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敗仗要軍法從事”，不管是國民黨軍還是解放軍，在戰爭時期都有著一套軍事問責制的處罰制度，輕則當眾做檢討，重則撤職、判刑甚至槍斃，具體則要由部隊的受損程度和軍事主官是否犯有主觀上的錯誤來定。今天筆者就來介紹一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軍失利及戰後處分的事例。

贛西南蘇區是中央蘇區的衛星蘇區之一，行政上歸湘贛蘇區管轄，但在地區上卻位於江西省贛州市西部的上猶縣和崇義縣，與屬於中央蘇區的贛南蘇區僅一江之隔。1932年3月上旬，中央紅軍攻打贛州受挫後，紅三軍團和紅七軍組成西路軍，在軍團總指揮彭德懷和政委滕代遠率領下，西進上崇地區活動了兩個多月，極大地鞏固和擴充套件了這一根據地。

在西路軍的庇護下，贛西南蘇區的地方武裝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蘇區武裝正式升級為湘贛軍區第四分割槽，下轄崇義和上猶兩個縣獨立團，紅三軍團還在這裡設立了後方醫院，安置了600多名輕重傷員。到6月，紅三軍團主力北返中央蘇區，為了保衛這一新根據地，軍區指揮部將幾支地方武裝合編為一支紅軍地方正規武裝——獨立第十二師。

獨立第十二師師長為曾任紅三軍團團長的葉長庚為師長，政委為曾任紅三軍團第七團宣傳科長的魏恆，參謀長為曾任紅五軍連長的童山（也作童珊），全師起初共有兩個團500人槍，主要由上猶縣獨立團和汝城、桂東、遂萬贛游擊隊和紅七軍留下的部分傷病員組成。除了該師外，蘇區還有警衛團、獨立團、補充團和教導隊等各種名目的地方武裝，總數約上千人。

葉長庚是從國民黨軍投奔過來的排級軍官，參加過北伐戰爭，雖然沒啥文化但有一定軍事經驗，因此晉升很快。魏恆是青年學生出身，有點文化且能說會道，但缺少帶兵和指揮作戰的經驗，由於擔任中共河西道委書記的陳葆元曾在第七團任政委，與魏恆比較熟悉，因此才提名由他任師政委。

1932年7月，獲悉西路軍主力撤離贛西南蘇區後，國民黨軍粵軍餘漢謀部立即派第一軍第一師李振球部前來“進剿”，並很快佔領蘇區內的各主要縣城。面對敵軍的優勢兵力，8月下旬獨立十二師決定以少數地方武裝在蘇區牽制敵人，主力則出擊外線以求得發展，臨走時師政委魏恆為了加強主力，將崇義獨立團改編為師第三十四團帶走。

之後獨立十二師先後在贛西南各縣進行遊擊作戰，攻打了衙前、馬石井、唐江等地的地主保安團，繳槍數百。獲悉唐江鎮淪陷後，粵軍以四個團的兵力分兩路向獨立十二師夾擊而來，紅軍在師長葉長庚帶領下，向北連夜急行軍八十里，在板橋鎮橋頭崗阻擊追敵一夜。待敵退去，獨立十二師根據情報突襲遂川縣城，殲敵一個營300餘人，俘粵軍營長、副團長各一人。

獨立十二師在遂川縣城呆了三天，一面休整部隊一面開展群眾工作，通過補充俘虜兵和招募當地群眾，部隊擴充套件到近1800人，並整編為三個團，其中第三十四團團長吳某某，第三十五團團長田海清，第三十六團團長吳志高。紅軍戰士們手中的老式漢陽造步槍也都換成了粵軍從海外購買的新式步槍。

但此時在原蘇區堅持鬥爭的地方武裝卻損失慘重，10月河西道委書記陳葆元在與粵軍的一次遭遇戰中犧牲，各獨立團營基本解體。連設在崇義縣大王洞的紅三軍團後方醫院也被粵軍破壞，200多名重傷員被燒死，400多名輕傷員被俘，庫存的800多枝步槍和4門迫擊炮被全部擄去。

10月後，粵軍認為清剿基本結束，便將主力撤回廣東。獲此情報，在遂川城的獨立十二師準備回師蘇區，相機恢復淪陷地區，由於此時葉長庚患瘧疾無法行動，軍區批准其離隊休養，並由第三十五團團長田海清代理師長。

