳義高、馬臻為代表，他們作為最早來到兩都，兼具宗教人士的南方扈從人士，在上都的文學創作表現了與北方文人不同的風格，這種不同於這一時期稍後的扈從文臣一起，共同帶給上都文學活動新的風貌。

馮子振。湖南攸州人馮子振，是南宋亡後遊京師又一個成功的文人，至元二十四年（1287），35歲的馮子振第一次北上大都，為承事郎、集賢待制，二十七年（1290）首次赴上都，二十九年（1292）因桑哥事罷職離京，以後多次往返上都、大都、江南三地。

成宗貞元元年（1295）再進京，大德四年（1300）再進上都，返鄉。大德六年（1302）又來至大都，七年（1303）從大都，赴應昌，中經上都。此後，至治三年(1323)再次進京。一生至少三次赴上都，創作了數量較多的上京紀行之作，以《居庸賦》最為著名，其所表現的大元盛世氣象，與陳孚相比，更加具體、強烈。

《居庸賦》是“與客談居庸之勝絕，疲於應答”之作，首尾五千言，內容豐贍磅礴，雄渾正大，閎衍鉅麗，用神來之筆，將通往兩都、隔離胡漢的“大門”居庸關之奇美的景觀，與天下一統、百姓承平的大元帝國的雄姿相結合。

賦從想象之居庸起筆，“淮南劉安著天下之塞九，其一居庸居其間。向吾之未始至也，意其魄絕萬仞，噫嘻，劍閣之不可攀！”馬上進入自己要親眼所見的敘述，“至元庚寅，吾以一童二馬，儼然桑乾流水之徑，委迤而從之。”這作為賦的開篇，將人從以往文人描寫的想象之詞帶入作者親歷其境的真實的描寫語境中。

緊接著，作者對居庸關作為九塞之一的雄奇險要進行總體描繪，並伴隨著豪蕩壯闊的巡幸場面，極盡居庸之雄偉、奇險。

然後分別從不同角度描寫自己所見的居庸關，寫居庸之高、險，寫自己所見的旭日正中、夕陽在藩之時的居庸之景，寫冬天、夏日的居庸之貌，寫南北不同方位眼中的居庸，寫歷史之戰爭、今日之巡幸中的居庸等等，極盡自己眼中的居庸全貌的描繪。

驚歎之餘，闡明自己創作此賦的初衷，“吾於是片段南北居庸之奇，間執東西行者之口。慨幾越於長城，將歸休乎夢數。緣是不憚掇拾，自忘固陋。他日庶幾倦遊京國、半生藉手之畫卷，抑以尉薦不出裡陶、故紙埋頭之病叟。”

可以說，賦文壯闊斑斕，風格豪放酣暢，文氣雄邁。誇飾鋪陳與細緻寫生相結合，盡情展現居庸關之自然平靜之美、奇險雄壯之美，並融合帝王巡幸的盛大與塞外淳樸民風的恬靜。

“鴻烈解言中國有九關，惟劍閣為至險。唐李謫仙作劍閣賦僅百二十字，今觀元馮海粟賦居庸，首尾幾五千言，何閎衍巨麗之若是也？”從創作主旨上看，表面寫居庸之景。

實則卻是讚頌世祖一統天下之功，居庸關險由歷朝歷代的護國軍事防禦之用，變為今日兩都巡幸之遊覽之景，居庸的歷史文化標籤也由歷朝的胡漢分界、戰爭之所變為大元之疆土、百姓之和平安樂之居所。

“方將道德為維，愷悌為邊，禮樂為鑰，詩書為鍵，豈但百居庸之塞而已哉？”最後寄希望於世祖以禮樂教化治理天下，體現了這一時期南方文人對忽必烈政權的政治期待。

《居庸賦》雖然也極盡語言的華麗鋪排，卻很少象漢賦那樣堆砌毫無實際意義的詞彙，以追求華美的風格和學問的豐贍。《居庸賦》在描寫居庸之奇險雄偉之貌，通篇都是採用寫實的手法，語言生動靈活，卻不虛華造作，鋪排豐贍，卻絕不虛指。

因而呈現出與以往歷代居庸的歌詠多寫意的想象之語不同，也與漢賦的極盡奢華鋪排和兼具諷諫之旨的風格不同，充分抒發了對帝王一統功業的讚歎之情，以及自己生逢大元帝國海宇混一的時代的自豪感。

以至於在元代文壇譽為“題詩愧無一字補，翁名星垂萬萬古！”一時引起極大的轟動，這不僅是上都賦體創作的代表，也是元賦的代表，其情感表達和政治期待也是元代文人自始至終的情愫。

