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處德國首都柏林，你會對這裡產生很多疑問：隨處都能看見偉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生機勃勃的新生活、最新銳的藝術和建築，當然也有悲慘的歷史遺蹟，這些地方有的美麗，有的空洞，有的醜陋，有的絕望。

二、

德國的歷史正好吸引我們直接面對人性的複雜性——它有時會攀越高峰，有時會墮入深淵，但始終同時具有救贖與和解的神祕可能性，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失敗時刻。

公元9年，阿米尼烏斯（德中國人稱其為赫爾曼）率領他的部落在條頓堡森林屠殺了三支羅馬軍團，從而有效地遏制了羅馬帝國向北和向東的擴張。這是生活在德國土地上的人們給歐洲舞臺留下的第一印象。

公元5世紀末，在義大利羅馬最後的痛苦時光中，日耳曼人既是羅馬帝國的守護者，又是羅馬帝國的威脅。

962年，疆域以德國土地為核心的撒克遜國王奧托一世在羅馬由教皇加冕為帝國皇帝，這標誌著神聖羅馬帝國的開端，這個帝國一直在德國的土地上延續，直至1806年被拿破崙徹底摧毀。

從15世紀中期開始，神聖羅馬帝國就被稱為“德意志民族的第一帝國”。可也漸漸進入四分五裂的小邦小國時代。

1450年左右，古騰堡開始在德國美因茨使用印刷機。它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項技術發明——如果非要比較的話，它至少和我們這個時代的數字革命同等重要。

1517年開始，在可以快速書寫和製作的印刷小冊子的幫助下，馬丁·路德發動了一場革命性的教會改革運動。

馬丁·路德聰明熱情、愛衝動、脾氣大、膽識過人，而且善於雄辯。他有一種以福斯能聽懂的語言表達觀點的本能力量，他致力於聖經的德語翻譯——他的精彩翻譯最終成為令德國語言實現標準化和更加穩定的里程碑。但路德曾經對猶太人進行過令人汗顏的大肆抨擊，其中著名的是他於1543年發表的《論猶太人及其謊言》，他還鼓勵過王公貴族們殘酷鎮壓1525年的德國農民起義。

路德教派逐漸深深融入普魯士的文化中，而普魯士後來發展成為德國最強大的一個邦國。

在德意志內部，普魯士逐漸成為歐洲最現代化、最具組織化的王國，是其他王國需要認真對付的關鍵力量。

從文化上看，在德國和其他地區，18世紀是一個知識和精神發酵的時代。科學上有萊布尼茨，哲學上有康德，文學上有歌德，音樂上有貝多芬……

如果說18世紀是人類取得卓越智力發展的見證，那麼19世紀則是城市化和工業革命驅動社會空前變革的時代。

1862年，俾斯麥首次受命領導普魯士政府，短短九年時間內，他下了一連串的妙手，統一了德國。

1890年，在佔據近30年的霸主地位之後，俾斯麥最終被廢黜，在他之後的時代，再也沒有人有力量和智慧來在他擁護並受他左右的皇帝或軍事領袖們之間維持平衡。

1914年夏天，德國處於悖論中。德國的經濟表現十分強勁，其貿易網路四通八達，文化生活充滿生機和活力。而悲劇的發生只需要一根導火索，這根導火索就是1914年6月28日爆發的薩拉熱窩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8年，德國戰敗，第二帝國同時退出歷史舞臺。

1930年，大蕭條的爆發沉重打擊了德國的經濟復甦。1932年末，德國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失業，納粹黨藉助恐慌、怨恨的福斯情緒一躍成為最大黨派，1933年1月，希特勒全面統治德國，是為第三帝國，直至1945年5月，希特勒自殺，德國戰敗，第三帝國消失。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自省的德國誕生了，在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它首次學會與鄰國和平相處，實現了民族和解。

三、

隨著第三帝國走向深淵，它對許多人的束縛日益明顯。這是德國的特殊旅程，在這趟旅程上，普遍的責任感提供了一種毅力，使它能夠沿著一條路一直走下去，直至終結。

二戰結束後，無論是福斯還是學者，德國還是戰勝國，人們都在強烈反思一個問題：為何會導致這樣可怕的結果？在德國的政治發展中，或者在德國文化中，或者在德中國人民中，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第三帝國上臺並領導這個民族走向深淵？

威廉·夏伊勒在1960年出版其引起轟動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中認為，從路德至希特勒一直存在一種清晰的延續性，“對當時統治者的盲從是德中國人的最高美德，而且還鼓勵奴性”。從路德時期起，根深蒂固的侵略意識，加上責任感、紀律和服從意識奠定了德國文化之旅的核心，最終導致納粹黨人的殘暴計劃輕易俘獲民心。

19世紀後期的流行文化中的哪些方面迎合了德國逞勇好鬥的英雄主義？第二帝國的好戰、尚武精神從何而來？納粹的反猶太主義又是源自何處？

這些特點在19世紀發展形成，而且已經生根和壯大。第一個特點是根深蒂固的責任感；第二個特點是日益膨脹的民族使命感——這種使命感讓德中國人相信自己的時代已經真正來臨了。

