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艾南英在匡正晚明時文風氣的主張與具體過程中，均有較強的鄉邦思想文化意識。這種鄉邦文化傳統中，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侷限性———正如清初文人及四庫館臣所評論的那樣。艾南英從鄉邦思想文化傳統中找尋改革晚明時文的做法是明清地域文學高漲的一種表現。他重視古文與時文互為表裡，相互影響的關係，對清代文章學理論的建構有著了重要的意義。值得說明的是，清代時文理論正是在吸收艾南英主張，但同時又揚棄其“鄉曲”因素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

艾南英改革晚明時文主張的第二個觀念是“以古文為時文”，主要是倡導以歐陽修、曾鞏的古文傳統來匡正晚明時文。其中，當然也涉及到江西地域文學傳統的問題。古文與時文，是一個相對的歷史概念，自科舉制產生後，時文就專指科舉考試文體而言。如韓愈所提倡的古文，就是相對於當時受六朝駢文影響較大的律賦、策論等科舉文體（時文）而言的。從與科舉文體發展上而言，以古文為法在宋代時就出現了。如北宋唐庚（1071-1121）《上蔡司空（京）書》中即提及以古文為法，是針對宋代王安石變法後的經義考試中重義理、偏駢儷的取向。

南宋時，呂祖謙（1137-1181）具體而系統地闡釋了時文以古文為法的內涵及方法。明清時期，朝廷借鑑宋代經義考試方式，以八股取士，在時文創作領域，也面臨著宋人經歷過的時文與古文的辯證統一關係。尤其在明代，古文與時文相互影響滲透，幾乎不可分離。梳理明代時文發展歷程可知，為改變時文領域產生的不良現象，在正德、嘉靖時也出現過以古文為時文的現象。可以說，正德、嘉靖年間唐宋派提倡的以古文為時文的現象，也與時文領域的弊病有關。我們知道，實際上明代時文領域的弊病產生後，有識之士均認識到應該通過復古的方式來加以匡正，但對於應以哪一個時代的古文來匡正時文，文壇卻存在爭議。

一派以前後七子及其追隨者孫鑛（1543-1613）等人為代表，主張直接以秦漢甚至以周代的經書指導時文創作，相對注重文章的辭藻。另一派以唐宋派為代表，主張以唐宋古文的文法來改良時文，注重宋儒“文道合一”的理學底色。前七子的復古理論是致力於學習秦漢散文，以改變臺閣體文章看似舂融典雅、實則空洞庸俗的面貌。後七子繼承了前七子取法秦漢的理論，是對其進一步的具體與深化。這種學習秦漢文的理論在古文領域影響很大，帶來了模擬剽竊、空疏不學的學風，稍後其影響也及於時文領域。唐宋派正是針對時文創作領域秦漢派末流的弊病波及古文而提出。秦漢派的理論在萬曆以後的制藝中也有明顯的體現。孫鑛在“文必秦漢”的主張上更進一步，注重從先秦儒家經書中探求文法，他強調：“蓋文章之法，盡於經矣，皆千錘百煉而出者”。此主張被崇禎年間的復社時文編選家張溥、周鍾、陳子龍等廣泛提倡，他們主張用儒家經書的語詞來寫作時文，其優點是形式上多了儒家經書語詞的點綴，其不足處則有割裂經書之嫌，且不以程、朱傳注為準，多各抒己見，與時文代聖賢立言的初衷相背離。

有鑑於此，艾南英對這種時文創作弊病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他在《戊辰房書刪定序》中說：“制舉之業，至今日敗壞極矣，群天下聰明才俊之士，所奉甚尊，所據甚遠，而究歸於臭腐而不可讀”，他反對以模擬剿襲方式學秦漢古文的風氣進入時文，主張應學秦漢古文之神，而非僅僅流於字句的摹擬。艾南英在古文領域接近唐宋派，其以古文為時文的理論主張也與唐宋派緊密相關。如前所述，唐宋派的出現也與明代時文有關係，它主要是針對時文領域片面學秦漢文的風氣影響到古文創作而發。如果說唐宋派作家的主要關注是糾正時文創作習氣對古文的影響，在古文領域推崇唐宋八大家，強調古文的載道傳統，艾南英則更多地將唐宋古文創作方法運用到時文領域，以糾正萬曆以來時文的弊病。他在古文創作上贊同由唐宋文上溯至秦漢文，在時文創作方面主張以古文之法改良時文。他認為時文與古文在原本經術上是一致的，都是表述或闡釋儒家之道；在講求首尾開闔、抑揚淺深、發止斂散等方面也即起承轉合上，時文與古文也是一致的———也即是時文與古文互為表裡。