在表達盛世時代感上，馮子振還作有上京紀行詩《桑乾河》《縉山道中》《金蓮川》等。而《鸚鵡曲》之《至上京》《松林》《憶雞鳴山舊遊》三首上京紀行散曲，又與陳孚紀行詩中的孤寂飄零情感是一致的，而詩人所描寫的畫面又是盛世下的一派昇平景象。

這種看似矛盾的景象與情感的創作特點和風格，恰恰是北上南方文人身上最為典型，讀來也最為感人的，如此具體、強烈、又細膩的情感抒發，與北方文人是不同的。這也是整個元代南方文人北上上都，感受草原生活的主導情感之一。

這在他《正宮·鸚鵡曲》小序中有詳細敘述，序雲：“餘壬寅歲留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士大夫，拘於韻度，如第一個“父”字便難下語；

又“甚也有安排我處”，“甚”字必須去聲字，“我”字必須上聲字，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此一節又難下語。”這成為上都最早、記載最為具體的談論散曲的文學活動，在元代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袁桷。仁宗朝，袁桷作為南方扈從文臣創作的兩部詩集，是這一時期創作成果最為豐碩的。袁桷，字伯長，浙江慶元鄞縣人，大德六年（1302），閻復、程鉅夫、王構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仁宗時為翰林待制，兩次扈從上都。

延祐元年（1314）扈從作有《開平第一集》收詩23首詩，延祐六年（1319）扈從作有《開平第二集》，收詩41首。兩部詩集，開創了上都詩單獨結集的先河，也是從袁桷後，上都詩作結集的數量日漸增多。

袁桷兩部詩集共64首，題材內容豐富，幾乎每一類題材都有集中的創作，體現了這一時期南方文人對草原文化的關注視角，如上京紀行詩，共13首，集中在《開平第一集》中。

這些紀行詩所歌詠的居庸關、雨中度南口、南口小店、桑乾嶺、渡懷來沙磧、草地、龍門、彈琴峽（在居庸）、雲州、李陵臺就很多，是元代文人第一次這樣大規模地集中地創作上京紀行詩。

這些紀行詩主要紀詩人從大都到上都行程所經的驛站，或歷史遺蹟，進行自然地理風光的描摹，並在景物的勾勒中表達古代戰爭與現在一統承平的今昔對比，富於深邃的歷史感和深沉的哲理意味。

在袁桷之前，北方文人劉秉忠、耶律鑄、劉敏中、王惲，以及南方文人馮子振、陳孚，南方道士馬臻、陳義高等，也作有一些上京紀行詩，但是都沒有這麼集中、密集，而且袁桷在描寫中也更進行具體、細緻的描繪，寫實性和形象性更為突出。

再如上都風情詩，共25首，集中在《開平第二集》中，也是元代文人第一次這樣集中的關注上都，描寫上都風情。所寫內容基本是描繪草原祥和安寧的自然風光和物候民情，對金蓮、菊、雪、帳、芍藥、摩姑、草地、飛鷹、晨炊、煮茶以及伏日之清涼氣候、宮廷瓊林宴、作佛事等都進行具體細緻的描繪。

詩歌感情平和，用語典雅、簡潔，展現出一種淳樸和美的上都風情形象，體現了這一時期南方文人對天下一統和平時代的讚歎和以蒙古族為代表草原文化的接納、讚美。

袁桷第一集中題畫詩8首，在袁桷之前，上都文學活動中題詩於畫是很少的，袁桷第一次上都之行就大量地創作題畫詩，為後來上都題畫活動開了風氣。第二集中唱和贈答詩15首，多是與同行扈從的玄教道士和同僚的生活唱和，這樣密集的唱和贈答活動也是在之前上都文學活動中的很少見的。

綜上所述，這一時期依然以北方文人為主，但是，南方文人的到來，是上都文學活動進入發展期的關鍵。南方文人在文學創作題材的開拓、歌詠對象的密集上表現突出，第一次比較集中地展現了居庸關以北的生態文化和上都形象；

在文學情感的表達上也更為集中和熱烈，如對南北統一盛世下的時代情緒，以及南方文人思鄉孤寂的心理情感，第一次比較集中地反應了南宋滅亡後，南方文人對蒙古政權統治下的政治心態和高漲的時代自豪感。

結語

在文學體裁上也豐富了上都文學創作，如散曲、賦體等文體的運用。在文學活動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高漲情緒，不僅活動形式多樣，如題詩於畫、唱和贈答更加豐富，而且還更為積極。上都也成為南北文人文學交流的主要陣地之一，為元代文學南北交流與融合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