德中國人對責任和服從命令的痴迷已經成為傳奇。它甚至很容易變成一種笑柄——甚至德中國人自己也覺得可笑。

從第二帝國時代起，整個德國北部的墓碑上讚美的都是親人在履行職責時的無私奉獻。1945年5月，許多將軍只有在聽到希特勒的死訊之後才放下武器投降，即使他們在此之前早就知道一切都已成為泡影。

這種責任感有被政權劫持的風險，其目的會被認為凌駕於個人目的之上。由於害怕其他替代選項，廣泛傳播的責任感太容易退化為對政權的苟且服從。

在有序的表面背後是混亂，歷史可能再次重演，因此不能被遺忘。

四、

德國身份的脆弱性並沒有因為統一而緩解，部分根源在於它受到強烈的受害者心理的支撐。

19世紀，這種訊息非常明顯：大量作家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戰爭帶來的浩劫，這些描述通常和當時的新教徒觀點相呼應。

如果說法國是理性主義的土壤（今天基本上仍然是笛卡爾哲學），英國是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故鄉（主要天才為約翰·洛克和大衛·休謨），那麼德國則是形而上學和系統論的故鄉。自路德時期之後，康德無疑對德國的思想產生了最微妙、最深切和最強大的影響。

18世紀的普魯士是歐洲第一個實施義務教育的公國，教育不僅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明的載體。

隨著19世紀的到來，許多人將日耳曼尼亞精神視為一種信念、一種使命、一種命運，這種使命感受到某種歷史觀的支援，而這樣的歷史觀主要歸功於黑格爾。

幾股力量絞在一起：受害者心理為新德國政府的令人不安的攻擊性提供了支撐。黑格爾的歷史動力意識支撐著帝國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又會導致一種責任感。

隨著時代向前推進，德國的民族願望走上了一條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坎坷道路。在這條坎坷路途上，德國的自我表現穿越了記憶、夢想的大地，最後以夢魘結束。

五、

在腓特烈·巴巴羅薩時代（公元12世紀），德國民族並不存在，德語是一系列方言，而不是某種單一的標準化語言，這種語言有地理特徵，而使用這種語言的地域逐漸被認為是德國土地。它被廣泛用於各種故事和歌曲，而故事和歌曲又變成了共同的遺產。隨著時間的流逝，那些分享這筆遺產的人在別人眼中和自己眼中變成了同一個民族。

民族主義釋放的途徑是權力意志，而不是審美沉思。

扭曲的浪漫主義本能，赤裸裸的、徹底血腥的民族主義，惡毒的反猶太主義，擁護元首原則和德國的東方使命。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納入了所有這些觀點，因此他書中的觀點並非他的原創。

六、

隨著對使命的渴望和感受變得越來越強，德國的自我表現勾起了越來越多的記憶，同時也描繪出自己的夢想。

19世紀的最後10年間，阿米尼烏斯（公元9年打敗羅馬帝國的入侵）被推崇為日耳曼民族的英雄。阿米尼烏斯並不孤獨，中世紀最後一位在德國土地上獨攬大權的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公元12世紀）也加入了萬神殿。希特勒入侵蘇聯的行動就命名為“巴巴羅薩計劃”。

巴巴羅薩和阿米尼烏斯神話的背景是森林繁茂的德國自然景觀。所有國家身份都受其地理狀況的影響，甚至包括那些已經高度城市化的國家。對於英中國人而言，在其民間記憶中，大海仍然是決定性力量；對於俄羅斯而言，這種力量是荒蠻的草原；對於中國而言，這種力量是偉大的河流。在德中國人心目中，存在各種同樣強烈的記憶和印象，其中首先是關於森林的記憶。

德中國人口密度是英國和法中國人口密度的兩倍，但其森林覆蓋率高於法國的森林覆蓋率，是英國森林覆蓋率的三倍。

從樹林裡尋找寶藏的民間傳說是格林兄弟最重要的靈感源泉。《格林童話》中很多故事已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小紅帽》《漢塞爾與格萊特》《白雪公主》《灰姑娘》《青蛙王子》《睡美人》等等。

七、

在二戰之前，反猶太主義並非獨自存在於德國，而且在德國甚至沒有表現出特別的狠毒。反猶太主義是一部分資產階級和貴族社會茶餘飯後的閒聊——但它同樣存在於英國和法國。

如果僅以因人為原因死亡的人數為標準，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所擔負的責任也許應該和納粹一樣多；如果以死亡人群的規模和故意消滅特定人群為標準，蘇聯再次成為這種可怕獎勵的有力競爭者。

從整體上看，為什麼德中國人對納粹政權的抵抗如此稀少？部分答案是，這個政權獲得廣泛支援的原因在於它早期取得的成就，再加上它至少實現了它的部分目標。假如希特勒在法國陷落之後的1940年夏季去世，他可能會被視為民族英雄而流芳百世——他會被認為是一個成就甚至超越俾斯麥的天才領袖。但隨著烏雲降臨，廣泛的認可逐漸演變成了一種怯懦的屈服。

