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需長篇大論，咱們只需通過下面三句話，就能體會到這一點。

上面這段話，道出了秦國“農戰”政策的精髓所在：

人人都害怕打仗，此乃天性。沒事，首先加重刑罰，讓逃避參軍所帶來的代價比戰死沙場還要嚴重，能夠死在戰場上算是一種解脫；同時，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提高軍功的獎賞，高到讓他們不把自己的命當回事。

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務農生活，人人都厭惡，太正常不過。很簡單，讓種田的人獲得最大利益，而對於那些脫離農業生產的商人課以重稅，從而形成這樣的邏輯：不種田就得買糧，但糧食價格高昂、朝廷徵收的買賣稅極重，人們就不得不放棄商業、手工業，扭頭自己種田，從此“民之力盡在於地矣”。

“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君主賞罰分明，對一個人的任命、賞賜只有一個依據：對方的功勞大小。

為了實現這一點，君主首先必須依靠法令定下的規則行事，建立起朝廷的信用；不展露個人愛好，避免小人投機鑽營，堵住以權謀私的渠道；要遏制自己的喜好，杜絕因個人好惡對人進行任用、獎賞。

與這一主張類似的說法還有：“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奸無端。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其核心主張就是愛惜君主的羽毛，建立起百姓對朝廷法令的信用，公私分明，不以私害法，避免出現小人當道、奸臣弄權的現象。

“夫事同一體者，相監不可”。

這區區十個字，卻道盡了監督權得以有效行使的基本前提：存在共同利益的人，不能互相監督，否則就形同於監守自盜。

商鞅舉了一個例子：讓馬伕和馬伕互相監督，那等於沒有監督，因為他們的利益、目的是一樣的；但是假如馬能說話，讓它和馬伕互相監督，則是最高效的權力制衡，因為雙方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馬伕的職責是管理、鞭策馬匹，而馬則希望躲避處罰、在馬廄裡享受生活。

因此，當上升到國家治理層面，商鞅不主張官員互相監督，而是鼓勵官吏、百姓互相監察，官可以管民，但如果民發現官違背法令、行為不端，也可以公開上告，這一行為受朝廷保護。至於連坐制度，更是這一理念的系統性落地。

商鞅變法是一個繁雜、縝密的系統，涵蓋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風俗等方方面面；而且其落實執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甚至商鞅死後仍在繼續完善。而上面三句出自《商君書》的觀點，幾乎概括了這一變法的核心邏輯：

用國家法令的方式，驅使、誘惑秦國百姓不得不從事農業生產與戰爭；

為了保證法令的落實，君主首先摒棄私心，堅決按照功勞、貢獻對大臣、百姓進行獎懲。如此一來，即使法令嚴苛，人們也會對朝廷、君王產生信賴，畢竟“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法令不能只管老實人；

在監察層面，避免官官相護，主張各階層互相監督，避免國家權力成為特定階層的特權。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為什麼商鞅變法的效力令人恐怖？

它的體系具有高度指向性，即：崇君權、促耕戰、富國強兵，所有的法令都圍繞這些目的；

而更讓人佩服的是，歷代秦王基本沒有破壞這一規則，不用個人喜好取代國家法令。再加上盤根錯節的監督體系、基層的什伍連坐制，秦國的變法得到高效貫徹執行。

經過商鞅的苦心經營、歷代秦王上百年的堅持，秦國被徹底改造成了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史書稱，秦人聽到打仗便互相慶賀：“民聞戰而相賀也”；人們送子弟上戰場，都是鼓勵其英勇奮戰，畢竟如果家裡人在戰場上表現不佳，結果是“若死我死，鄉治之”，全家人都得倒大黴。

當然了，雖然商鞅變法具備明顯的歷史進步性，但我們也不能對其一味歌頌、而忽視了其侷限與弊端。比如，它過於誇大法令的作用、迷信嚴刑峻法，利用人們對物慾的追求進行刺激，把人當成了機器，卻忽視了他們的情感需要與基本人性。

過猶不及，任何事情都得有一定限度，特別是當秦國最終統一天下後，人們久繃的神經急需調節、原有體系已經不符合新的時代時，秦朝卻繼續維持對法令的迷信，二世而亡自然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