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大航海時代”極具超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豐功偉績之絕佳契機，可望成為世界經濟體霸主地位的大明帝國為何就這樣失之交臂了呢？

——其實核心實毀於：士大夫利益集團。

中國文明史上第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通過海航、正式外交走向世界，是古代世界航海史上最偉大之壯舉——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也是最具顛覆性的一次遠航活動。也是明成祖主政措施中最巨集偉之舉措。強大的國力與和平的外交策略，使萬國誠服對明稱臣納貢，形成了萬國來朝之景象。

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朱棣力排眾議，打破朱元璋“片板不得下海“的禁海祖制，委派三保太監鄭和開啟了第一次下西洋遠航。據《明史·鄭和傳》中記載：“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者六十二”。據明代人編寫的《國榷》中稱“寶船六十二艘，大者長四十四丈，闊一十八丈”。

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船長約140米，寬約57米，而據南京發現明代副使都知監太監墓誌銘明確記載大福號寶船規格是5000料，摺合排水量約2500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巨型木帆船，在世界木船製造的歷史上簡直是登峰造極的水平，在當時簡直就是一首首的航空母艦的規格。

鄭和下西洋相比87年後才出現在大西洋的哥倫布船隊，僅僅由三隻帆船組成，最大的聖瑪利亞號只有100噸。鄭和下西洋巔峰時208艘艦船，二萬七千八佰人蔘與遠航，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鄭和船隊都是一支舉世無雙的海軍艦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是沒有可以與之相匹敵的。中國在當時的造船技術上是遙遙領先於世界的。

鄭和下西洋時拜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爪哇(印尼爪哇島)、蘇門答臘(印尼蘇門答臘)真臘(高棉)、古裡(印度卡利卡特)、暹羅(泰國)、榜葛剌(孟加拉)、天方（今麥加）、祖法兒(阿拉伯半島東部)、忽魯謨斯(伊朗霍爾術茲)、木骨都束(索馬利亞摩加迪沙)、滿喇加(馬六甲)、溜山(馬爾地夫)等地，目前已知最遠到達東非、紅海。

鄭和下西洋所做的海外政治干預，包括推翻斯里蘭卡王朝及蘇門答臘君主、懲治了海盜並扶植麻六甲，以長遠影響來看，最重要的是操縱麻六甲海峽（往來中國及海洋貿易的要道），選擇扶植強盜頭子拜裡迷蘇剌，於1409年鄭和授與其國璽及皇袍。拜裡迷蘇剌曾親自往中國朝貢，使其在麻六甲沼澤地的據點成為日漸富庶繁榮的商業中心。另有比如比路過爪哇國，正逢該國西王和東王混戰，鄭和舉兵要討伐，西王懼怕，叫使者去謝罪，他讓西王賠款6萬兩黃金贖罪。

據《明實錄》記載：消滅雄霸於日本、臺灣、南海、印度洋等海面的海盜集團，活捉首領陳祖義等。

當時大明帝國海軍在海上無疑是霸主地位，而能建立如此強大海軍的大明為何沒有走向資本主義，錯失成為世界經濟體霸主的歷史契機呢？最核心的莫過於：大明之“央企“經營的海上貿易屬暴利行業、動了士大夫的乳酪、士大夫有意識地將海上貿易變成利益集團長期的私人利益，士大夫假公濟私，堅決反對、損國之利，肥自己的腰包。

鄭和下西洋時實行的是朝貢制度，實際就是大明朝最大的“央企”。如果“央企”進行了貿易壟斷，損壞最根本利益的是士大夫們。所以十幾年如一日，沒事兒就嚷嚷下西洋勞民傷財，美其名曰阻止下西洋為國家計、為祖制計，實際只是他們打的幌子，最重要的是維護士大夫撈錢的自私利益。

鄭和下西洋真是勞民傷財嗎？明朝建國於1368年到1402年朱棣即位共34年，朱棣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調浙江、福建、湖廣等五省府縣優秀造船工匠四百餘戶來南京造船，可以說當時明朝的儲蓄是不多的。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朱棣時期乾的幾件需要鉅額資本的大事：

編國書永樂大典；

北京建紫禁城成為世界歷史上最著名的建築之一，並於十九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完成遷都；

朱棣五次親征蒙古；

疏浚和開鑿京杭大運河；

鄭和下西洋。

哪一項工程不是需要鉅額的資金支援，這資金哪來？這恰恰是海上貿易產生的經濟效應，如果不是海上貿易，光靠一個建國不久的農業國能在朱棣生前這22年時間內同時完成這些舉措嗎？