他們生活在一個警察國家中，任何抗議都會被無情處置。從這個方面來看，納粹德國和其他靠恐怖統治的極權政體並沒有什麼兩樣——從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到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再到北北韓，莫不如此。

文化的代價如何？答案如下：納粹政權通過成立帝國文化協會，牢牢地控制了意識形態，因此文化的地位日漸式微。

受虐者變成肆虐者是人類經驗中最古老的模式。

1944年底，盟軍踏入德國本土後，蘇聯紅軍強姦了成千上萬的婦女，法中國人的表現也好不到哪去，但當局卻幾乎沒有制止這種野蠻而原始的獸行。

隨後，大約有1650萬德中國人被驅離東歐，其中大多數人遭受了非人的虐待。超過200萬德中國人因此而慘死。1945年1月，載有數以千計難民的郵輪威廉·古斯特洛夫號離開哥尼斯堡時被一艘蘇聯潛艇擊沉，時至今日，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嚴重的海上災難。

如此報復，亦非正義之舉。這又一次證明，罪惡沒有專屬權。

人類歷史已經一次又一次證明，復仇只會引發新一輪的復仇。

八、

20世紀40年代末，在西方盟國和蘇聯的操縱下，一個分裂的德國出現了——就像400年之前的宗教斷層線一樣（指路德反抗羅馬教會後德國本土上分成的新舊教派鬥爭），意識形態構成的斷層線分裂了這個國家。

奧地利，這個國家在一戰結束時自稱為“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多次調查表明，大多數人逐漸將自己視為奧地利人，而不是德中國人或德意志奧地利人。（希特勒也是出生於現今奧地利國土上的德意志人）1946年，奧地利啟用了新的國歌，不可逆轉地踏上了獨立旅程。

1949年，聯邦德國（西德）正式成立。同年晚些時候，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在東部蘇聯佔領區成立。

美國首先推行馬歇爾計劃，然後又實施貨幣改革，將西德的經濟從崩潰中拯救出來。東德不僅無法自由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而且實施了完全獨立的貨幣改革，同時被迫以物質、產品設施和勞動力的方式向蘇聯賠款。

如果說20世紀40年代末引入的貨幣改革和其他結構性變化是西德在戰後實現經濟成功的基礎，那麼幾乎在同時實施的憲法和政治改革同樣十分重要，因為它們為西德的民主程序奠定了基礎。

1961年8月，東德建立了一堵柏林牆，這堵牆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事實上，柏林牆將東德從人力資源大量喪失導致的崩潰中解救出來，坦率地說，其唯一的優勢是將注意力集中在它的經濟理由上。在東部地區，柏林牆帶來的心理影響讓東德永遠難以從陰影中恢復過來。這個政權變得不再信任自己的人民，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偏執狂，於是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開始肆意活動。

1989年，東西德統一成現今的德國，在某種意義上，東德的奔潰只是東歐多米諾骨牌中倒下的又一張骨牌。

九、

1996年，一位名叫丹尼爾·戈爾德哈根的美國政治科學家出版了一本書《希特勒的自願行刑者》。

戈爾德哈根認為德國整個文化中可能存在一種被稱為“殺人罪”的東西，幾個世紀以來，它扭曲了普通德中國人的身份。

世界上各地的許多專業歷史學家對戈爾德哈根的觀點感到憤怒，不難發現，戈爾德哈根的論點和材料證據並不一致。

但引人注目的是，德國接受了這本書。在戈爾德哈根前往柏林進行巡迴演講期間，聽眾座無虛席。1997年，《德國與國際政治通訊》雜誌宣佈授予他民主獎——多位學者對其稱讚有加。其他人注意到，人們對這本書的爭論持一種開放心態，這表明德國已經準備正視自己的歷史——這些人認為，這樣的心態本身就是一種無言的自豪之源。無論公眾對這本書的基本論點持何種看法，至少顯而易見的是，正視第三帝國的事實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做法。

德中國人越來越決意要千方百計地尋找罪惡的根源，以確保德國生活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再遭受責難。

毫無疑問的是，仍然有許多人在走進墳墓時也沒有承認自己的不作為和過失導致的罪惡。如果將德國對其罪惡的清除和日本或俄羅斯仍未系統面對自己的創傷進行對比，差異非常明顯。

十、

1992年，《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確立了歐盟的誕生，同時致力於建立共同貨幣。正是這項共同貨幣計劃首先保證了德國走上新歐洲領導者的位置。

在發達世界中，德國擁有的移民數量名列第二，僅次於美國。

在“民族品牌”指數排行榜上，德國位列第二，僅次於排名第一的美國。

十一、

德國的故事既不完整也不完美，因為現實中從來沒有盡善盡美之事，但它畢竟是一個非凡的故事，而且具有普遍的人類意義。