針對晚明時文出現的各種弊病，艾南英借鑑明代唐宋派諸家，特別是歸有光（1507－1571）的理論，主張以唐宋古文，尤其是宋代曾鞏、歐陽修的古文來改進天啟、崇禎年間時文創作之不足，並正式提出了“以古文為時文”的理論與創作方法。艾南英認為將古文的寫作方法用於時文創作中，藉此闡述聖人之道，也即用歐、曾之筆闡述程、朱之理，是糾正晚明萬曆以降時文創作弊病的好方法。艾南英提倡的古文———確切地說是宋代的載道“古文”。在宋代的六大家中，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家均是江西人。其中，艾南英尤其喜歡歐陽修、曾鞏的古文，因為其中有嚴格的文法，可供科舉時文寫作時參考揣摩。他在《答陳人中論文書》中指出：“夫文之法最嚴，孰過於歐、曾、蘇、王者？”認為歐、曾、蘇、王的文法最嚴，其中以歐陽修為最。“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於有跡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為宋之第一人”，認為宋人的文法最密最嚴，這雖然是論古文，但鑑於艾南英提出的古文與時文相表裡的命題，實際上也與時文緊密相關。歐、曾、王的文章均有江西文章傳統的特徵，因而艾南英提倡的“以古文為時文”，實際上可視為用歐陽修、曾鞏等人的古文來指導當時時文的創作。

從這個層面而言，也體現出其鄉邦文學傳統的影響。對於鄉邦友人如陳際泰、章世純、羅萬藻的時文一度學魏晉六朝風格，與復社陳子龍、夏允彝等相呼應，脫離唐宋傳統的做法，他予以明確批評，應該也有堅持與守護鄉邦文學傳統的考量。艾南英尤其強調以歐陽修、曾鞏的文章所蘊含的文法來改良晚明時文。他認為時文也必須“本之歐、曾大家以嚴其法。”時文應學歐、曾古文的文法，這包含兩方面的意思。首先，歐陽修、曾鞏的古文並非機械地摹擬先秦與漢代文章的字句，而是注重學其“神”，避免摹擬剿襲的弊病，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在艾南英看來，萬曆以降的時文領域有很多剿襲摹擬的弊病，實際上就是來源於前後七子復古主張的影響。真正要創作出優秀的時文應以唐宋古文尤其是歐、曾等為範例，因為他們的文章注重“載道”，能學古人之“神”與“氣”而祛除機械的字句摹擬。其次，歐陽修、曾鞏之文風格質樸簡淡，注重文章的起承轉合，與時文的寫作比較貼近，是初學者追求清真雅正風格的正道。此外，艾南英提倡歐陽修、曾鞏，還與注重經史有關。歐陽修的文章源於《史記》，結構剪裁突出，敷腴溫潤，符合“潔”的範疇；曾鞏的文章淵源六經，接近西漢的劉向之文，較為厚重嚴謹，符合“雅”的要求。

歐陽修的文章重法，但又不至於有痕跡而太嚴，既有《史記》《漢書》的風神，又兼具文法，起承轉合均有法可尋，非常便於八股文初學者諷誦；曾鞏文原本六經，爾雅峻潔，以“載道”為核心，有強烈的道德關懷色彩，受到朱熹的稱讚。這與時文原本經傳，代聖人立言的要求相契合。此外，歐、曾文雅澹，學秦漢文之神而又絕去摹擬痕跡，形成獨特風格。正是在這種內在的相似性上，使得艾南英堅信要祛除晚明時文中的各種弊病，歐陽修、曾鞏兩家之文無疑是好的典範。當然，我們也不否認艾南英提倡宋代鄉賢的文章，還有維護地域文學傳統的考量，他與復社人士關於時文選擇的論爭，無疑也包含這方面的因素。借鑑鄉邦文學傳統來面對與解決文壇現實的弊病，以復古為創新，是明清文學中較為顯著的現象，艾南英的嘗試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結語

首先，強調推尊時文之體，將其作為明代代表性文體來經營。其次，在思想上推崇朱注，尊《大全》，試圖重新恢復時文領域由江西儒臣所確定的程朱理學的官方正宗地位；在文章技法上他認為時文與古文互為表裡，提倡“以古文為時文”，借鑑唐宋古文創作技法以改良時文，尤其注重學習宋代鄉賢歐陽修、曾鞏的文章，倡導雅潔，以消除晚明時文蕪雜的弊病，在時文理論中融入江西文章學傳統。雖然因地域文學傳統以及時文輔導出版物利益之爭等因素的影響，艾南英為匡正晚明時文所作的努力在當時受到了一些復社文人的攻擊與批評，但在清代卻也有很多贊同他的人。呂留良、俞長城、戴名世、梁章鉅等認為他對晚明時文作出了重要貢獻，如呂留良強調：“三百年制義之作，壞於萬曆，極於天啟，而特興於崇禎，亦即壞於崇禎。崇禎之興也由江右，而其壞也由金沙”，就明確指出崇禎年間時文的復興是因為江西文人的努力。其中，時文的理論建樹方面首推艾南英。他提出的主張對晚明時文理論建設意義重大，影響了呂留良等人，以致清初就有“東鄉為御兒之延平，御兒為東鄉之新安”的說法，將艾南英與呂留良的關係比喻為李侗與朱熹師生關係，將呂留良在清初從事時文編選的活動視為是繼承艾南英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桐城派先驅戴名世也自言其編選時文是追隨艾南英、呂留良的未盡事業，方苞的以古文為時文的思想均受到艾南英影響，可見其中的演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