鄭和下西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一開始反對之聲持續不斷地伴隨著國家壟斷模式下的執行，一個篡位的朱棣為何後世能稱祖，實際是對他為明朝所做的貢獻之肯定，在士大夫眼中在強勢的朱棣時期至多隻能吹吹風，喊喊口號而已，所以才有了鄭和六次下西洋。

其實在宋元商業貿易就是非常繁盛的，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記載：趙構就曾得意的說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朱棣正是看到了宋朝貿易對國家的大利，所以決心不顧祖制也要幹成這事兒，無奈明帝國不是秦的根本法治社會，無法像秦國一樣作為根本國策。

到1424年，朱棣去世，士大夫們再次看到了“禁海“的希望，重新將禁海的議案提了出來，由於朝廷中以士大夫為首的”禁海“派佔了上風，於是，明仁宗下詔“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

中國從“大航海時代“從鄭和六次下西洋建立的邦交、貿易體的功績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大明的海上霸權一下從巔峰跌到了谷底，又回到了閉關鎖國的原點。 從洪武皇帝下令禁海政策以後，從事走私活動非常猖獗，許多士大夫及軍政官員們為了走私的暴利，私下參與走私團伙，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利益捆綁在海商們身上，形成龐大的灰色產業鏈。而士大夫們私下建立或入股走私貿易，一直持續到明朝的滅亡。

在洪武年間，安慶公主的夫君駙馬爺歐陽倫參與走私，被朱元璋下令處死。

據《明史》、《海上市舶司》記載：有關明中葉以後，福建到呂宋的海外貿易，動輒“商販數萬人“，私人海外走私貿易是空前的繁榮。

嘉靖年間，餘姚縣發生一樁滅門慘案，曾經的首輔謝遷的後人被殺，很大程度就是捲入了走私貿易分賬不均引起的。

一個叫汪直的商人建言朝廷開放海上貿易，當時他的要求就是像現在的國際貿易一樣，商人做生意，國家收稅，其實談的不是過分，朝廷未準。汪直索性直接帶二十萬人到中國燒殺搶掠。最後被胡宗憲誘騙被捕，最後被殺，據說被殺時還說：“你們殺我一個人沒關係，但是閔浙沿海的老百姓可就苦嘍。“

明朝走私一直尾大不掉，越演越烈“上至首輔家族“均參與走私，而原本應為國之稅之根本之計，卻全被權貴集團所收刮。到崇禎滅國前夕，國庫空虛，崇禎向士大夫們發起捐款求國，內閣首輔魏藻德第一個登場，含淚捐出了”省吃撿用”下來的五百兩，許多大臣紛紛糊弄只拿出幾百兩銀子，偌大的國家竟然只捐了幾萬兩銀子。

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從土大夫家中卻搜刮出7000多萬兩銀子，相當於約大明朝四年的財政收入。洪武皇帝是農民出身的皇帝，深知百姓疾苦，將官員的俸祿定得較低，當官的從朝廷得不到太多回報，就有了各種想辦法貪汙，可見人心之貪，如果崇禎在世估計會被氣得吐血而亡。

崇禎找到富得流油的老丈人周奎意圖讓國丈做個表率捐款，這個周奎卻不知脣亡齒寒的道理，一個勁的訴苦，只擠出了一萬三千兩，其中五千兩還是皇后變賣首飾塞給他，看起來多捐點。後來李自成打進了北京居然交出了三百萬兩，首輔魏藻德家中也搜出了數萬兩白銀。

所以說平日裡滿口仁義道德的士大夫們，平時裝出一派清流謙謙君子模樣，背地裡心思是如此之深。平日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實際上是為自己開一個長期吸血的口子而已。

鄭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後雖然徹底終止，但中國利用這套秩序繼續維持著對地緣政治的控制，一直持續到了清末甲午戰爭結束。可見其影響之深遠，意義之重大。

下西洋國策如果不被終止，繼續努力下去，藉助已經形成的國際影響力，繼續開闢海外市場，大明帝國完全有能力成世界經濟體的主宰者，建立一個以大明為核心的無比強大的白銀帝國，也就不會再出現後續落後西方數百年之悲劇。

只可惜士大夫為了自私利益的鼓動，又缺少極有遠見的後世之君傳承，讓大好前程付之東流。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