1932年11月，獨立十二師抵達原蘇區崇義縣思順鎮，粵軍在鎮上尚駐紮有第一軍第二師第五團的一個步兵營。紅軍對對方情況不明，不敢貿然進攻，只是派尖兵騷擾了幾槍，粵軍則乾脆堅守不出。田海清和魏恆就這樣帶領部隊在思順鎮對面的山上白白停頓了六個小時，直到粵軍第五團的另一個營趕來增援幷包抄獨立十二師側背時，才匆忙下令撤退。

紅軍只走了三十多公里，魏恆自以為已經沒有危險了，便下令部隊停頓下來宿營過夜。但此時粵軍第二師的兩個營早就在紅軍次日將要通過的鵝行山區設下埋伏。第二天紅軍果然通過這裡，結果遭到粵軍兩個營的伏擊，部隊立刻陷入混亂，只有一半得以突圍，另一半則潰散逃入山中，並在粵軍之後的搜山中大部分繳械投降。

此戰之前獨立十二師原有兵力1800餘人，步槍上千餘支，結果戰後收容時只剩下710人，步槍380條。但根據粵軍事後編撰的戰報顯示：此戰粵軍僅“斃匪二十名，俘百餘名，獲機關槍一挺，步槍百餘枝”。也就是說有相當一部分紅軍戰士是在混亂中帶著武器與大部分失散。

對於贛西南蘇區的淪陷和獨立十二師的失敗，1992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早有定論：“由於師政治委員魏恆沒有聽取第三十五團團長、代理師長田海清的意見，指揮部隊與數倍於紅軍的敵人硬拼，致使戰鬥失利……”

這一結論顯然來自於葉長庚於1961年接受採訪時的談話，他指出：“遂川戰鬥勝利後，政委魏桓、參謀長童山驕傲了……田海清代理師長雖是當事人，但沒實權，只得由他們決定……那時大部地方武裝編掉了，只剩少量地方武裝，同時，地方黨隨主力部隊活動，對地方武裝沒有抓緊領導，這樣就剩下十二師孤軍奮戰。”

由於葉長庚沒有隨部隊活動，顯然不能說了解事件的全貌，這一結論應該是來自他對當時戰後總結的印象。事實上，當時湘贛軍區所做的報告在提到鵝形戰鬥時也都有著類似的結論：一是認為由於地方武裝都被獨立十二師編調導致蘇區輕易淪陷，二是把責任都歸在陳葆元、魏恆和童山身上，指責他們是機會主義者和改組派分子。

不過，如果仔細考察當時的主客環境，便會發現，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以贛西南蘇區的區區一兩千地方武裝，來對付粵軍的一個正規師，地方武裝不管留多留少，都是以卵擊石，毫無招架之力，在這種情況下獨立十二師帶走一部分地方武裝出擊外線並無任何不妥之處。唯一有問題的，大概確實是魏恆、童山等人的指揮問題。

鵝行戰鬥失利後，湘贛省委開始追究起相關主要負責人的責任。師政委魏恆由於拍板了部隊經鵝形撤退的路線，被認為犯有“官僚主義、忽視黨的工作和貪汙腐化”，最終被撤職和開除黨籍，並被判處監禁三個月。

師參謀長童山由於在戰鬥失利後沒有及時掌握部隊，臨陣脫逃，導致整班整排的紅軍戰士在粵軍的喊話下主動繳槍投降，再加上他被查出有“改組派”的嫌疑，因而被撤職和開除黨籍，並被判處監禁一個月。之後童山和魏恆都消失在了相關歷史記錄中。

原師長葉長庚雖然由於生病沒有隨部隊行動，但被認定為對率領部隊離開蘇區而造成蘇區失陷負有一定責任，因此被撤去師長職務並留黨察看半年。之後葉長庚參加了紅六軍團的長征，又先後在晉察冀軍區和東北野戰軍工作，並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油畫《紅六軍團長征出發》

代理師長兼第三十五團長田海清由於在戰鬥中堅持了正確意見，因此雖然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但仍被任命為獨立十二師新師長。長征途中，田海清任紅六軍團戰鬥力最強的第五十二團團長，在甘溪戰鬥中遭桂軍包圍，最後彈盡糧絕跳崖犧牲。

獨立十二師則在之後一直隨湘贛軍區主力紅八軍活動，參與九渡衝伏擊戰和棠市伏擊戰的勝利。1933年7月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開始後，紅八軍被改編為紅六軍團第十七師，獨立十二師也被改編為第五十一團，此時恰好是該師成立一週年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