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是不小心穿越回去成趙構了，大概率還得殺了。

無它，穿越之首要原則，可以微調過程，不可以改變歷史。

玩笑之餘，還是值得靜下心來分析分析嶽武穆為什麼被殺。

趙構接收的是怎麼樣一個爛攤子？

首先是北宋的外交政策重大失誤，看到新崛起的金國把遼國打得落花流水，北宋的君臣覺得自己比遼國強，便做出錯誤決定：明明應該聯弱抗強，他們卻聯強滅弱，聯金滅遼。

留下一個弱宋，面對一個比遼國更強大的金國。在這個過程中，自以為強大的宋朝軍隊還被衰敗的遼國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軍事實力在更強大的對手面前露餡，直接引發了金國的覬覦之心。宋、金之間實力失衡的結果，就是金國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兩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滅亡。

這時候，趙構面臨的主要危險是外患，而不是內憂。

北宋官軍基本崩潰，想憂也沒多少可憂了。在戰亂中，一些將領脫穎而出，主要憑藉自己的才幹重新組建軍隊，發展壯大。

以現代企業比喻，這些創業者白手起家，創出可觀的家業，雖然戴了趙家皇帝的“紅帽子”，真論起產權來，趙家恐怕不能控股。

這些自己闖出來的將領近似軍閥，他們的軍隊更像家兵，而不是官軍。其中著名的幾支武裝力量，確實被當時的百姓稱為岳家軍、韓家軍、張家軍、劉家軍和吳家軍。

“家軍”的異己色彩比較濃厚，但皇帝不得不容忍，這也是無奈的選擇——在外害大於內害的的格局中，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

而大宋第十任皇帝趙構的親身經驗證明，祖先並非神經過敏。

從1127年趙構登基，到1141年處死岳飛，短短14年間，小的不說，大規模的內部兵變，趙構就經歷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護衛親軍統制苗傅和劉正彥率兵逼宮，要求趙構殺掉太監，傳位給年齡尚小的皇子，並由皇太后垂簾聽政。趙構居然被逼下臺。要不是韓家軍幫他打跑了叛軍，趙構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主持長江防線的宰相杜充率部下叛變。趙構聞訊後整天不吃不喝，嘮叨說：我對杜充這麼好，從普通官員一直提拔他當了宰相，他怎麼可以這樣做？——這種遭人背叛的痛苦經驗，想必引起趙構對人類良心的可靠性的疑慮。

第三次是1137年的淮西兵變，宰相張浚處理人事關係有誤，劉家軍的部將酈瓊率領四萬人（南宋總兵力的十分之一）投降敵國。

可見，一個武將的變心可以給帝國造成多麼巨大的損失，而影響一個武將變心的因素又多麼複雜。皇帝自己不犯錯還不夠，宰相也不能犯錯。總之，內部的異己力量不能不防。傳統的暴力分權與制衡體系不僅是重要的，簡直就是性命攸關的。

最要緊的是，岳飛擁有反叛的實力。岳家軍有十萬兵馬，佔全國兵力的四分之一強。而且，這支軍隊的戰鬥力極強，民間聲望極高。敵人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飛本人飽覽經史，禮賢下士，溫和有禮，為人清廉，賞賜一概分給部下。這簡直就是活聖人。岳飛死後多年，他的眾多部下還聚在一起，聯合起來為他申冤，並且哭聲震天，場面感人——可見岳家軍多麼團結。

這

種人望是趙構無法不忌諱的。

這支軍隊的口號是：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聯想一下趙構對兀朮的評價——雖然強大，專以殺戮殘忍為能事，不顧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會有什麼大作為了——岳飛該有多大的作為？這樣的暴力集團不反則已，一反就會天塌地陷。此時此地，對皇帝來說，選擇變得很簡明：或者廢掉岳飛，或者不廢岳飛。

對岳飛來說，選擇也很簡單：或者服從，或者反抗。對皇帝來說，岳飛將採取什麼策略是不可測的——“叵測”。但是歷史經驗和親身經歷告訴他，歷代武將在“叵測”的選項中填空時，只要勝算較大，往往要選“反”。不反的還要後悔。

那麼，對皇帝來說，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國的命運寄託在“叵測”之上呢，還是讓秦檜出面幹一次髒活呢？在皇帝眼中，一個好人可能的冤屈，與趙家江山的安全穩定相比，孰輕孰重？這還用問嗎？追問這種問題的恐怕只有“純儒”。

按照孟子的說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然而，我們的帝國傳統，總是儒表法裡、王霸道雜，以“行詐使力”即所謂的“兩杆子”為看家本領，實際決策所依據的是利害計算而不是道德信條。即使考慮道德，用我們熟悉的話說，還是“要顧全大局”。比起“正確路線”和“天下蒼生”來，個人的一點冤屈算得了什麼？

因此，功高震主，擁兵自重，尾大不掉，岳飛不死，宋高宗趙構睡覺都睡不著，總覺得有人想造反。宋高宗趙構不想殺岳飛，十個秦檜加上萬俟卨、張俊綁在一起也奈何不了一個岳飛。宋高宗趙構要想收拾岳飛，哪怕是上帝親自出手勸阻也救不了岳飛的命。皇帝覺得你是忠犬，就算你惡貫滿盈也是皇家的走狗，皇帝覺得你不是忠犬，就算你比楊家將還要忠義十萬倍在帝王眼裡也還是居心叵測圖謀不軌，無論你如何辯解也是枉然，管你冤枉不冤枉。岳飛不得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