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科舉改制是清末史書市場繁榮的直接原因，也是撬動傳統讀書人學習八股以外新知的有力槓桿，更是近代知識更新的制度保障。以往僅依靠塾師講解幾本經義的僵化科舉網絡，再也無法消化西學技藝和應對時局危機。當中西新舊衝突隨著時局惡化愈演愈烈，中學不僅需要為“體”，也要承擔為“用”。於是清末學人在舊學中尋到史學這門“合一切科學而自為一科”的學問，是盼史學以其海納百川之勢熔鑄中西，包容新舊。史書生意之熱，實際是社會轉型之際，史學肩負接引西學和保存中學二重使命的無奈體現。可惜，市場趨利，倉促成書；考生求速，落於空言；考官取卷仍憑文字之長，通過粗糙譯史及彙編史冊所傳遞的歷史知識，根本無法解答迫在眉睫的內憂外患。

一、史書市場繁榮背後的危機

史書生意的火爆將舉業的鑽營貪鄙暴露無遺，與選拔學博、才通、理純之人的改制本意大相徑庭。士子將所購史書堆為進身階梯，不敦氣節，不分義利，引發了時人對世運、文運與史學走向的憂慮和反思。

首先，場屋史書“不足為史學”。王葆心雖然對場屋學問洞若觀火，成功於新章中舉，但他深深明白，“講經評史之書，為場屋用者，其經不足為經學，其史不足為史學”，而“經史自有其學，非今策纂諸書所能備”。史論是根據史事闡發己見，發表政治、哲學見解的一種文體，常納入文編，被視為廣義史學的一部分，可這種“以文入史”的做法在史家眼中卻犯了史德大忌。史論選本多專為牟利，倉促出版，低質複製，沿襲射策陋習，本不足為史著，研讀史學不可求諸此類史書是時人的共識。其次，粗糙譯史從中射利。西學彙編選本，不僅常有冒名，“大都雜湊而成，十部之中竟有六七雷同”。

學界對該書的一個批評焦點，即是做科舉時務門面，其中學問不過西史皮毛，只為場中抄襲提供便利。《泰西新史攬要》等在西方學界被看作二三流史書，卻風行於清末讀書界，究其原因，除其體例、內容、思想外，便於考生應對科舉和廣告營銷造勢也是其流行的重要因素。最後，坊間刪減版史書不能解決舊史的繁重難讀。學子對中國史書常有畢生不能舉其業之嘆，又有不適合初學之感：“中國的史書，有二十二史，有《通鑑》《綱鑑》……這幾部史書，那本數也太多了！合攏來，足足有一千多本，你道八九歲小孩子，怎麼讀得完呢？小孩讀的史書，如今卻沒有一部好的。”袁了凡《綱鑑》、王鳳洲《史鑑》等書生意紅火，卻被斥為俗書，主要源於與科舉緊密聯繫又淺顯錯漏之故。前輩學者建議，嫌史籍過緊的學子“不得已而思其次，仍以看《歷代通鑑輯覽》為佳”“朱子《通鑑綱目》可以不閱，袁、王《綱鑑易知錄》等書則俗書矣”。

同時，報章也多對內陸鄉野書塾的讀史舊風有所譏諷。刪減版史書在沒有通史教科書的年代一定程度上對歷史教育產生了積極影響，但為求表述簡練，便於抄襲，往往過度刪減改竄，縮印成小冊，最後使史書失去原本面貌，過猶不及，謬誤叢生。其時學問與應舉雖都為讀書，卻涇渭分明。市場盈利為先，順應學子急求功名富貴的心理，將策論新瓶裝上舊酒，以致淺顯錯漏的史書大行其道，舉業汙濁之氣未能改換，科舉廢止的大勢並未因改試策論扭轉。史書雖因舉業化繁為簡，商業繁盛與質量低下又形成鮮明的反差。

二、餘論

科舉停廢后，策論卻未隨之消失，不僅優拔、優貢仍考策論試題，學堂中的課業題目也與新章策論試題相差不遠，且是“吸引部分讀書人改往新式學堂就讀的原因”，甚至進入民國後，史論寫作在中學還有影響延續。眾所周知，毛澤東一生喜讀《資治通鑑》，他早年所讀版本亦為舊時書塾中為史論考試所備的刪減本，民初就讀於湖南高等中學時曾受國文教員贈書《御批通鑑輯覽》，且留有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論》的史論文章。及至民國中後期，舉業史書仍沒有完全退出出版市場，不過去除科舉字樣，改頭換面後繼續作為學校的歷史考試參考書。清末改制期間，政策稍有變更，書籍市場隨之而動，對讀書人的知識觀念產生了導向性影響。更重要的是，史書市場以其能動性對科舉制度及知識傳播產生了反作用。與以往將欽定經史書籍作為科舉主要參考書不同，由於清政府對西學知識的接收慢於民間，僅能依靠學政教化宣示和考官選卷取向對士子思想意識進行引導規範，不得已將新章備考書目的指定權讓渡給了市場。

新章對史學的重視不僅將生童舉子導向讀史，甚至要把六經當做史來讀，經史顛覆性易位只是讀書人知識結構變動的開始。西史成為場中秘籍，扭轉了傳統讀書人對西學的排斥態度。因有利可圖，市場更打開了譯介西史的大門，翻譯西史的風氣日漸濃厚。西學場考察以西方政史為要，是不可迴避的西方基本價值觀念。士子為求功名，試卷語言無不體現出忠實於官方的意識形態，但思想勢必受到薰染，日漸失控。改制前後市場上流行的史書雖因膚淺、粗糙，常被學者批評；相反相成，正因淺顯易懂，其思想更易浸染人心，青年人的思想資源由此發生巨大轉變。中西史書並行閱讀之下，人們發現傳統史書體例已無法書寫列國爭雄的世界歷史，新的歷史觀念開始萌發。進言之，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史學”的出現不過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轉折點，知識界對新史學的一呼百應此前早有淵源，此後影響持續。

結語

史學於近代學科體制形成之初，既是中國傳統學問中甚為發達者，又在西方學科中為固有之學，且於科舉考試有祖宗之法可依。在四書五經已難以應對變局，西學時務又可能威脅統治思想的情況下，史學以其博大切要、開放幷包的特性挺身而出，在科舉改制中扮演了溝通中西學術淵源的重要角色。新章雖短短兩屆，但其前奏源遠，影響流長，奠定了史學在近代學科轉型過程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